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江古商城入口。　本报记者 周立耘摄

　　一江碧水绕凤凰。　本报记者 刘 磊摄

　　湖南西部，武陵山区，风景秀美如画，积淀厚重似书。

　　舒展画卷，必定绕不开两处节点，一北一南，恰似相互呼应的“双子星”，光辉闪耀。

　　阅读书本，必定绕不开两段精彩，勾连古今，凝练着历史的记忆，寄托着今人的乡愁。

　　她们是两座古城，一个叫凤凰，一个叫洪江，共同经历过往的兴衰，也正承载当下的梦想。只不过，同她们相互接近的物理距离相比，各自眼下的命运，却又大相径庭：一个边城不边却面临“不堪重负”困扰，一个曾经的湘西中心却亟盼走出“独守寂寞”困局。

　　商业化大潮下，古城当如何安放？两座古城，正呈现出两个版本的故事，各有所得，又各有烦恼。

　　走进这两座古城，了解其过往，探究其现状，展望其未来，或许可以为这个纠结的命题，找寻些许答案。

　　大师笔下飞出的“凤凰”

　　“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欲浮凸起来，仿佛用手去摸触……”

　　距离沈从文写下这段文字，已有数十年之久。先生或许想不到，自己笔下“那个小城”虽然仍“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却已是当今中国最有名的小城之一。

　　在沈从文、熊希龄故居前回味历史，在青石板小巷里品咂静谧，在吊脚楼下的咖啡馆里享受时光变慢的松快……慕名而来的游客，不断刷新着这里的旅游接待纪录——2014年，前来凤凰的游客人次已超900万。

　　古城的面纱，似乎是在本世纪之初被突然揭开的。彼时的凤凰，正面临“二次创业”的艰难抉择。

　　凤凰曾经“以烟而兴”。凭借着县卷烟厂的红火，这个湘西小县竟一度成为湖南为数不多的财政收入亿元县。变故却不期而至：上世纪末，烟厂面临政策性调整，支柱产业不再，5000余名职工需要安置。

　　出路在哪？凤凰人想到了旅游。

　　捋一捋搞旅游的“家底”，也着实底气十足。青山环绕，江水静淌，山水风光本就秀丽，湘西独有的民族风情又为其添上一抹神秘。更为可贵的是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集群——明清之际的城楼城墙、官宅民居、庙宇祠堂，积淀着触手可及的厚重历史，连同从这里接连走出的名人大家，给小城罩上了一圈圈足够耀眼的光环。

　　置身现代化浪潮中，这些古老的“家底”曾多次遇险。上世纪80年代，当地百姓的腰包开始鼓了，拆旧楼、盖新楼的人多了，这让时任县长的吴官林感到不太对头。1986年11月，县政府布告全县，划定古城保护区、沱江保护带和名人故居、祠堂庙宇保护点，“在这些区、带、点范围内，不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还是个人，不得建造超过两层的建筑物……”

　　还有人一度打起了距县城24公里的一座石头古城的主意，“把黄丝桥古城拆掉，留下的石材不正好可以给建水库用？”看似精明的盘算，同样被吴官林“一脚踩住”。一次会上，吴官林在全县干部面前表态：“多吃包谷子，多打炮筒子，不拆城墙石头子。”

　　前人的呵护，为后人留下了难能可贵的转型资本。

　　然而，转型难题缠身。时任县文化局局长的任正雄坦承，“旅游怎么发展，很多干部脑中都是一片空白，基本没有概念。”同样窘困的是启动资金——支柱产业“青黄不接”，古城维护开发只能“等米下锅”。

　　彷徨中，叶文智带着自己的旅游经营理念，走进了凤凰决策层的视线。在此之前，他已在张家界的旅游开发中初露锋芒。

　　2001年第一次到凤凰谈合作时的情景，叶文智至今记得，“县里的旅游开发已摸索了两年，依然没有人气，县城开门营业的餐馆，大约只有3家”。

　　这并未浇灭他投身古城开发的热情，合作协议很快达成，凤凰古城八大景点的经营权被有偿转让给叶文智的凤凰古城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负责景点的维护和开发——把景点经营权转让给私营企业，凤凰开了全国的先河。

　　大胆的尝试伴随争议而起步，却赢得了出乎意料的开局，瞬间点燃凤凰的人气。

　　“2004年前后，旅游突然火了起来。”一直关注古城保护的凤凰县电视台副台长吴勇回忆，随后几年的旅游人气几乎一年一个台阶，“最初只在黄金周人多，后来一般周末的人也多了，现在几乎每天人都不少。”

　　名气和荣誉接踵而至：2009年凤凰古城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2年晋升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凤凰区域性军事防御体系”进入新一轮《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沈从文笔下的那座偏僻“小城”，业已飞出了湘西的大山，闻名于世。

　　高墙大院里的商业“活化石”

　　凤凰向南，车行2个多小时，群峰叠翠的嵩云山下，沅水和巫水汇流处，便是洪江。

　　沈从文笔下，洪江是另一番况味：“由辰溪大河上行，便到洪江，洪江是湘西中心。……通常有‘小重庆’称呼。”

　　往西，连接大西南，扼西南之咽喉；往北，通洞庭，连湘江，达长江，入东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发达便利的水运条件，注定了自兴起之时，洪江就被赋予了浓郁的“商业贵族”气质。

　　“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洪江当老板。”早在明清时期，洪江全城3.8万人中，一半寄命于商。时人记载“商贾骈集，货财辐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

　　走在古城曲曲折折的青石板路上，拂过一面面斑驳的高墙，仿佛能听得见历史的回响。“每一栋商号都是一个家族的传奇，每一个物件都是一脉历史的承载，每一家店铺都佐证着一条商业准则的内涵。”曾任怀化市洪江区文化局长的曾湘洪，十几年来专注研究洪商文化，对洪江古城的“家底”再熟悉不过。

　　古城内建筑，基本为明、清、民国时期所建，其中，会馆、商行、客栈、镖局、报社、作坊等无所不包，规模之大、气势之雄、建筑之奇、保存之好，国内罕见。“跟其他古城相比，洪江保存了最为完整的商业社会形态，这是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优势。”曾湘洪说。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活化石’”“明清民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中国商道文化的百科全书”……专家学者们毫不吝啬赞美之词。著名古建筑及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称之为“中国第一古商城”。

　　沅水静静流淌了500多年，洪江的高墙大院依旧，只是当年的繁华变换了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地处西南咽喉的洪江，因水路运输便利，一举成为国内“三线建设”的主战场。几家大型军工企业进驻，火柴厂、瓷厂、纺织厂等应运而生。这座历史悠久的商城，变身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工业之城，其工业总量一度占怀化市的40%。

　　因水而兴，因水而衰。时代的变革悄然而至：更快捷更高效的铁路和航空运输兴起，水运走向衰落，再加之大型企业开始迁往长沙、株洲等地，国营企业遭遇困境，上世纪80年代，洪江走到了发展的拐点。

　　“从20万人到区区七八万人，感觉坐了一趟过山车一样，洪江城一下子空了。”洪江人自嘲，当时只剩“四万人”： 一万人下岗、一万人退休、一万人在职、一万人打工。

　　一切的荣光似乎成了过眼云烟。与凤凰古城几乎同时，洪江谋求新生的眼光，落到了先人留下的这座古城。

　　2000年文化普查，洪江古商城令业内“惊艳”。“第一次发现了洪江有这么大一片古建筑群，从那之后，对古商城的调查和挖掘工作开始启动。”洪江区管委会副主任吴祥深说。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人提出了对古商城的保护方案。曾湘洪告诉记者，当时正是洪江工业最红火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考虑到古城保护的事”。直到本世纪初，古城的保护与开发才被正式纳入政府决策。

　　同凤凰一样，“起笔”之初遇到同样的难题：缺资金、缺人才。几经掂量，2005年洪江引进一家企业，试图借鉴凤凰的做法。结果，用曾湘洪的话来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几年下来，洪江依旧是“墙内开花墙内香”。

　　古城“双子星”，冰火两重天

　　仅仅因为一张吊脚楼照片的触动，王曜决心要到凤凰来看一看。当时的古城街道上，还鲜有商铺。这位在外漂泊多年的蜡染艺人掏出身上仅有的350元钱，从一位阿婆手里租下一间门店。一待，便是12年。

　　如今的他已在凤凰娶妻生子，门店也已扩展到16家。12年时间，他的生活连同他所在的这座古城，都在改变。

　　去年，凤凰共接待国内外游客956.18万人次，较上年增长123万——每年百万级人次的强势增长，已延续多年。

　　“以前看游客增长数据，更多的是高兴，现在看数据，却会感到些许担心。”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说。

　　心态微妙的变化，投射出“幸福的烦恼”。这些年，凤凰像是被市场拉着跑。

　　曾有人评估凤凰游客的合理承载量：每年约为450万人次。而早在4年前，凤凰全年的游客接待人次就已超过600万。

　　最火爆的场景出现在黄金周。古城景区内，人流只能以最为缓慢的速度挪移。住宿价格就算翻了几番，依然一床难求。

　　人气驱动着商机。客栈、商铺、餐馆、酒吧……各类商业业态在古城内快速生长，到如今几近饱和。王曜的记忆中，上世纪初一栋吊脚楼的价格也就数万元，“现在200万元估计都买不到”。

　　商业化也改变着当地人。“以前，游客从凤凰老百姓家门口路过，会被邀请进屋吃饭；后来，上个厕所要收费，照相合影也要收钱。”凤凰古城保护协会秘书长吴佳俊说。

　　王曜当年“一见钟情”的古城，似乎躲到了商业化的背后。曾有游客感叹，原本前来寻找儿时的梦，却发现古城“旧魂”难觅、乡愁不再。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说得更为直接：“翠翠跑了。”

　　相比凤凰的火爆，300公里之外的洪江，境况却是“冰火两重天”。

　　洪江竹木厂退休职工瞿忠春，10年前开始担任古城内钱庄的解说员，“工作特别轻松，每天接待10多个旅游团，每个团的规模不到10人，每天都在等着游客来。”

　　10年过去，人气在一点点攒聚。可瞿忠春如今每天接待的旅游团也不到20个，差不多只有周末或者节假日，才有累的感觉。

　　古商城内徜徉，难见人流如织，没有人声鼎沸，忽然从不远处的巷口传来一阵游客的笑声，才让人惊觉身处一个国家4A景区。

　　据统计，2014年洪江接待游客252万人次，不到凤凰的1/3。“自己和自己比，这个成绩是一个进步，但还有提升的空间。”吴祥深感慨。

　　人气不足，制约着配套设施的跟进。

　　3年前，一位投资商在洪江古城附近建了当地唯一一家具备三星级以上接待能力的酒店。然而除了节假期间，平时的入住率并不理想。“人气起不来，商家不敢贸然投入；配套跟不上，又留不住游客。”在洪江区管委会主任罗国宇看来，这是洪江亟须破解的一个“恶性循环”。

　　眼看邻近的凤凰“越飞越高”，洪江的管理者们多少有些心急。在多方寻觅经营合作方却未能见效之后，他们也找到了叶文智，希望凭借其在凤凰的经验开发洪江。

　　最好的利用是最好的保护？

　　阳光照在斑驳的城墙上，青石砖的痕印清晰可见，恍若历史的年轮。城墙古道旁，杂草正密。

　　这里是凤凰八大景点之一的黄丝桥城，我国保存得最为完整的石头古城之一。

　　古城内原本遍布兵营，却日渐被民居所取代。城墙上俯瞰，黄丝桥村党支部书记胡付雄用手指向几处，“古兵营只剩下这3座了。”

　　这座吴官林当年力排众议保护下来的石头古城，正面临危机。本世纪初，黄丝桥的经营权连同沈从文故居等七大景点一起打包转让，却因为居民搬迁的问题被搁置开发。同凤凰古城的人流如织相比，冷寂是这里的主色调。

　　“最好的利用其实是最好的保护。”叶文智所坚持的观点，似乎成了眼下黄丝桥古城命运的另一端注脚。

　　事实上，叶文智刚刚进驻凤凰古城所面对的状况，并不比黄丝桥好多少。

　　古城内的景点当时是由县里面几家单位“包干”，比如县政协就“认领”了熊希龄故居的保护和经营。“门票大概是2元一张，一年下来的经营收入不到1万元，哪有多少经费保护？”吴佳俊说。

　　类似的艰辛，洪江同样经历。

　　曾湘洪任文化局长时，洪江尚无一栋国家级保护建筑，能够申请到的保护经费，一共也就7万元。政府只得自己去摸底，遇到重要的建筑就自己挂牌保护，自己掏钱维修。

　　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私合营后，古商城内的窨子屋，大多用作公租房，租给了当地的困难户。曾湘洪曾经测算，当作公租房的窨子屋，每年租金也就100多万元，而古商城一年的维修资金就要100万元，保护经费远远不够。

　　“当年，住窨子屋的大多是大户人家，定期给房屋上桐油能起到保护作用，可后来住的都是困难群众，生活紧巴巴，哪来的钱刷桐油？”曾湘洪说。

　　几乎天天都有垮房、起火的，这让曾湘洪每天都感到提心吊胆。看到政府挂牌的保护建筑日渐减少，他当时就感到“离开利用谈保护，很难实现”。

　　保护经费的问题至今还在困扰洪江。古商城内，具有“国家级保护文物”身份的建筑仅仅18栋。除此之外，一般文物的修缮经费尚未找到来源。“整个古商城有380栋文物建筑，80%亟须抢修。”罗国宇说。

　　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阎友兵认为，古城镇的价值在于其积淀的历史和地域文化，对其实施保护的目的在于保存其历史印记，延续其文化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与利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机械地割裂。

　　他并不认同绝对化的保护，“古城不是遗址，不应让其成为空城、死城，而是应有活化的空间。”在他看来，适度的商业开发不仅不是古城镇的“梦魇”，而正是利用途径之一，比如旅游，“游客到古城古镇来感受历史，不正是历史文化的代际传承吗？”

　　事实上，商业化利用让古城价值在另一个维度得到彰显，并更能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同。“全县8万人靠着古城谋生，他们比别人更清楚，不能毁了自己的金饭碗。”凤凰县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副主任吴超培说。

　　这种“利益共同体”的观点，获得管理者和经营方认同。凤凰旅游开发之初，保护规划与保护条例就相继出台，成为“护航”古城的法规体系。更大的力度在于资金投入。凤凰县旅游局副局长付群智说，没有搞旅游之前，文物保护资金每年大概20多万元，现在，每年光对文物保护单位的投入就有3000多万元。

　　“搞旅游开发，只能保护资源而不能破坏，就像作品一样，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决定着它的市场价值。”叶文智说。

　　然而，在阮仪三看来，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博弈和冲突是明显存在的——经营方更看重利润，而本是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方，则时常因政绩等多种因素驱使，忽视古城保护利用的内在规律。

　　这位80多岁的“古城卫士”，曾在2001年参与编制凤凰古城保护规划，也一直因为规划未能完整落地而难以释怀，“现在的沱江边挤满了吊脚楼，有的足足盖了4层楼，以前的吊脚楼有这么高吗？”

　　“我并不反对商业开发，关键看如何开发。”阮仪三表示，保护与发展并不对立，应当坚守的是底线和边界，即商业开发不能破坏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核，“破坏古城的商业化，绝对不能要”。

　　留给后人怎样的古城？

　　虽然对发展大方向依然保持十足的信心，但管理者们同时也坦承，如今的凤凰再次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发展亟须从“粗放式”转向“内涵式”。

　　2013年4月，凤凰实施“门票新政”：变以往的景点收费为景区收费。虽然一时异见汹汹，但两年多时间过去，新政已基本按照管理者的初衷良性运行——既没有造成游客数量“断崖式”下跌，又为原本“不堪重负”的古城提供了转型提质的条件。

　　“门票新政”背后的“减负”逻辑，同样体现在古城景区的延伸上。仅仅0.91平方公里的古城核心景区，早已显得过于局促。凤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时荣芬告诉记者，眼下的凤凰景区正在实施“三延伸”：往沱江上下游延伸、往南华山上延伸、往乡村游延伸。管理者希望通过拓展空间，有效疏解游客，为他们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

　　沱江下游，由黄永玉捐建的第五座风雨桥——“云桥”，即将完工。以此为地标，当地政府希望拓展出一片彰显凤凰人文底蕴的沿江风光带，就像“云桥”的名字一样，充满诗意。

　　拓展区的业态被严格规划，定位于“安静”和“文化”。“可以开书吧或者咖啡吧，但不搞商铺和酒吧，我们希望这里成为在凤凰发呆的首选地。”时荣芬说。

　　“云桥”溯江而上，一排尚未完工的吊脚楼在江边“裸露”。时荣芬解释说：“原本是想建商铺，已经被叫停，我们计划在这搞一个沈从文作品和生平的活态展示长廊。”

　　古城内，商业业态开始做“减法”：对于城内接近饱和的商铺、餐馆、酒吧等，严格控制增量，鼓励外迁。

　　7月，从古城外迁至城郊“文化旅游经济开发区”的镇竿阿牛食品公司，已经开始试运营。“原先民居内的作坊式加工已被质监部门明令禁止。”33岁的老板彭明方将搬迁理解为企业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他们的主打产品“血粑鸭”产量将由原来的年产20万包，扩大到500万包。

　　与商业“减法”同步的，是文化上的“加法”。比如，古城内的民居，凡是做与文化相关的业态，每年都将获得财政补贴；政府还明确表态，将尽可能地为文化场所提供空间。

　　凤凰一度“被市场拉着跑”的状态，无疑让洪江的管理者以及经营方深思。叶文智也在反思，在他看来，外界对凤凰过度商业化的质疑，源自古城业态规划与控制的欠缺，是商业业态“野蛮生长”的后果。

　　眼下，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自然还是洪江最紧要的事。过去数十年，难以发挥功用的老码头、老会馆、窨子屋日益破败、不断消失，现代化建筑则见缝插针式地在古商城内生长。政府和经营方已准备启动必要的修复和拆迁，力求尽可能恢复古商城的旧貌。

　　洪江区工委书记邓小建告诉记者，政府正在搜集一些老建筑的建筑图纸，努力“修旧如旧”。叶文智对此小心翼翼。他透露，曾为了修复材料的选用尽量符合历史，公司开了6次会，“从一块砖、一片瓦、一扇窗开始，按照经典的标准来建”。

　　但是，洪江古城怎么开发，不论是管理者还是经营方，已开始试图更为巧妙地把握保护与开发的平衡。“想清楚了再动手，不要做成近距离的简单重复。”叶文智变得更为谨慎。

　　“人行一道，镖走江湖，合吾……”迎面走来一群镖师，押着镖车和镖箱，镖号喊得响亮。

　　这并非影视剧，而是古商城忠义镖局内的场景表演。古商城游览，类似的“微型历史情景剧”轮番上演：在钱庄、在客栈、在镖局等，演员们身着古时旧装，再现往昔场景，让人恍若置身当年。

　　从单纯听讲解，到历史情境再现，叶文智的设想还包括建“商庙”或“商道文化博物馆”，希望通过商道文化的挖掘整理，让古商城成为商人们的“朝圣之所”。

　　阮仪三也认同这样的创新，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心态应当平衡，不要一味追求门票收入或者游客数量的增长，衡量古城的“终极标尺”，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洪江试图提炼出古商城背后的文化内核，让这座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化石”，讲出商道文化中的精彩故事。

　　“合吾——”镖声响亮。穿越历史的时空，洪江似乎看清了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