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互联网大潮风起云涌。各省市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开疆拓土，数十家地方新闻网站争先恐后扬帆启航。

2001年5月30日，红网横空出世。

和大多数地方媒体集团旗下的新闻网站一上线便获得来自母体或地方财政数千万乃至过亿启动资金、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同，红网除了母胎省委宣传部，落地时根正苗红，其身家着实有些寒酸：20万，招待所3间客房，10台半新不旧的电脑。

2004年底，就在各新闻网站陷入困境时，红网宣布：本年度营收已破2000万，实现年度盈利。2005年底，红网再次宣布：年度营收3200万！一时间，东西南北各新闻网站纷至沓来，红网宾客盈门。一位东部发达省份的网站负责人说：“是时候摸着红网这块中部地区的石头过河了。”

万丈高楼平地起

自网络媒体诞生之日起，人们便把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定义为传统媒体。但本世纪初传统媒体正如日中天，他们坐拥强大的新闻资源、广告渠道和丰厚的家底，在进军网络媒体时踌躇满志。他们相信放水养鱼的道理，对旗下网站有求必应，要钱给钱，要渠道给渠道，要人给人。在向网站输血的同时，把传统媒体靠发行费(有线网络收视费)、广告费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植入网络媒体。但网站无法直接向网民收取浏览费，靠点击量吸引广告客户投放而快速变现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在某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广告市场的蛋糕是相对恒定的，传统媒体办网站，如果网站的影响力覆盖的是同一区域，相当于给自己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放水养鱼的美好期待只是将大池的水和鱼输送到新修的小池。水还是那些水，鱼还是那些鱼，“转移支付”后，增加的不是收入而是鱼池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放水养鱼之路一开始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退，则收窄放水的管道，嗷嗷待哺的网站便难以为继；进，则继续放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但网站一旦待在舒适圈久了，便没有了活力。入圈容易出圈难。 这就尴尬了。

这一切，被红网总设计师、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建互联网大楼难，在传统媒体大厦上盖互联网大楼更难。

万丈高楼平地起。郑部长没有将红网交给湖南日报和享誉海内外的电视湘军湖南广电，他选择从零开始。他从省委宣传部“借”了20万元，游说湖南省最优秀的国有企业华菱钢铁集团出资“入伙”，带着主动请缨的时任省互联网新闻中心副主任舒斌开始“盖楼”。

在红网上线后的第25 天，舒斌从省工商局捧回了“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2002年正月初八，舒斌组织班子成员和新闻中心、市场部等5部门负责人餐叙，主题是“红网怎么建”。

正月初九，舒斌带着餐叙原班人马前往郑部长办公室参加务虚会，主题是“红网怎么建”，郑部长要求与会人员“彻底放飞自己”。

接下来是4天的“冷静期”。冷静期不是静默期，郑部长欢迎大家向他建言献策。

正月十四日上午，郑部长着西装、系领带步入舒斌办公室。1小时后，在舒斌的陪同下，郑部长走向红网会议室。红网30余名员工夹道欢迎。郑部长和员工一一握手，会议室内掌声雷动。

郑部长摆了摆手，微笑着坐下，说起了办网站的事。

郑部长说：“我没有给红网很多钱，我也不能给红网很多钱。”“穷则变，变则通。”“赤脚的孩子跑得快。”

郑部长提醒大家：“地方新闻网站已有十余家先于红网上线，省内也有一家新闻网站抢在红网之前开通了。办网站不是办满汉全席，不能等料都备好了才开始。要站在哪里就在哪里起步，而且要快速起步、快速成长，跑在中国地方新闻网站最前列。互联网是新媒体，必须打破传统媒体思维定式。我们湖南人历来敢为人先，先，不仅是速度上的领先，而且是在创新上领先，在创新中摘取互联网领先的成果。”

我们不一样

“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筵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

《我们不一样》是舒斌最喜欢的歌，在红网年会上，在餐桌上，在KTV，有时在厕所，舒斌都会喊上两嗓子。

舒斌喜爱这首演绎励志奋发精神的歌。舒斌天资聪慧，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他考入当时全国18所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的湘潭大学，他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湖南省学联主席，他是湘大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在校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入职省委宣传部，29岁成为处级干部。他40岁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他还是中国网络新闻界第一位全国党代表……

他的人生转折始于2000年冬天只身一人筹办红网。那时，红网没有团队，没有钱，没有办公场所。他费尽口舌引进的3名骨干员工半年内先后离职。为筹备红网上线，找到一位熟悉的企业家朋友赞助礼品，可朋友不了解网络，更不知道红网，还以为红网是一家网吧。

未来从未如此的未知，舒斌也有过短暂的迷惘。但经过机关工作历练的他深知，不是杰出才做梦，而是锚定梦想才能杰出。他要追梦，追梦就不能给自己留退路，追梦就不能给人生留下遗憾。在红网上线当日，他向省委领导立下了誓言，他要带领红网摘取中国新闻奖，3年内实现红网年度盈利，5年内把红网建设成中国地方新闻网站的标杆。

摆在起步阶段红网面前最大、最亟待解决的难题是内容、技术、经营。舒斌披挂上阵，组建3个项目组，剑指3大难题。

所有成功者的偶然都是命中注定。2001年6月的一天，舒斌和市场部主任翟光景在青岛举办的“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偶遇一家从事通信技术开发公司的负责人，在不经意的闲聊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移动“移动梦网”业务正在全国招集合作伙伴的信息。回长沙后，舒斌安排翟光景潜心研究“移动梦网”，并在“移动梦网”众多业务中确定以“红网短信新闻”和湖南移动展开深度合作。

在全国100余家地方新闻网站战队中，红网出手不凡，迅速推出手机短信服务，舒斌想率先啃下经营这块硬骨头。

也就是这个时候，因“红网短信”，我和红网、和舒斌结下了缘分。

我为你奔赴而来

2001年11月6日上午9点，红网派车把我从湘潭大学接到了长沙今朝宾馆。经校友牵线，舒斌邀请我以专家的身份主持审定红网短信服务推广方案。车到宾馆时，舒斌带着翟光景等短信项目组的同事已在门口迎候。

这是我和舒斌的第一次见面。30出头的舒斌又高又瘦，头发偏长，像个满怀热情的文学青年。他远远地伸出双手，满脸微笑地走过来迎接我。

经过一天的讨论，方案基本敲定。晚餐喝酒的时候，舒斌异常地兴奋，不断地用英语重复我提出的那句广告语：Everything is in hand（一切尽在掌握）！

回学校后，舒斌常给我发短信。从短信中我能感受到红网一天天在变化，一天天在发展，也能感受到创业者的艰辛和喜悦。有一天，舒斌告诉我，红网短信在湖南移动正式上线，新上任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建国出席发布仪式并启动了第一条短信发布按钮，我心中竟有一种莫名的快意。

我订阅了每月3元的“红网头条”新闻短信。“红网头条”产品上线前的名称是“红网综合”，给人感觉是个大杂烩，产品定位指向感不明，难以起到消费引导的作用。我在今朝宾馆时提出用“红网头条”替代，强调新闻的重大性、重要性和稀缺性，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订阅“红网头条”短信后，我感觉成了周围朋友的“消息灵通人士”，不禁有点暗自得意。那时候，手机不能上网，获得新闻要等当天的报纸或者回家到电脑上浏览，更多人则是晚上回家看《新闻联播》，而红网短信新闻则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天下要事、湖南大事“一切尽在掌握”，在实现了“手机话费自由”的公职人员、城市白领、高校教师群体中应该有广阔的市场。

有天晚上，舒斌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换个工作环境的想法。他赞同我对网络媒体发展趋势的判断，肯定我对短信服务的包装和推广能力，他希望我到红网负责营销工作。

在高校工作16年，我渐渐对轻松悠闲的生活感到无趣，尤其评上高级职称后，仿佛事业已到了天花板，工作热情日渐消退，对忙碌而充实的工作心生向往。

2002年2月2日，学校放寒假的那天下午，红网派车把我接到蓉园宾馆8号楼。在舒斌的安排下，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郑佳明副部长。

在此之前，我读过佳明部长有关中国近代史和湖湘文化的多篇文章，看过他作为总编剧的《雍正王朝》，在省委党校大礼堂听过他的讲座，我是他的“铁杆粉丝”。在房间等候郑部长的时候，我有些局促不安，我担心自己才疏学浅丢了大学老师的颜面。与在讲台上西装革履、睿智博学、口若悬河的形象不同，出现在我面前的郑部长穿着夹克，头发还有些许凌乱。他一只手握着我，另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随意而亲切，像一位兄长。

佳明部长很随意地问了我对网络媒体的看法，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还问了我在学校的收入。在郑部长看手表的时候，我表达了加入红网的意愿。郑部长起身，再次握着我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红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舒斌多次向我推荐你，希望你挑起红网经营这副重担。”

2002年正月初七，离大学开学还有10天。在没来得及向学校办理任何手续的时候，我来到红网向舒斌报到。刚喝完一杯茶，翟光景手里拿着串好的几片钥匙走了进来，舒斌起身对我说：“走，去看看你的办公室。”

那是一间干净而舒适的办公室。办公桌、沙发、办公椅、笔记本电脑、电话机、传真机都是新的。门口对面是一扇十余平方米的玻璃窗。窗户右边是高架桥，有汽车奔驰而过；窗户正前方是一片绿地，绿地周围是树，冬春交界的季节，树木已呈现勃勃生机；窗户左边是一条宽阔的马路，打伞的人悠闲地走着，偶有没打伞的孩子在雨里倔强地飞奔。

（作者 沈国清 系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