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展示胡耀邦同志亲自审阅的文稿。

沈宝祥（左）将珍藏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第一次审阅稿捐赠给胡耀邦同志纪念馆。均为胡耀邦同志纪念馆供图

长沙晚报9月26日讯（通讯员 欧阳稳江 全媒体记者 颜开云）“这篇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阅的文稿，现在交由你们来保管与珍藏，也是它的一个好去处。”近日，曾任《理论动态》编辑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将珍藏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第一次审阅稿捐赠给了胡耀邦同志纪念馆。与此同时，沈宝祥还捐赠了数百件与手稿互相印证的书籍、文稿及照片等，让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出炉的前因后果有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八旬教授捐出珍藏的胡耀邦亲笔审阅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的文章最初发表于《理论动态》第60期（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公开发表此文，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这篇文章由何人所写？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胡耀邦同志审阅时，又做过什么样的亲笔修改？9月中旬，记者有幸在胡耀邦同志纪念馆的文物资料部看到了由胡耀邦同志第一次审阅的文稿——

一叠普通的A3纸，微微泛黄的页面显示着它的时代感，6000余字的长文共计12页。与审阅稿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多份文件、书籍、照片等相关资料。

“这些都是沈教授用毕生精力所收集整理的。”一直以来，胡耀邦同志纪念馆都与沈宝祥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年8月中旬，胡耀邦同志纪念馆文物资料部部长王利英与同事一起前往北京，接受了这批捐赠。88岁的沈教授虽然不舍，但他更希望这些翔实的资料能够丰富胡耀邦同志纪念馆的馆藏，希望观众能够从陈列中感受胡耀邦同志丰满的一生。

沈宝祥著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从1987年开始酝酿、收集资料，到1997年方才成就这部40万字的书稿。十年磨一剑，十个寒暑，沈宝祥除了以回忆的方式撰写了当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外，还曾向100多位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发函，请他们回忆当时讨论的过程以及回去落实的情况。

审阅稿上胡耀邦连标点都帮着改过来了

“事实上，胡耀邦同志曾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们看到的这份是他的第一次审阅稿。第二次审阅稿，也就是最后定稿，胡耀邦同志并不曾留下笔迹，仅口述意见，由沈宝祥教授在稿件上进行记录。因此第一次留有胡耀邦同志笔迹的审阅稿，其珍贵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小心翼翼地打开文稿，王利英开始细细地讲解这件文物。

在文稿的第一页的空白处，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笔迹。其中第一处笔迹颜色稍浅，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送耀邦同志审阅。准备五月十日《动态》用稿。”第二处笔迹稍深的话则为“其中又有些修改，‘统’在一起，迅速退改一次……”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处意见中的“耀邦”二字下方，用黑色笔圈了一个圈圈。

“据沈教授的回忆，‘耀邦’二字下面的圈是胡耀邦同志根据他的批阅习惯所画的，表示他已经认真审阅了。此外在第3页倒数第2行修改了一个标点，在第10页改了一个错别字，将‘继’字改为了‘断’字。这个小细节也可以说明，胡耀邦同志既看重文章的观点与格局，同样也有着连标点符号与错别字都不放过的细致。”常年与胡耀邦同志的相关文物打交道，王利英感慨地表示：每一件看似平常的物件，背后都隐藏着感人的故事。

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有三个地方互不联系地在撰写同一主题的三篇文章：一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他从1977年8月开始撰写《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另一位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他从1978年二三月起，依照相关部门布置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

“在第一次审阅稿的末尾，括号说明该文由《光明日报》社供稿。后来这篇重要的文章之所以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是因为它集结了众人的智慧。”除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解释了来龙去脉外，对胡耀邦同志的第一次审阅稿，沈宝祥特意在2019年8月3日写下近千字的说明。

据沈宝祥表示，根据种种资料佐证，他判断这篇文章于1978年4月27日在胡福明等人文章的基础上经由孙长江改写，吴江（原中央党校理论室主任）加以修改然后送印刷厂排出清样，再送给胡耀邦同志审阅的。胡耀邦同志于4月29日或5月1日审阅后于5月2日退回到中央党校。吴江于5月3日修改并写了批语，再送到了孙长江处。

据沈宝祥回忆，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会前，孙长江将他再次修改的文稿交与自己，让他请胡耀邦同志再次审阅。胡耀邦同志接过文稿埋头审阅后，表示这篇东西可以了。因此这篇重要的文章几天后也就与读者见面，并引发了全国大范围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