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收治的患者突破100人了，有的患者病情已经开始好转。”北京医疗队的李全瑞医生同在北京的妻子通了电话，短短几分钟，原本是报平安的，可只说了几句就转到了工作上。他们夫妻二人都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医生，疫情来袭，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后方，他们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本版整理/本报记者 刘祺力）

“披甲”再上阵

李全瑞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医生，今年55岁。北京医疗队驰援武汉以来，这位老将已经三进三出隔离病区，而且还上过夜班。在病房里，无论是精力还是体能，这位老将都不输于任何年轻人。直到完成值守，脱下防护服时，大家才看到他精疲力尽的样子。李全瑞医生第一次进隔离病房接诊时，就遇上收治患者的高峰，9名患者几乎毫无间隔地被送进了病区。问诊、检查，光是这些初期步骤，便需要20分钟。面对9名患者，时间该如何分配？

“不要慌张，按照咱们指导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李全瑞和同事带领两名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医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通过对病症的初步观察，他们将患者的病情分为危重、重度和轻度，由重到轻一一诊治。整个过程中，李全瑞还要负责帮助当地医护人员进行最新版本疫情指南的解读，指导书写病历和修改医嘱。“第1次完成接诊任务，脱下防护服的时候，确实觉得有点吃不消。”作为感染性疾病科的医生，防护服对他来说本不陌生，但以55岁的年龄再披“战甲”，同时肩负着实战与教学两项任务，难度可想而知。经过三次实战，无论白班夜班，他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沉稳抢救重症患者

“李医生，这位患者的情况比较严重。”一次，李全瑞正在检查两位轻度患者的病情，病区的大门被猛地推开了，离着老远，他也能听到担架床上急促的喘息声。

“准备抢救设备。”一边说着，李全瑞一边疾步来到重症患者身边。这是一名30多岁的女患者，不畅的呼吸加上焦躁的情绪，让人看着都揪心。测指氧、测血压、测心率，李全瑞医生沉着有序地进行操作。检查的结果并不乐观，不仅如此，这名患者还因为呼吸困难几乎说不出话来，没法告诉医生她如何感染病毒、和谁接触过、有何种基础病等病史情况，而采集病史是诊疗的重要环节。

“你不要紧张，不要张大口喘气，一呼一吸，用口鼻吸气，再用嘴呼气。”跟着李全瑞的沉稳指导，患者的呼吸慢慢有了节奏，情绪也稍稍稳定了下来。李全瑞给患者紧急补养，并进一步检查出患者的双肺呈现毛玻璃阴影状，同时肝功能异常，炎症指数有升高趋势。根据患者的情况，李全瑞医生很快找到了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这位重症患者的病情逐渐平稳下来。此后，李全瑞再去看望她时，她的情绪已经好多了。医生还发现她有一个小动作——总是低头去看自己的手指，测量指氧的设备就夹在她的手指头上，设备上的读数一直保持稳定。

“十七年后换我当先锋”

早在2003年非典来袭时，同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从医的李全瑞夫妇就同时坚守阵地。而那时第一个穿上防护服冲进隔离病区的，是李全瑞的妻子。

相隔17年，这次却是丈夫首先冲到了武汉“战疫”前线。临行那天，妻子为李全瑞医生细心收拾好行李箱，开车把他送回了医院。虽然有不舍有担心，但一路上说得最多的却是让他不辱使命的嘱托。“她的心情我特别理解，现在的我就是当年的她。我们都是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职责。”李全瑞说。

感控专家用“大嗓门”贴心守护

“快洗手，接触患者的物品后必须手消毒！”“哎，不行，护目镜没有戴好，额头还在外面露着”……对河南省首批支援湖北应对疫情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来说，这一声声焦急又贴心的催促，是他们一天当中听到的最悦耳的“音符”。这“音符”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万琳，在他们心中，这个岁数与他们妈妈差不多大的女医生，在这趟紧急救援行动中，就像亲人一般，给予他们最贴心的照顾与叮咛。

从事感染防控工作已经17年的万琳，在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这支援助队伍中，是资格和年龄最老的一个，也是一名感控专家。感染控制，对一所医院来讲，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防止患者在医院治疗期间发生交叉感染，一是防止医护人员在工作中被感染。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感控专家肩负的责任重大。在武汉第四医院，由于防护用品短缺，使用的防护用品来自于不同渠道，颜色、型号都不同，在功能上也有差异，甚至连适用环境都不同。每次值班，万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严格的标准检查这些防护物资。

队友们进入隔离区前，都要身着防护服，再戴上防护眼镜，这些准备工作所有人都演练了无数次。但每次进入之前，万琳都会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穿着。看他们哪个防护没有到位，一个一个过关后，万琳才会放他们进去最让万琳紧张焦虑的时刻，是医护人员出隔离区的时候。队员们必须独自一人在出隔离病区的房间，把防护用品按顺序脱下，稍有操作不对，就会污染。这个时候，万琳会透过玻璃窗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紧盯着队友脱防护服，一看到他们操作稍有不对的苗头，她都会紧张地把嗓门扯到最大，对着他们喊，让他们赶紧纠正错误。年轻队友们总是格外地踏实心安。他们知道，他们最亲爱的万妈妈一直在守护着他们的安全。

防疫“老兵”帮患者建立信心

“要把每个片区分别管理好。专家查房的时候，负责的护士记得一起，汇报和了解情况。”刚结束一个会议不久的曾宪红，在住处和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护士长商量排班问题。一边沟通，曾宪红一边低头在纸上记着笔记。

这是曾宪红作为北京医疗队队员来到武汉的第8天。曾宪红是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在临床已经干了32年。SARS时期的经验，让曾宪红在这次抗疫时多了份信心。在同仁医疗队的群里，她会叮嘱同事们好好睡觉、好好吃饭，保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在病房中，看到患者的痛苦，感受到患者的无助，曾宪红和同事们尽力与他们多沟通交流，也在琢磨更多心理支持的办法，希望为患者建立信心。

感染科老将主动请缨

为支援武汉防疫一线，特别是疫情最严重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除夕前一天晚上，上海市卫健委号召上海各家医院派出医疗队伍紧急驰援武汉。任务刚下达不久，年近六十岁的徐月良医生主动要求参加医疗队支援武汉。徐月良是感染科的老员工，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他身体一直不太好，家里还有身患卵巢癌多年的老伴需要照顾，唯一的女儿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考虑到徐医生家中的情况特殊，医院希望他能提出一些要求，科室和医院可以设法满足作为补偿。出乎意料的是，徐医生没提任何要求，他说这是一名医生应尽的责任。去往机场的路上，徐月良不停地嘱咐着老伴，不要替他担心，注意身体，钱要省着点用。不要忘记吃他做好的咸鸭蛋。

辟谣

武汉火神山医院是日本人设计的？

谣言：近日，一则宣称武汉的火神山医院是一位日本设计师设计的帖子，开始在中国国内的各大论坛和微博微信中传播起来。网帖称，“火神山医院”规划设计者是日本竹务工务店（超高层建筑施工公司）的高级规划师木间雄二先生。

真相：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官方微博“紫光阁”报道：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临危受命，承担火神山医院设计任务。另外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79岁的黄锡璆博士于春节前夕写下请战书。作为小汤山医院总设计师的他，时隔17年，为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作技术总负责。针对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实际情况，黄锡璆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并带领设计团队在医院建设过程中提供全程技术支持。

哈佛大学为李文亮降半旗？

谣言：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一些不实信息打着悼念李文亮医生的旗号，开始传播了起来。其中一个，便是“美国哈佛大学降半旗为李文亮致哀”，该消息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在一些门户网站的新闻资讯中。

真相：哈佛大学医学院虽然确实降了半旗，但这并不是为李文亮医生所降，而是为了纪念今年1月9日离世的哈佛医学院著名教授StephenP.Dretler。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的网友，也贴出了一封该机构2月6日发给全部员工们的邮件，邮件内容显示：哈佛医学院降半旗，是为了悼念StephenP.Dret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