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荣诚鞋业有限公司在衡阳县兴建两条硫化鞋成品生产线，解决了近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决定》摘要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报记者 彭雅惠

　　从深圳坐高铁向北，两个小时就到了郴州；再乘汽车往东，约半小时车程便到达郴州出口加工区。

　　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淼往返这段路程已3年。他决定将留在深圳的产业也逐步搬到郴州来。“这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环境越来越成熟，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对出口企业发展十分有利。”

　　3年前，国内镍氢、锂电池领域龙头企业格瑞普还在深圳。为降低生产成本，刘淼决定将企业搬迁至内地。他到全国各地考察，选择企业转移的理想地区，“当时到郴州一看，园区建设十分规范，建有大量标准厂房，水、电、交通等配套齐全，感觉什么都准备好了，对我们完全是‘虚位以待’。”2010年，格瑞普投资3.2亿元，租赁了近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只用了1个多月就将生产基地移至郴州。

　　格瑞普不是个案。台资企业“炬神电子”2011年9月决定将总部和生产基地迁至郴州，租赁标准厂房，同年12月便投入试生产；欧姆龙入驻衡阳从签约到投产也不过两个多月；“亚洲鞋王”九星控股将其销售总部从上海搬迁到了湖南；富士康将其40条“亚马逊生产线”从深圳迁入湖南……

　　在省商务厅副厅长罗双峰看来，这些都是我省探索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取得的必然成果。他介绍，从2008年开始，为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湘南开放开发等战略机遇，全省被“倒逼”大手笔改革，从顶层设计、市场准入到投资环境、工作效率、企业保障等，都更加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要求。

　　我省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决定》、《关于加快推进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湖南省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等一系列举措，成立了高规格的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在财政投入上，2011年设立规模为2亿元的省级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2012年又新增1亿元的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资金，并将开放型经济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引进来”的政策支撑体系得以大大强化。

　　为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要求，我省重大平台搭建、重点园区建设、重点区域对接、重大项目引进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近3年，我省打造了郴州、岳阳、益阳、永州、衡阳、常德6个国家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兴建20个省级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重点（试点）县；全力推进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并启动了两批重大项目。每年建设标准厂房1000万平方米，国家级园区达到13家，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阵地”。衡阳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岳阳城陵矶、长沙空港综合保税区申报取得实质进展，湘潭九华综合保税区获批；长沙、衡阳、郴州、永州 “内陆无水港”加紧建设；城陵矶临港新区和长沙临空产业园正着力打造出海出境水空大通道……

　　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全省外资、外贸、外经“三外”联动，今年上半年，我省实际利用外资47.7亿美元，居中部第一。

　　我省企业“走出去”同样大显身手。从2006年至今,我省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多年位居中部6省第一。

　　省委、省政府鼓励一大批优势企业以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合资合作的方式，设立境外制造基地、研发中心和资源勘探开发基地。通过对外投资，我省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资源勘探开发企业，充分实现了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融合。

　　中联重科2008年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后，2011年其混凝土机械年销售额增长到250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50%，远高于中国混凝土机械行业的复合增长率。株洲南车时代电气通过收购加拿大大功率半导体商Dynex Power Inc 75%的股权，获得了最先进的IGBT封装芯片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株洲南车顺利打入“金砖国家”市场。

　　罗双峰认为，下一步我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点在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要实现从低端到高端、从粗放到两型的转变，着重引进带动性强的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同时鼓励我省优势企业抱团出海、借船出海，在国外实现集群式发展，最终实现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势互补。

　　罗双峰表示，为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我省今后将不断完善政策支持，探索发展新机制；“点对点、专业化、产业链”，创新招商引资新模式；着力打造区域、园区和功能性平台，搭建新平台；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培育竞争新优势。

　　群众热议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定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布局。现在沿海地区劳工成本、生产成本飙升，已经不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扩大内陆开放，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等，将“倒逼”内地改进公共服务、营造良好投资环境，这就给企业提供了转移 “阵地”的条件，给企业家吃了“定心丸”。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实际上是延长了许多产业在国内的生命周期。

　　——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淼

　　国家战略一定要围绕整个国际环境来制定实施。现在世界经济局面复杂，但中国始终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全球都对中国寄予厚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是顺应全球经济发展需要，此时提出恰逢其时。其中明确提出要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意味着中央可能出台更多政策，让沿海进一步带动内陆发展。如果湖南能抓住机遇形成开放高地，经济发展会一飞冲天。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许和连

　　开放型经济上升到体制层面，标志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旦体制真正开放，外资、民间资本就会进入垄断领域，金融、电信、交通等行业格局出现大调整，带来竞争，促使服务不断改进，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好事。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退休职工 彭柱湘

[NextPage]

　　抓住机遇对接上海自贸区
　　
　　——访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亚斌

　　本报记者 彭雅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有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也给湖南这个内陆省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12月3日，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亚斌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我省如何把握机遇对接上海自贸区提出了建议。

　　张亚斌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新的国际环境与新的历史起点，对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在战略上进行了全新的部署。

　　一是明确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张亚斌指出，开放型经济不同于外向型经济，它是一种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依托，商品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模式。开放型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来说，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开放促改革”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特别是我们这种内陆省份，一方面要以开放倒逼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以改革促进开放，形成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

　　二是明确提出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及沿海内陆开放的相互促进”。张亚斌分析，只有推动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联动，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的协同，才能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规模效应，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张亚斌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这些政策对我省发展开放型经济特别是实现与上海自贸区的对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三是明确提出要“放宽投资准入”。这意味着要将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减少政府管制与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观念有重大转变，管理模式必须全面创新。

　　张亚斌认为，近年来湖南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步子较快，成绩可圈可点，但整体发展水平仍较落后。我省应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以对接上海自贸区为抓手，切实推进我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战略布局上的对接。湖南必须下好岳阳这步棋，实现湖南经济的“北扩”战略，将岳阳以城陵矶港为中心的沿长江150公里左右的经济带，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将全省大运力工业配置在这一区域，重点发展物流航运业，上承重庆、武汉，下启上海、南京，顺长江黄金水道可直通上海自贸区港口。长株潭地区则着重对接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服务业，将自贸区作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跳板。

　　其次是规则层面的对接。上海自贸区并非国家优惠政策洼地，而是国际化的改革创新高地，其最大“特权”在于“先试先行”，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接关键在于“规则”相通。我省也应利用好“先试先行”的“政策红利”，鼓励各地区特别是长株潭与岳阳率先实践“负面清单”管理，通过制度改革破题开放型经济发展。

　　最后是战术层面的对接。当务之急在于一一破解与上海自贸区对接的瓶颈问题。张亚斌举例，现在岳阳城陵矶码头的货物不能直接进入上海自贸区港口，因为拿不到“路条”。如果相关政府部门与企业通力合作破解这类难题，就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于岳阳长江经济带；岳阳长江经济带实力的提升，又有助于强化与上海自贸区的协同，也可望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