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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官司的被告是浏阳市人民政府，而代表市人民政府出庭应诉的是市委常委、副市长熊清溪。
虽然此案没有当庭宣判，但对于原告、63岁的七宝山乡升平村西岭片朱家组的村民廖伟兴而言，“能与副市长对簿公堂，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不服行政处理村民状告市政府
坐在法庭上，廖伟兴显得很淡定。
而在今年6月上旬收到浏政林处【2014】6号行政处理决定（以下简称“6号决定”），要撤销他的“林权证”时，廖伟兴的心情是很不满的。一番咨询后，廖伟兴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在得到“维持6号决定”的复议结果后，10月25日，廖伟兴一纸诉状将市政府及第三人升平林场告上法庭，认为“6号决定”事实认定不清楚、确权依据不正确，请求撤销6号决定。
“6号决定”与一个山场有关。时间回溯到2001年3月。当时，朱家组召开全组户主会议决议，将鸭公冲山场分给廖伟兴；2006年1月，廖伟兴领取了相关林权证。
而早在1987年，朱家组与升平林场就签订了《合同协议》，明确鸭公冲山场为联营山。2006年3月，升平林场也依程序领取了相关林权证。
“在升平林场与朱家组存在联营事实的情况下，政府只能依据法律法规，将林木权属确认给升平林场。”被告表示，经审查立案、勘验调查所作出的“6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也是正确的。
法庭质证辩论后，合议庭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鸭公冲山场的权属确认事实是否清楚、“6号决定”的依据是否正确。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庭审，由于案件比较复杂，法庭并未当庭宣判，将进一步核实，并组织当事人进行协商。
百多人旁听“体现庭审公正公开”
“其实，今天坐在法庭上，我内心很激动。”休庭期间，廖伟兴对记者说。
“状告市政府，一开始内心也有些不安，更没想到副市长会出庭。”廖伟兴表示，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与副市长对簿公堂，这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而这起案子，也吸引了一百多人前来旁听。
市民林先生认真地听完了整个庭审，旁听过多起行政诉讼案的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副市长出庭应诉。
“以前大多数都是委托他人出庭，领导出庭的情况并不多。”林先生认为，这体现了庭审的公开和公正，“说明我们的制度在完善，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在增强。”
市法制办主任郭曦认为，这场庭审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在场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不管最终的判决结果怎么样，我都相信法律的裁定。”廖伟兴说。
新闻延伸
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成常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任浏阳县县长的谭仲池曾出庭应诉，与村民对簿公堂，成为浏阳首例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的典型案件。
而如今，“一把手”应诉在浏阳已经形成常态。3月4日，市人社局局长缪传良出庭应诉，即是浏阳今年实行行政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化机制的一个开端。
受一些传统思想影响，过去行政案件审理时行政机关负责人一般都不愿意出庭。为使“民告官”见官不难，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浏阳一直在探索构建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长效工作机制。
2月19日，浏阳市政府出台了《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办法》，规定了行政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相关情形，界定了行政负责人的具体职务、明确了出庭任务和最低出庭次数等。
为避免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流于形式，该办法还规定了败诉应对制度、整改制度、考核监督制度和统计通报制度，以及“应当出庭、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的行政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等内容。
郭曦介绍，今年浏阳三十多起行政诉讼案中，大多数都有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其中有十余位单位一把手出庭应诉。
新闻点评
群众维权与遵法意识在提高
“今年我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分别都有三十多起，相比往年明显增加。”郭曦表示，这体现了群众维权意识和遵法、崇法意识的增强，群众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郭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搭建官民平等沟通桥梁、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
“我们只有共同搭建起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群众互相交流的平台，才能增进人民群众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浏阳市法院主管行政审判的副院长高德懋说。
“随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成为常态，行政审判工作在保障人民权益、促进依法行政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彰显，将为切实解决征地拆迁、征收补偿、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云良说。
与此同时，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全面推行，不仅有利于行政负责人了解本单位在行政管理工作、应诉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便及时改进，而且通过行政首长与原告面对面交流沟通，更有利于促成行政案件的直接审理和“官民”矛盾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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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首度修改
“民告官”渠道进一步拓宽
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作出的首次修改。
行政诉讼法是一部“民告官”的法律。
近年行政诉讼案件逐渐增多，但一些行政机关千方百计不当被告，导致很多应当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进入了信访渠道，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信访不信法”的情况。统计显示，近年来全国法院年均受理行政案件仅有十几万件，占全部案件总量的比例很低。
为此，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进一步拓宽了“民告官”的法律渠道，完善了依法维权和化解行政纠纷的机制。同时，通过对现行行诉法起诉、审理、判决、执行等机制的改进和完善，扩大了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强化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
与此同时，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修改后的法律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是特别强调，老百姓告官要见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虽然由谁到法院去应诉，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但是通过这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缓解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案件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