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左）与陈明仁。

1949年8月4日下午，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程潜、陈明仁领衔、37位湖南军政要员联署发表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人民民主政权，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8月5日，湘籍著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麟、仇鳌等100余人通电响应起义。当晚，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创造了北平、绥远和平解放之后的“长沙方式”，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浩劫。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渡过浏阳河，从小吴门开进长沙城。

其实一年前，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还在公开场合多次高唱反共高调。到底这一年时间内，是什么因素促使程潜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当时活跃在长沙城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些什么？党史中多次提到的中共长沙特别支部在里面发挥了哪些作用？且从1948年11月长沙岳麓山下桃子湖畔的一场特殊家宴说起吧。

桃子湖便宴：三方代表，四种身份

时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里回忆，尽管程潜当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跟共产党“拼命”，但省工委分析后认为，他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拥护国共合作，自己又是湖南人，不能不替家乡人民着想，包括返湘主政后的不少举措都偏向人民。更重要的是，程潜与蒋介石和桂系都有矛盾，所以程潜走和平道路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湖南省工委确定由地下党员余志宏专门做以程潜为主的上层统战工作，由周里直接领导。余志宏和程潜是醴陵同乡，是前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与上层多有交往，当时正在湖南大学担任讲师。

得知当时住在湖南大学附近的省政府顾问方叔章被称为程潜的“军师”，余志宏想办法认识了方叔章，并通过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动员方叔章去做争取程潜的工作，毕竟，方叔章早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思想倾向进步。

1948年11月19日，由余志宏安排，方叔章出面邀请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副教授萧敏颂、讲师余志宏到位于长沙岳麓山下桃子湖畔的家中赴宴，同时受邀的还有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萧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和程潜族弟程星龄。这场家宴后来被周里称为“桃子湖便宴”。

萧敏颂。

值得注意的是，方叔章、萧作霖、邓介松和程星龄当时都是程潜身边最受信任的人，而萧敏颂则是以民盟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身份出席，这场便宴表面上看是湖南省工委、程潜、民盟三方的一次政治会谈，事实上，萧敏颂还有另一层鲜为人知的身份——中共长沙特别支部党员。

说是便宴，实则赴宴的宾客从早上一直谈到晚上。话题只有一个：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尽管上午多数人都吞吞吐吐，但午饭后，邓介松、萧作霖、程星龄和方叔章终于吐露湖南军政各方面的内部实情，以及程潜主和的看法及顾虑。亲历者邓介松说：“庄谐并出，自朝至暮，愈谈愈接近，愈起劲”。

李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只直率地说了三句话：程颂云应当保卫湖南的和平（意即湖南的和平解放）；蒋介石不会有兵到湖南来，只是白崇禧从武汉后退时到湖南有一个时期的停留。应善于自处。”

程星龄、邓介松和萧作霖将李达主和劝言转告了程潜，并得到了程潜的认可。由于李达具有中共一大代表的特殊身份，与会的国民党人士立即悟出了他为地下党传话的含义。

关于“桃子湖便宴”举办的具体时间，八位赴宴者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1948年11月19日。周里、程星龄、萧作霖在回忆录中都持这种说法。邓介松回忆录中记载的时间是11月间；萧敏颂夫人曹国智回忆录中记载的时间是11月19日。另一种是1949年1月19日。这是程潜和余志宏回忆录中的说法。而李达在《自传》和《促程潜起义的经过》两篇文章里，将时间分别记为1948年11月19日和1949年1月19日。

那么“桃子湖便宴”到底发生于什么时候？考虑到1949年1月19日前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国内政治军事局势已经明朗，且当年元旦，连蒋介石都已在《新年文告》里发出了求和声音，桃子湖畔方家的那顿家宴上，三方也无需就国民党的未来进行沟通了，所以，“桃子湖便宴”的具体时间可以确定为周里等多数人说的1948年11月19日。

“桃子湖便宴”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半个月，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国共军事斗争态势尚未彻底明朗。便宴不仅为程潜与中共联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施途径，也增强了实权派邓介松、萧作霖等人拥和的信心。包括1949年成立和平促进会等等措施，均出自桃子湖会谈的启发。

而萧敏颂受邀赴宴也证明两点：一是长沙特支的统战工作已经深入到国民党湖南军政高层；二是民盟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发挥作用。

扑朔迷离：四次更换上级的长沙特支

1935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萧敏颂原籍江西省泰和县，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北平市委和湖南省临委先后失去联系，期间多次尝试恢复党组织关系未果。1941年，萧敏颂与夫人曹国智在广西贺县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湖南最早入盟的盟员。

1948年，萧敏颂在长沙与三十年代北平地下党时期的同志、特支委员宋绍尧重逢。由当时的特支书记陈克东介绍并经上级批准，萧敏颂在长沙特支重新入党。

从时间上看，参加“桃子湖便宴”的余志宏，包括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当时都不知道萧敏颂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这得从长沙特支组建的历史说起。

“父亲生前说，1949年1月，长沙特支第一任书记陈克东在香港与他交接时，对于特支建立情况只说过一句话：‘我是于1947年由武汉到长沙负责长沙特支工作的’。特支的前期情况我也不清楚。”长沙特支第二任书记刘晴波之子刘士明对观潮君说。

受父亲临终嘱托，刘士明从1998年开始广泛搜集长沙特支的资料、访问地下党员，最终厘清了长沙特支的历史脉络：

1947年10月

中共湖北省工委成立不久，为策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中共中央上海局向湖北省工委下达了“积极开辟大江两岸工作，准备配合大军三月渡江”的指示。湖北省工委委员陈克东根据省工委“执行大江两岸计划，沿粤汉铁路鄂湘段几个大中城市展开工作”的指示，在岳阳建立了支部，在长沙建立了特别支部。这两个支部都隶属湖北省工委。陈克东兼任长沙特支书记，岳健中、宋绍尧任委员。武汉市工委还在衡阳建立了直属支部。

1948年7月

上海局决定改组湖北地下党，撤销湖北省工委，成立了武汉地下市委，长沙特支划归武汉地下市委领导。市委委员陈克东仍兼长沙特支书记。

1949年1月

上海局决定：长沙特支脱离武汉地下市委系统，由上海局直接领导。刘晴波1月在香港接手长沙特支工作，1月中下旬，在陆菊如（陆方）掩护下到赴长沙任特支书记，张立武（岳健中）、林南任委员。

1949年5月

1949年5月，长沙特支随上海局常委、组织部长钱瑛系统转入中共中央华中局。

1949年7月1日

根据上级指示，长沙特支与长沙市工委合并。

可以看出，长沙特支从成立开始，其上级领导关系一直在湖北或者上海局，而非湖南省工委。也就是说，长沙特支在湖南开展地下工作期间，与湖南省工委系统一直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

据刘晴波回忆，1949年1月，他在香港与陈克东交接工作后，钱瑛再三交代他，到长沙不能与湖南省工委有任何联系。这是预防一旦湖南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作为应变力量，还有一支直属地下党可以继续在长沙战斗。这也是上海局下属的重庆市委、湘鄂特委遭毁灭性破坏后的“两手准备”应变措施。

钱瑛。

但是，随着地下工作的开展，两条线上的地下党员在工作中发生交叉碰撞，长沙特支的党员一度被湖南省工委和长沙市工委怀疑为敌人破坏我党地下组织的“红旗特务”，特支有暴露的危险。尽管如此，钱瑛仍坚持不让省工委和特支接通关系。直到1949年6月底，特支作为应变力量的必要性已经消失，已调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钱瑛派人到长沙向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传达上级指示，刘晴波他们的“红旗特务”的误会才被消除。

所以当萧敏颂接到赴宴邀请时，长沙特支处于武汉地下市委领导时期，时任长沙特支书记陈克东指示萧敏颂不得暴露特支党员身份，要以民盟身份出席，周里和余志宏自然不会知道萧敏颂也是党内同志。

促进起义：加快统战步伐的长沙特支

参加完“桃子湖便宴”的萧敏颂后来多次前往湖大集贤村小平房李达家与其商谈，动员李达出面推动程潜起义。萧敏颂还多次参加伍薏农为配合地下党在自己家中举行的会晤，与方叔章、邓介松、李达等人具体商讨促请程潜和平起义的办法，伍薏农据此多次面晤程潜和唐生智襄商义举。陈克东表扬萧敏颂“工作成绩卓著。”

陈克东。

特支党员曹国枢也奉陈克东指示，利用自己和湖南省参议会秘书长曹伯闻的亲戚关系，通过他多方做程潜等人的统战工作。

1949年1月，刘晴波接替陈克东担任长沙特支第二任书记。不久，钱瑛将程潜之子、时任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团长的程元（博乾）的关系交给了刘晴波，籍此开辟争取程潜的另一途径。

刘晴波。

刘晴波在领导特支开展工作的同时，建立了民盟湖南省支部和民革长沙市工委。1949年3月，长沙特支加快了对湖南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力度，杨伯峻、曹国枢、萧敏颂等党员与程星龄、方叔章接触，刘晴波也将联系程元的任务交给了萧敏颂。萧通过自己在明德中学的同学、时任湖南省政府新闻处长的刘伯谦与程元建立了联系。刘晴波则通过特支党员黄建平（黄栋）的岳父、民革长沙市工委的程一中，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方鼎英、宋英仲保持接触，并会见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

1949年6月，长沙特支把与程潜直接会谈的任务交给了军事策反工作组的支部委员张立武。

在萧敏颂的帮助下，张立武与程元、刘伯谦在湖南行素中学（现长沙市七中）见面谈到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政策。程、刘认可和平解放是湖南的唯一出路，并表示程潜态度坚决，对湖南的形势比较清楚。他们提出，程潜希望与地下党负责人直接进行面谈，并问什么时候可以做出具体安排。

程元。

经过交换意见，程元与刘伯谦决定次日继续在萧敏颂家中等候回信。第二天，程、刘二人见到张立武后告知：程潜决定当天中午在省政府办公室与张立武见面。

午饭后，张立武乘坐程、刘的吉普车赶往湖南省政府，并与程潜在其办公室里间密谈。张立武回来回忆，当时他向程潜谈到了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也分析了湖南的情况，回顾了蒋介石集团自大革命后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说明蒋家王朝覆灭、人民胜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程潜告诉张立武，自己身为湖南人不愿湖南人民再遭战争涂炭，决不再做对不起湖南父老的事情，“和平归向人民这条路，我迟早要走的，但要等待时机。”

张立武希望程潜能看准时机，掌握时机，并建议程潜为全省人民和个人安全考虑，要防止白崇禧从湖南败退时从军事上下毒手。程潜表示，自己在军事上已经作了安排，长沙绥靖公署也准备迁往邵阳，暂避白崇禧。双方约好今后见面由刘伯谦和程元负责联系，同时负责安全。

数日后，程潜委托刘伯谦转送张立武一枚省政府的证章，并给他安排了一个省政府“参议”的名义，以方便张立武到程潜办公室面谈。不久，张立武应约再赴省府面晤程潜。张立武提议可否在长沙采取强制措施扣留白崇禧？程潜表示，虽与白崇禧颇多龃龉，但强制扣留的举动还是做不出来。

三角塘中共湖南省工委会旧址。

7月1日，长沙特支按上级指示与中共长沙市工委合并，合并时，长沙特支共有党员六十多人，还组建了湘北挺进队等六支武装力量和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七个外围组织。特支党员除张立武、黄建平等少数人进入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策反组外，其他党员都进入长沙市工委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程潜率长沙绥靖公署迁往邵阳，省工委派张立武随行。张在邵阳又两次与程潜面谈起义事项。根据当时在长沙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虽然曾有数名同志秘密与程潜见面，但就次数而言，张立武与程潜见面最多。

迎接解放：长沙特支的完美谢幕

8月1日，长沙市工委决定以特支党员为主，成立由刘晴波任书记的“迎解联”党组。

8月4日，经过筹备，“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主席团在长沙市中山东路省参议会会址（今湘江宾馆）成立，特支党员曹国枢任主席，刘晴波化名王益林任秘书长，同时成立了以唐生智为主任委员的顾问委员会，入会的团体和单位有230多个。

7月5日，长沙党史馆，曾经传递过解放军进城方案的黑色皮质公文包。

8月3日至5日凌晨，“迎解联”党组书记刘晴波亲手将解放军进城方案放入一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内，派联络员携此包往返多次到春华山将方案交给解放军138师首长。经过三次调整，最终通过了为防止敌机轰炸，解放军晚上进城的方案。

尽管解放的曙光已经显现，刘晴波却差点倒在胜利的前夜。8月3日，已经起义的宪兵10团驻长沙的刘元凯营长，将军统局毛人凤派来的特务毛健钧扣留。陈明仁知道后表示反对。我党为顾全大局，同意将毛健钧释放。

毛被释放后恩将仇报，调动3架敌机由衡阳起飞轰炸长沙，并在“迎解联”办公地点投下1枚炸弹，所幸无人员伤亡。刘晴波立即指示“迎解联”发言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愤怒痛斥敌人的罪行。

当晚，刘晴波返回火后街途中在一条巷子里突遭潜伏特务行刺。特务连开3枪，刘晴波险些中枪，警卫人员开枪还击，特务仓皇逃跑，刘晴波才得以脱险。

1949年8月5日，长沙市各界5万多人怀着喜悦心情，聚集在协操坪(今省人民体育场)上，准备迎接解放军。游振鑫 摄

8月5日傍晚5时左右，“迎解”队伍汇集在协操坪（今省人民体育场），整队之后，由“迎解联”主席团为先导，率领230个团体的代表和5万多市民走向东屯渡渡口迎接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6军第138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沙。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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