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红网时刻记者 吴公然 实习生 李姿 长沙报道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改革开放，两者几乎同时进行。这两件大事在改变广大中国人的命运上发挥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因为高考，大量农家贫困子弟跃出农门，上演知识改变命运；因为改革开放，大量中国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院长邹学校，1963年出生于湖南衡阳县桐梓乡界西村，一个衡阳、娄底、邵阳三市交界的偏远村庄。他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参加高考，后来从求学到科研，近40年人生之路所获得的成功，离不开时代的造就。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科院院长邹学校（左二）调研辣椒育种。（资料图片）
求学：从学习只是“副业”到“卖房子也要读书”
上世纪70年代，在求知欲望最为强烈的少年时期，农业劳动却占据了邹学校大部分的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得他喘不过气，尤其在双抢时，他每天要插一亩田，割半亩禾。在体力消耗巨大的同时，吃的稀饭、南瓜汤等食物又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搞劳动非常煎熬。
在那个为填饱肚子而奋斗的年代，在条件有限、师资水平不高的乡里学校读书，学习的时间和内容都难以得到保证。邹学校至今记得，那时没学过地理和历史，英语学了一点皮毛，相对于劳动，学习只是“副业”。
尽管学习条件差，邹学校依然在学习上表现出很强的天赋，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校认为邹学校等几人有希望考上大学。于是在1978年秋季开学不久，桐梓中学从100多人的高中班中选拔了邹学校等7名学生，送到衡阳县六中插班学习。
在高手如云的县城中学，曾经乡里中学的佼佼者成了后进生。由于学习进度不同，很多东西都还没学过，邹学校感觉自己有点跟不上班。往往下课后，别人在休息，他却在缠着老师和同学问自己不懂的内容。他那时就一个想法，尽力去弄懂学习内容。
邹学校这么拼命读书的原因，除了在乡下劳动时被压抑的求知欲被释放以外，还有就是此次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在衡阳县六中插班学习所需学费生活费约30元，可家中拿不出这笔钱，铁了心要读书的邹学校倔强地跟父母说：“卖房子也要读书。”最后，家中两位未婚的哥哥把用来结婚的钱凑给了他。
读大学实习时的邹学校（后排右三）。（资料图片）
升学：从“没想过考上大学”到“考上大学没人相信”
1979年夏天，年仅16岁的邹学校参加高考。考前，哥哥问他：“如果考不上，你还要不要复读啊？”感受到了哥哥的为难及家中的窘境，16岁的邹学校说：“不复读了，我去打工。”
“当时考了整整3天，考了6门功课，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英语。数理化是我的强项。英语不计入总分成绩。”邹学校回忆。
考完之后，马上填报志愿。邹学校填了长沙铁道学院、南京气象学院、湘潭大学和湖南农学院，此外，还填了衡阳农校。虽然填了志愿，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考上大学，尽管努力了一年，但他认为自己还没把功课学好。
没想到，成绩出来后，邹学校的分数超过了重点大学录取线，总分500分考了320多分，考上了湖南农学院园艺系蔬菜专业，而当时的大学录取率仅仅只有8%。
当邹学校的录取消息传到界西村的那一刻，这个历史上从来没出过大学生、信息极度闭塞的村庄好像还没做好准备，村民认为这消息是假的，不相信他能考上大学。但事实上，他确实考上了。
邹学校（最后一排右五）大学毕业。（资料图片）
理想：从“供销社售货员”到“中国工程院院士”
读大学意味着什么？未来的路怎么走？邹学校心里都没底。饿着肚子长大的邹学校那时有一个理想，如果读完大学能去供销社当个售货员，就非常满足了。在他印象中，售货员能吃上国家粮，餐餐有饭吃，还能每月有20元的收入。
借钱打了一床被子，做了一个行李箱，邹学校就这样带着对未来未知的忐忑走进了大学校门。走出穷山窝，来到大城市读书，邹学校摆脱了曾经少年时期那种繁重体力劳动的煎熬，可以一门心思学习。而且17元一月的助学金，让邹学校不仅能吃饱肚子读书，节余的钱还能用来买生活用品，大学四年他只花了家里100元。
书读得越多，人生目标越明朗。邹学校在大学毕业时考上了研究生，准备在辣椒育种研究领域开创一番事业。50元一月的生活补助，让他在读研时不仅日子过得宽裕，还有余钱寄回老家，待遇比参加工作的人不差。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让他开始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
1986年，邹学校开始参加工作。由于在学习阶段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他和团队的科研成果出得很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邹学校团队先后育成辣椒品种湘研1～20号、湘辣1～4号，成为那时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辣椒品种。
到1996年，70多人的邹学校团队创造的经济效益达4000多万元。他本人继1994年被评为院里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后，在1998年又被评上湖南省最年轻的研究员。2017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6月，他又被评为全国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之一。
邹学校查看辣椒生长情况。（资料图片）
农民：从“没日没夜干活收成少”到“一年四季要什么有什么”
从考上大学到现在，邹学校最为波澜壮阔的人生年华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近40年的时间里，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邹学校家里有5个劳动力干活，但一家七口人还是吃不饱饭，晚餐有时候就是一个红薯。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会说，那时国家人口比现在要少，按道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多，农业收成少没道理，肯定是干活偷懒了。
邹学校表示，恰恰相反，那时人们的勤劳程度绝对举世瞩目，为了一家人吃饱肚子，干农活几乎没日没夜，原因是因为制度和科技的落后才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出台，农业收成马上就有了大幅提高。而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种地越来越容易，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现在迎来了“一年四季要什么有什么”的丰裕时代。
最近几年，邹学校屡屡出国援助其他国家农业技术，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感受更深了。有一次，他乘飞机来到一个受援国，下飞机时，看到该国的飞机场周围种的都是玉米，而我国的飞机场周围很多都是草坪。然而，这个耕地被如此充分利用的国家，国民的粮食依然短缺。他认为，这就是农业生产效率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结果。
改革开放40年，广大中国人正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随着邹学校团队培育的辣椒新品种不断涌现，人们的舌尖将变得更加有味，日子过得更加“火辣辣”。
来源：红网
作者：吴公然 李姿
编辑：向宏鑫
本文为红网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