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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宋念申。受访者供图
今天，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幕。28年前，一首《亚洲雄风》响彻在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北京开幕式上。“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几乎每个人都能哼唱，心中升腾起强烈的自豪感。
“我们亚洲”，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片土地被称之为“亚洲”，这个名字是我们自己取的么？
“东亚问题”，当新闻中提到中国、朝鲜、日本、韩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问题时，常用这四个字概括。为什么叫“东亚问题”？东亚，较谁之东？是“西边的人”叫的么？
“闭关锁国”，这个熟悉的名词常被用来形容16到19世纪的东亚，并被归结为东亚各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直到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国门。当年的东亚真的“闭关锁国”么？
如果仔细品味，这些几乎已经内化为“常识”，人们习以为常并用得无比顺溜的语言和观点，几乎都是从“西边”看过来的。对于“西边”的欧洲来说，我们是东亚；对于坚船利炮的英国来说，我们是“闭关锁国”。
但是，今天，旅美学者宋念申新作《发现东亚》对这些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念有了新的解读，他试图梳理出一个不以欧洲殖民现代观作为参照的“东亚现代”，并把这个现代的起点，定位16世纪。意味着早在“坚船利炮”到来前的300年，东亚的“现代”已经开始。
命名“东亚”屁股是坐在西边的
摊开一张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小学学过的“七大洲”：亚、欧、非、大洋、南美、北美和南极洲。
可是，问题来了：其他大洲都边缘清晰、相对独立，为什么欧洲和亚洲明明属于一个大陆板块，却被分成两个“洲”？
“是，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黑海和土耳其海峡这些‘天堑’，构成了欧亚的地貌分解，可第一，它们并不比喜马拉雅山更有地理分隔意义；第二，也并未成为东西交往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洲界呢？搞得今天‘横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很闹心，时不时纠结自己姓‘欧’还是姓‘亚’”。”宋念申说。
于是，他认为，“与其说‘亚洲’是一个天然的地理单位，不如说是人为的认知单位，当然严格说起来，其他‘洲’也是。”
但是，我们的“亚洲”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它的邻居欧洲制造的。
《发现东亚》考证了亚洲（Asia）的词源：“亚细亚”（Asia）一词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东方。这个“东方”最早仅指希腊毗邻的所谓小亚细亚地区，后来逐渐扩大，变成了涵盖地球上近30%的陆地面积、超过60%人口的超大区域。
而今天常说的东亚（EastAsia）从词源上讲就是“东方的东方”，“屁股还是坐在西边的”。
而且，宋念申在文中指出，东亚身份的逐渐清晰，正是形成于和“欧洲”的互动。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和印度文明就像心智未开的儿童；近东文明（埃及、叙利亚）则像刚刚成长的少年；希腊文明算是青年；而罗马文明才标志人类历史的成年。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亚洲是专制、落后、愚昧、停滞的，反衬出欧洲的自由、先进、文明和进步。亚洲实际上是作为欧洲的反题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亚洲存在的意义，在于证明欧洲何以是欧洲。”
因此，亚洲、东亚以及对亚洲的理解和定义带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性的，以一套单向度的、线性的时间观去解释自身和世界。”宋念申说。
西方对于东方的“浪漫想象”
于是，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
当现代化的西方面临各种文明病症时，他们又往回看，从这个代表“过去、落后”的亚洲寻找拯救。
“物质过剩了，就到印度宗教里寻找‘灵性’；城市生活空虚了，到西藏雪原皈依‘智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亚洲反题’不光是愚昧、落后、封闭、保守，它也可以是落后得很浪漫的。”
宋念申提到一部电影《最后的武士》，影片里现代和传统的矛盾焦点在于“火器”。火器代表工业文明，而拒绝使用枪炮，则代表武士高贵的荣誉感。
“实际上，火器在16世纪后期就风靡日本，不要说打仗的武士，就是更高阶层的大名们也对各种新枪械趋之若鹜。”宋念申说，“日本人对枪械还多方改进，并逐步完善了战术战法。很难想象，在你死我活的战场，有谁会放着更有杀伤力的武器不用。一个基本常识是，军事需要总是人类技术革新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说火器有违传统精神，为日本武士不齿，满足的不过是好莱坞对东方的香格里拉式幻想。”宋念申认为，此类对东方的想象看似正面，但仍是把西方和东方按照时间序列对立起来。有趣的是，这种西方想象却总被一些东亚人内化，“参与着把自身打造成异域的努力”。
上个世纪80年代，张艺谋的名作《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与此同时，有人质疑这部影片有“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故意给西方人看中国的落后面”的“嫌疑”。
对此，宋念申说：“在《红高粱》产生的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重新寻找自身定位的方式。当时可供选择的参照系，的确只有欧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我觉得不必过于从道德上解读，把它看作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就好。”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不愿意被西方“定义”，那么我们自己“定义”自己好了。于是，一些“定义”产生了：“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中断的古代文明”“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根”……
这些听起来似乎并没有“毛病”，细究起来似乎还是值得商榷的。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单数还是复数？它还应该包括东北、蒙古、西藏、新疆和西南地区。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并不是汉字区，当地人的很多经验不是用汉字记录的。甚至湖南的很多地区都不是历史上的汉语汉字区。”
“还有，如果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本质，那么历史上使用汉字的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算不算‘中华文明’呢？清代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可清代的官定‘国语’恰恰是满语文，我们怎么处理这些看上去矛盾的现象呢？”
宋念申说：“‘本土’概念是在对外交流、交往过程中才产生的，当我们把‘外’设定为‘西方’，我们才有了一个‘中华文明’的想象，也才有了‘汉字是本质’的认定。”
宋念申恳请读者不要做本质主义解读。本质主义意思是“假定在‘外部文明’到来之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土’传统，致力于向内寻求中国/东亚的‘核心’‘精髓’，以找出一套独立于西方的文教制度，比如汉字、儒家、以及（本地化）的佛教等”。
在他看来，“文化一刻不停地在变化，总在内外互动中吐故纳新——就好像源于印度的佛教被逐渐内化为本地信仰一样”。
如今被称之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服饰之一旗袍，学者在追溯其起源时也会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旗袍是从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发展而来；也有人认为是西周麻布窄形筒装或先秦两汉的深衣等等。所以，“中华文明”也不能被视为一个似乎完全独立于本土的文明，它一直是在不断吐故纳新的。
当我们反对和“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走入了“中国中心主义”，即“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孤立的个体，从一个不间断的时间逻辑中寻找其特殊性”。宋念申说。
于是一些“传统”被“挖掘”出来，比如汉服、中国画、国学等等，“很多人喜欢把东方构想成偏重精神的，以区别于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
“我喜欢看画，过去学习时常听到中国画重‘意’不重‘形’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可南北朝时代谢赫提‘六法’，其中就有‘应物象形’。中国传统绘画门类繁多，绝大多数都非常强调‘形’的刻画。同样，欧洲传统绘画的门类也很多，即使再注重结构或解剖，赋形也并不是最终目的，‘形’也是为了传达‘意’的。”
因此，宋念申说：“我主张的是超越‘中心主义’。中心主义的要害并非是从某一地域出发看待世界，而是以一套单向度的、线性的时间观去解释自身和世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西方当作敌人，而用中国中心主义，或者日本中心主义去替换这个西方，那中心主义的逻辑并没有变，只不过是主体变了。”
东亚真的“闭关锁国”吗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超越“中心主义”？宋念申提出了一种“网络”性的视角：“就是说，这些个体只有放置于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之中理解，把它们看作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才更为准确。”
让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那场著名的战争：“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场战争，因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大潮的清朝被迫打开国门……”
这是我们关于鸦片战争最常见的描述，这场战争也被定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中国现代化的起点。而16到19世纪的东亚也被描述为一个封闭保守的世界。中国“闭关”，日本“锁国”，朝鲜则是“隐士之国”。
真的是这样么？宋念申认为：“这些修辞，其实源自近代欧洲，是为殖民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后来借由坚船利炮和资本渗透，它们也成了东亚人在欧洲中心主义阴影下，认知自身的某种方法和‘共识’。”
那么，当时的东亚是否真是“封闭”的呢？宋念申认为：“如果没有东亚（以及非洲、美洲）世界的参与，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全球开疆拓土，所向披靡？实际上，这片后来被称为‘东亚’的区域不但从未自外于世界，而且是贸易全球化重要推手之一。”
波士顿倾茶事件，这场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著名事件中的茶叶就全部来自中国南方。340箱茶叶，占大头的是当时比较廉价、销量也最好的福建武夷红茶，共约240箱，还有15箱工夫红茶、10箱正山小种、15箱熙春和60箱松萝，东印度公司估计这些茶叶价值在9659英镑左右，换成今天的币值，大概接近200万美元。“福建和安徽的茶农在1770年或1771年摘下的这些普通的叶片，几年后竟在世界另一端，掀起革命的狂澜。”
16世纪开始的欧亚、美洲和非洲间物产大流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原产于美洲的土豆、玉米、番薯、辣椒、花生等，在明朝中后期通过欧洲人传到东亚。这些作物的逐渐普及，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区的人口增长，使本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更多劳动力，而且大大丰富了东亚人的食谱和味觉。“今天的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红薯、花生和辣椒的世界了吧？”
早期全球化中最受欢迎的商品，包括枪支、酒类、丝绸、贵金属、皮毛、糖、香料、茶叶、陶瓷等等，“其中对东亚现代历史产生特殊影响的‘商品’是白银”。
“中国自身并非产银国，整个东亚除日本外，产银能力也不强，而美洲白银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可或缺。可见16世纪以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繁荣稳定，早就和域外产品的输入，特别是白银的输入密不可分，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毋庸讳言。仅从这一点出发，恐怕就不能简单断言，近代早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是被动和单向的。”
“当抛开了‘中心主义’的视角，并学会‘把个体放置于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之中去理解’，这在生活中可否通俗地理解为‘换位思考’和‘将心比心’？”记者问。
宋念申答：“有些相似。我们如果要理解历史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确实需要设身处地，不作过于形而上的评判。但‘换位’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赞同，而是要体察为什么当时、当地的人会这样想问题，什么使他们做出特定的选择，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迫于什么样的压力、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对我生活的影响也许就是：对不熟悉的事情会更谨慎，避免用当代人的好恶标准去做简单的善恶评判。”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赵颖慧
来源：红网
作者：赵颖慧
编辑：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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