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调研，让这座沉淀千年的古书院又大火了一把。

岳麓书院自宋以来一直名列天下，甚至多数时候被尊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正所谓任何一个“老口子”都是从小菜鸟混出来的，岳麓书院也不例外。

说起岳麓书院的建院日期，官方给出的答案是976年（宋太祖开宝九年），但实际上，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位僧人在岳麓山下购书建屋，这就是岳麓书院的雏形。

到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接管办学设施，扩充规模，增置图书，正式创立岳麓书院。

北宋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山长周式，御笔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

南宋乾道三年，著名理学家朱熹奔赴长沙造访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思想讨论，史称“朱张会讲”。一时间，岳麓书院更是名声大噪。

随后岳麓书院历经南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廿九年（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与湖南省城大学堂合并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沿用书院旧址。中华民国15年（公元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正式定名湖南大学，仍就书院基址扩建至今。

岳麓书院不仅是教书育人的福地，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也都是文物宝藏。

譬如说岳麓书院的大门，始建于宋，现存大门则建于明代正德四年。大门正上方挂着的“岳麓书院”匾额，更是宋真宗赏的御匾。

但真正广为传颂的还是那句被称为史上最牛气、最大气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相传在清代嘉庆年间，书院进行大修，完工之后，门人请山长（院长）袁名曜撰写对联。袁名曜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众人苦思不得结果，贡生张中阶至，脱口答到：“于斯为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惟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对这幅对联有误解，认为湖南人调子高、口气大，那真是误会大了。其实，对联里的“惟”在这里作发语词，没有意义。意思是说楚国（特指湖南）人才众多，而书院尤为兴盛。

很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为这个“名联”赋予了新的含义。

9月17日下午，岳麓书院，小雨淅沥。正在岳麓书院考察的习近平对大学生们谈起他对“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新解：

于斯为盛这个“斯”，是指的这个时代。明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开局之年，是我们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起点。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你们这个年纪正当其时。

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讲堂是岳麓书院的主体建筑，是书院山长集合生徒讲学授课的地方。讲堂内共有三块匾，分别是“学达性天”“道南正脉”以及“实事求是”。

前两块匾分别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御赐之物。但是，我们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另一块，堪称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实事求是”牌匾。它的来头没有前两块大，是1916年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所撰，并以此为校训。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却贯穿了中国文化之脉，推动着璀璨的中华历史走向美好未来。

千余年来，实事求是、经世济用一直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和精华所在，求真求是也成为许多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

看过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的人对这一幕都很熟悉：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相聚在岳麓书院，毛泽东说到：“不管多少饱学先贤，只不过是匆匆过客，过眼云烟；只有朱老夫子留下的这四个字（实事求是），才是岳麓书院的精华，才是湖湘经世致用的根本所在。”

历史上，毛泽东对这四个字也进行了深入思考。

1917年至1919年，毛泽东曾两度寓居于岳麓书院的半步斋，对着“实事求是”匾额日夜研究，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后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还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随后，“实事求是”被确定为中央党校校训。

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所在。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到，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从岳麓书院校训到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再到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简简单单四个大字，承载着一条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传承发展之脉。

岳麓书院在建院之初聘请的掌教之人，大多是学行兼优、居山林而不仕的士大夫。发展到以后，有时也聘请地方学官兼任书院山长，元朝一度以山长为朝廷学官，这时虽仍称山长，但已名实不符。至清乾隆时，朝廷统一更名为院长。

所以从岳麓书院山长的历史看，其多出身于国家官学系统，或有任官经历，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的是岳麓书院第一位有史志记载的山长——周式。

周式主院时，正值岳麓书院在北宋最繁荣阶段。此人才高八斗，品行兼优，在当时颇有名望，史称“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引得学子们纷纷来此拜师求学，数年之间便在岳麓书院聚集起数百名学生。

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还曾得到宋真宗的亲自召见，深受真宗喜爱。

要知道在北宋时，被朝廷赐书赐额的书院常有，但得到皇帝专门召见的书院山长却十分少见，周式所受礼遇之高可见一斑。

据传，真宗本打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周式却不爱仕途，于是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一心请求回到岳麓山执教。

真宗为之动容，只得允了他，还给他赏赐了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其中有当时的“高新科技产品”——雕版印刷九经，并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书院仍存有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乃真宗字迹。

此后，岳麓书院声望更是水涨船高，出现了“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的局面。

除了周式享受皇帝VIP礼遇之外，岳麓书院的其他山长也备受推崇。

譬如清朝时，山长罗典过七十岁大寿，当时的湖南学政钱澧以全省儒生之长而称晚辈，恭作《罗慎斋前辈七十寿序》，为其庆贺。罗典八十岁时还有三品大员湖南按察使清安泰到书院来谒拜。

岳麓书院院长的超级待遇不仅表现在体尊望重上，在薪资待遇上也颇为优厚。

在乾隆年间，“岳麓书院掌教每年束脩银三百六十两，每月薪水银七两，每年开馆酒席银四两，生辰、端午、中秋、年节每节银六两，每年共四百六十五两。或遇另延，聘仪临期酌送”“每年十一个月，食米二十二石”。除此之外，还配有专门的厨师、火夫，“厨子一名，火夫一名，每月每名工食银六钱，每年共工食银一十四两四钱”。嘉庆年间，随着经费的增加，岳麓山长薪酬再上台阶，总收入更是在白银516两以上。

如此名利双收的职业，绝对能霸占现代家长们最看好职业top1啊。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当时所有的山长都能享受这种待遇。

乾隆年间，相对比岳麓书院的山长，城南书院山长的待遇却要低很多，不信的话，请看两院山长收入对比列表：

只能感叹一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不同于现在的自费上学，古代在岳麓书院读书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

以清代为例，岳麓书院的学生在院学习时，不仅不用交学费，还有助学金和奖学金：正课生每月至少有膏火银一两、食米三斗。待遇之高堪比现代“白领”。

要知道，在当时，岳麓书院的门夫、堂夫、斋夫等员工，每人每月的工资也不过食银六钱、食米二斗。如果考虑诸生考课奖赏、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食量大小、员工工食要保证其基本生活，还要养家糊口等因素，岳麓学生地位之高不言自明。

虽然读书待遇好，但是也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岳麓书院的教学安排，一般是正月开馆，二月开课，十二月散馆，上学时间从年头到年尾，只有一个月时间放假过年和每月两天月假，其余时间都要在书院学习，不得出院，而且旷课三天就不给发助学金了。此外，每月还要集中上课两次、考试两次，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到程朱之学到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等。

相比之下，现在上学真的幸福多了！

地以人而胜，人以道而存。

历朝历代，岳麓书院都不缺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硕学鸿儒，他们不仅自己寻梦，同时也兢兢业业地充当着别人的引路人。

宋代著名学者周式因惦记着山间庭院的生徒，婉拒了宋真宗拟授国子监主簿的任命；南宋时期被称为“东南三贤”的著名理学家张栻，倾其心血将岳麓书院打造成闻名全国的理学重镇、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与张栻为道友的文化巨人朱熹，两度讲学岳麓书院……

此外，还有元朝的刘必大、刘安仁、吴澄，明代的陈钢、杨茂元、王守仁、张元忭、邹元标、吴道行，清代的车万育、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王先谦，晚清民国时期的杨昌济、李达等等。

正是他们孜孜矻矻，一代代地接续经营，才成就了许许多多志向高远、才华卓著的求学者，才使得这所书院千古常新，一直焕发强烈的文化吸引力和思想创造力。

岳麓书院对学子的培养，并不拘泥于传统的以应付科举考试为主的“人才”，而是注重文韬武略、传道济民。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南时指出：“作为湖南大学前身的岳麓书院在历史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经世济民之才。”

从宋代的“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到清代的“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岳麓书院凭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培养了一代代栋梁之才。

仅以近代中国为例，即先后涌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领导者，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志士，以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以杨昌济、范源濂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

无数岳麓书院的学子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历史天空中的闪耀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