职业打假：王海喻辉 南拳北腿

　　两个“刁民”，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湖南，他们各自打理着自己的打假地盘，南拳北腿，12年来，成就了中国职业打假人的缩影，演绎了一部民间职业打假人的“草莽英雄传”。

王海在阅读报刊上有关喻辉的报道

　　王海：戴墨镜耍酷又自保
　　
　　也许是3·15这个特殊的日子的原因，王海的手机一年一度地又热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您拨的用户正在通话中”的语音提示。前天下午终于拨通了，雄浑的男声从话筒那边传过来……
　　
　　举报者拿不到回执，消费者无法监督
　　
　　记者：通过这么多年的职业打假，你认为目前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还存在那些问题？
　　
　　王海：行政执法单位监督制度设计不合理，如举报者拿不到回执，往往会出现处理也可以，不处理也可以的的现象，消费者无法监督。目前，我们国家在打假方面没有建立行政回执制度。任何一个举报人和申诉人将制假售假行为举报给行政执法单位之后，按理应该得到一个明确的书面回执。现在只是个别单位有这种回执，大部分行政执法单位缺乏这样一种有效监督、有效避免行政执法单位滥用职权的行政回执制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建立开放性立法局面，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是：有关手机三包的条例是由手机生产企业起草的，有关物业方面的条例是商业公司或物业公司起草的，这样的条例肯定是维护企业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怎么体现？这样的条例只能让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一定的削弱。
　　
　　设立最低赔偿，消费者会乐意打几块钱的官司
　　
　　记者：你觉得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待完善？
　　
　　王海：最主要是制度的设立上还有待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保护还不够，如果向侵权方索陪，侵权方一般都以票据为凭证，而消费者花费的时间、精力包括精神上的损失都是无法用凭证来证明的，所以消费者最终得到的赔偿大多是体现在票据上的损失，如果消费者只买了几块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按照票据赔偿，消费者就吃亏，因为如果一定要较真的话，维权途中产生的费用会比商品价格高出很多倍，所以大多数消费者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样消费者就吃了哑巴亏。我觉得应该要借鉴美国的做法，确定侵权最低赔偿，美国的最低赔偿是200多美元，那么消费者打几块钱的官司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赔偿，这样有利于消费者维护自己的权益。
　　
　　和谐社会，公益行为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
　　
　　记者：自从1995年你打出职业打假旗帜后，有关知假买假的争论就没有休止过。你怎么看？
　　
　　王海：说我是“刁民”，这是他们无知、愚昧。我要说的的是，在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公益行为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非议一直就有，诽谤都有。任何一个工作，都有职业风险，像我们这个工作是在不断地树敌，对方被我们查出来往往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货物，这么大的一块利益受到触动，他肯定心里不满意，这可以理解。另外还有很多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这样一件事情也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也可以理解。
　　
　　有关我是不是消费者的问题，这样的争议已经毫无意义了，这是从法律上实现不了的，是无法辨别的。
　　
　　对职业打假人的出路，充满信心
　　
　　记者：从个人打假到成立打假企业，可谓鸟枪换大炮了。可是有一个现象：虽然打假规模大了，却感觉你露面比以前少多了，有没有想过哪一天金盆洗手，不打假了。你觉得职业打假还能坚持多久？
　　
　　王海：暂时没有想过，不过我一直还在坚持。我们的常年客户要我们配合他们打假，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要做的比较低调一点。因为现在客户不是很希望被消费者知道他的产品有被假冒的情况，这样担心影响市场销售，所以就没有被媒体曝光，也就有了一些关注我的人的猜疑。
　　
　　戴墨镜：耍酷、自保两不误
　　
　　记者：从事打假危险性比较高，可能遭到制假公司的报复，你那副不离身的墨镜是用来自我保护，还是耍酷的呢？
　　
　　王海：耍酷？就算有点吧！不过更多是用来作自我保护用途。我们的案子一般是由我们的律师和调查员去开展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的能力，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大的问题。当然平时也有一些自我保护，一般抛头露面的话，有一个眼镜戴一下，一般的场合都没有人认识我，这样也是一个有效的举措。

喻辉指着满箱的假冒伪劣产品说：“这是我的战利品！”

　　喻辉：带了两个打假徒弟
　　
　　王海打出“民间职业打假”大旗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深受假冒伪劣产品坑害的喻辉先生放弃自己的美容学校，积极响应王海打假行动，在湖南长沙打出了民间职业打假旗帜。媒体好几年的热炒，使喻辉成为全国民间打假维权知名人士。近两年，喻辉被媒体曝光的次数较少，喻辉目前是怎样的现状呢？他的职业打假之路还走得顺利么？
　　
　　喻辉的家在天心区某社区的一栋楼房内，来到阳台上，喻辉指着几大箱货物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的“战利品”。货物种类很多，有烟、酒、保健品、药物、食用油等。
　　
　　自1995年与妻子分手后，57岁的喻辉至今仍过着单身生活，夜深人静时，喻辉感到特别孤独。
　　
　　打假从来不戴墨镜
　　
　　谈到近两年很少在媒体露脸的原因，喻辉坦言：因为以前媒体曝光太多，导致很多人认识他，每次到商场去打假，商场经理总是引开他的注意力，或请他去喝茶，或假装跟他聊天。很多商场的营业员也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有些紧张。近两年，喻辉有意回避媒体记者的采访，最近几天，他拒绝了好几家媒体的采访。
　　
　　喻辉说，人们都生活在消费空间里，经常会有人在消费时受到欺诈，一些正规的企业、知名品牌也深刻被不良商人仿冒侵权。喻会希望通过他的职业打假行动来净化消费市场。与王海不同的是，喻辉在公共场合或面对媒体时从来不戴墨镜，“正义肯定压倒邪恶，我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既然我能看到商家的真实面目，也希望他们看到我的真实面目。”喻辉认为他的行动没有必要弄得这么神秘。据喻辉介绍，1996年、1997年打假时经常有人打恐吓电话给他，或者变者花样跟踪他，他因此五次更换住址。现在，威胁、恐吓的现象少了许多，这主要是行政执法部门加大了打假力度，打假的氛围越来越浓，消费者维权意识也强了很多。
　　
　　打假代价要比以前高了很多
　　
　　这些年来，喻辉一直没有停止过打假，他什么事情都不想干了（以前曾开过打印店、美容学校、餐馆），就把打假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国家出台了对商品多项强制性政策，市场规范了不少，假冒伪劣相对于我们刚开始打假的时候少了许多。职业打假的环境比以前好了些，可是查假难度要比以前大了很多，因为制假售假比以前更隐秘了，我们付出的打假代价要比以前高了很多。“也许我在职业打假岗位上下岗的时候，就是消费者最高兴的时候，没有假可打了，证明市场很规范了。”
　　
　　带徒弟坚持个人自由打假
　　
　　不久前，喻辉被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特聘为工商系统行风监督员。他还偷偷地带了两个徒弟，现在两爱徒在云南进行职业打假，每年配合企业打假能赚数十万，他们也跟师傅一样，开始很少在媒体露面，行动很隐秘。喻辉不想效仿王海成立商务调查公司，他依旧坚持个人打假，他认为个人打假很自由，他不想太偏离自己打假的轨迹。王海从个人打假演变为公司行为时有争议，喻辉说，他跟王海都是圈子里的人，不便评价王海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