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李慧芳 报道

曾经，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是很多人的梦想与荣耀，北上广深的城市人口也在过去几十年里得以迅速扩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2189.3万人，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228.1万人，年平均增长22.8万人。

但近日随国家统计局2021年人口数据之后发布的全国各城市人口数据中显示，2021年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人口增量开始放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已公布数据的城市中，有14个“新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人口增量超10万人。增量排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武汉120.1万、成都24.5万、杭州23.9万、西安20.3万、南昌28.25万、长沙17.85万、青岛15.1万、济南13.36万、郑州12.52万、宁波12.4万。

为什么人口流量不再追捧北京和上海，而开始选择去往“新一线”或二线城市呢？

有分析师认为，这意味着，老牌一线城市人口告别了超高速增长时代，一些内陆省会城市人口开始领跑正向增长，人口的骤变正在推动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巨变。那么，在这场巨变中，老一线城市将如何保持持续性发展？“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又将如何破译其中的“人口流量密码”？

北上广深:

“人口规模”转向“人才选择”

2021年人口数据显示，北上广深在这一年里合计增加12.48万人口。其中，广州增长了7.03万人，深圳增长了4.78万人，上海增长了1.07万人，北京则减少了0.4万人。

分析原因，专业人士认为这与北上广深控制人口总量的行动有关，四大一线城市目前人口总量已经极为接近其上限规划，人口增量余额分别依次为111.4万人、10.57万人、118.94万人、131.84万人。“在剩下不多的名额当中，北上广深肯定希望吸引一些更高端和必需的人才。”

这从近年来北京上海的人才落户政策可见端倪。2020年9月，上海对“双一流”高校的应届硕士、博士以及上海交大、复旦等高校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者放开落户申请，北京也鼓励清华、北大等七大高校本科毕业生在首都安家落户。

分析人士认为，此类高端人才本身稀缺，不足以拉动城市的人口的巨量增长，但高端人才的引入，却将进一步优化一线城市的人口结构，实现其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调整城市人口结构，这是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面临的问题，需要成功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北上广深老牌一线城市相对高居不下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是不少人选择“回流”“新一线”或二线城市的原因。BOSS直聘研究院在早前发布的《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就显示，00后对二三线工作城市的青睐明显上涨，与90后和85后对比，偏好比例分别上升8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

新一线城市：

厚积薄发，产业带来人口集聚效应

与此同时，“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却成功抢抓了此次人口回流机遇，厚积薄发，以产业发展带动人口流向。

以武汉人口暴增为例，武汉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培育行动计划，使得2019年至2021年三年时间全市高企年净增数分别为881家、1842家、2892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高新技术人才服务。同时，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三大万亿产业集群更促成了其一批新兴业态加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相关行业人员涌入。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侯俊军认为：“创新科技企业在这些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集聚，吸引了不少相关人才进入，也使得留下在这些城市工作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相关机构分析，武汉在此次人口统计中得以暴增，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应该是受2020年武汉疫情影响。“疫情下很多工地、企业关闭，一些人还没回来或者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时还没满足‘居住半年’登记条件，而在2021年武汉又满血复活后，人员大量回流，这也是人口暴增的因素之一。”

除了产业发展带来人口增量，各地加快打造“强省会”战略也是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如南昌就在“强省会”行动当中对全省人才、人口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贵州也出台了《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确保贵阳到2025年成为生产总值达到7000亿元以上、首位度达到27%以上、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提升城市幸福指数，加上受疫情和各个城市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专家认为，这些“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目前正处于人口加速集聚阶段，仍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期。

长沙：

2021年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前三

在这些“新一线”城市中，长沙作为中部省会，2021年新增人口超17.85万人，在全国位居第六。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长沙常住人口数1004.7914人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04万人相比，增加300.69万人，增长42.71 %，年平均增长率为3.62%。

同时，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758466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9138人上升为27453人。“这个指标的进步，意义很大！”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侯俊军指出，近几年长沙人才净流入占比稳定，人才总量由2017年的110万增至2021年280万，2021年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前三，高精尖人才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例达95%，“人才吸引力指数”跃居全国第十、中部第一：“人才是会跟着人才走的。长沙市这些年来一直在引进方面下力气、出实招，产生了很好的人才集聚效应，所以人才越引越多，越引越好！”

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合作在2022年5月17日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指出，流向长沙的人才主要来自4个一线城市和5个湖南省内城市，人才流入主因生活成本低、文娱产业繁荣、“新国潮”崛起、“夜经济”盛行、城市就业和城市魅力提升：“2020年长沙房价收入比仅8.6，远低于其他重点城市，作为‘房价洼地’的长沙更能满足人才安居的需求。”

长沙近年来因文娱产业繁荣、“新国潮”崛起、“夜经济”盛行等成了吸引年轻人打卡的网红城市。

人才兴则城市兴，长沙深谙其中道理。在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放缓之际，长沙正抢抓机遇，破译“人口流量密码”聚集人才，在“强省会”战略和人口回流双重加持下，努力成长为一匹突破重围的“黑马”。

也就在今年4月底，长沙市重磅发布《长沙市争创国家吸引集聚人才平台若干政策（试行）》，从全球招揽顶尖英才、创新树培产业帅才、广泛集聚青年俊才、培育壮大技能匠才、加强创新创业支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等7个方面，提出了45条具体措施。

这被认为是长沙在原有人才聚集政策上的一次全面升级！侯俊军认为：“人才是所有工作关键中的关键。人才的集聚，是长沙发展的基石，是强省会战略的重中之重。而新的政策进一步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和教育卫生等重大民生领域，含金量更高、普惠面更广、突破性更大、操作性更强，充分彰显了长沙市委市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释放了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强烈信号。”

今年40岁的黄先生曾在北京生活工作了12年，有一家自己的农业科技公司。“我是2016年从北京回到长沙的，总的说来有多种因素吧！但有一点我很肯定，我的决策是正确的。”虽然当时的北京有更好的资源和平台助力公司发展，但最终因孩子上学、户口、住房、老人以及个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等诸多因素，黄先生在和家人商量后果断选择了将公司搬回老家湖南长沙。“长沙这些年对类似我们这样的企业和投资者支持力度挺大，回来这些年，我的家庭和工作都实现了我们的期望值，真正的安居且乐业。”

与黄先生不同的是，段思倍先生则是因为其所在公司CSDN的总部由北京迁往长沙而来到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他认为，这些年长沙借助世界计算机大会举办地的平台和品牌效应，进一步打造IT产业高地，吸引了大量公司入驻，也引进了不少相关方面人才，从而促进了湖南IT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生态繁荣。“良好的行业生态将会是吸引人才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长沙还是一个极具幸福感的城市，这里美食遍地，房价又低，而且生活便捷性极高。”

正如段思倍先生所说，为推动软件产业创业发展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聚集，长沙市政府发布了三年行动计划，从软件产业发展的目标、布局、任务和保障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和规划。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长沙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突破1500亿元，企业数量达到3万家，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将为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时，从北上广深又多了一个长沙选项。”

与此同时，长沙多年保持相对稳定的“低房价”，积极发展高新产业及智能制造等产业提供就业机会，不断完善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加上相对宽松的户籍政策，以及正积极推出的“强省会”战略等，都使得长沙正成为一座极具幸福感的宜业、宜居理想之城。侯俊军认为，倘若长沙能够继续保持这种人才引进的良好态势，并致力于帮助人才在长沙产生很好的科研和产业成果，让成果与长沙的产业发展紧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人才引进、成长、留下来的粘性，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长沙，能在未来持续精准掌握“人口流量密码”，成为新一轮人口增量排位赛中的“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