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5月14日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就湖南如何学习应用“义乌发展经验”提出明确要求。湖南创新建设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向义乌学什么？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命题。

义乌凭借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以敢闯敢试的制度创新破解外贸出口瓶颈，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扬优成势的市场化发展路径。2024年，在出访肯尼亚、尼日利亚期间发现，湖南与浙江对非经贸合作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场景定位：湖南布局集中于基建、农业、工程机械、交通运输等重资产、大项目领域，而浙江的经贸触角则深度嵌入非洲民众日常生活，来自义乌的全品类商品遍及衣食住行各环节，形成了覆盖面极广的民生消费贸易网络。

2025年，湖南对非贸易额达580亿元，连续7年位居中西部第一。作为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湖南依托独有的国家级政策优势，在非洲输华食品准入预评估等领域创下多项全国第一，全年自非进口额达309.2亿元，同比增长27.2%。然而，同期义乌对非贸易规模达1507亿元，是湖南的2.6倍。这背后的本质差异在于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分野——湖南走的是政策驱动的“政府主导”路径，义乌则依靠生态驱动的“市场运作”模式实现内生增长。

湖南不缺政策资源，缺的是让政策转化为市场活力的制度土壤。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制度效率优势，将政府平台转化为市场化载体，将龙头企业“点状突破”转化为“网状产业生态”，真正激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

制度供给改革：从“政策洼地”迈向“制度高地”

湖南对非合作的制度供给以激励型政策为主，侧重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试点授权拉动短期规模增长，尚未形成覆盖全市场主体的普惠性制度成本优势。政策红利覆盖面偏窄、制度创新缺乏系统协同两大症结相互叠加，导致“看得见的政策、摸不着的实惠”——中小微企业难以进入政策受益圈，分散推进的各项试点无法形成合力，整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具体而言，对非新型易货贸易以大型国企为主导，中小微企业参与门槛高、审批流程繁琐；零关税政策红利未充分传导至产业链末端。易货贸易、食品准入预评估、通关便利化等试点举措分散推进，未形成联动效应。针对非洲客商的企业注册、资质办理等事项分散在不同部门，缺乏一站式服务载体，外商办事流程繁琐、周期偏长，严重制约了常驻客商群体的培育和市场主体扩容。

义乌则以“整体政府”理念打造营商环境制度高地：推行外资登记承诺制，将外资企业注册时限从15个工作日压缩至1日办结；上线“义境”APP，整合126项咨询服务、17项在线办理事项，实现高频涉外服务“掌上办”；设立国际贸易服务中心，整合7个部门98项涉外事项，实现外商办事“只进一扇门”。

湖南应推动制度供给从“政策激励”向“制度解放”转型，把系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核心目标，让每一项创新都能为每一家市场主体降本减负。

一是落地商事登记便利化改革。试点推行湖南版“外资登记承诺制”，将外资企业注册时限压缩至1-3个工作日，力争2027年新设非洲客商投资企业数量增长50%，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从根本上解决外商“进门难”问题。

二是打造数字政务服务载体。建设“湘非通”数字服务平台，整合涉外政务、政策咨询、商事服务等功能模块，推动90%以上涉外事项“全程网办”，实现“指尖上的对非贸易”，降低企业制度性时间成本。

三是推进涉外服务集成化。参照义乌国际贸易服务中心模式，整合海关、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涉外事项，打造对非经贸一站式服务窗口，实现外商办事“最多跑一次”，从物理空间上消除“多头跑”的制度壁垒。

平台运营改革：从“政府主办”转向“市场主导”

当前湖南对非经贸平台以政府主导、国有平台运营为核心模式，行政化导向强、运行机制不灵活、市场化活力不足，平台的长效赋能作用未能充分释放。平台运营考核导向偏差、服务支撑能力薄弱、贸易模式普惠性不足、行业痛点缺乏平台化解决方案四重困境相互交织，形成“有骨架无血肉”的平台困局。

具体来看，国有平台以完成考核指标为核心目标，资源配置行政化特征明显，缺乏商业化盈利模式，难以自我造血；湖南“非洲好物”贸易平台2025年入驻非洲企业仅15家，与义乌服务近60万家非洲中小企业的体量差距悬殊；易货贸易局限于大中型企业与大宗品类，小微企业参与度低；展会经济呈现“脉冲式”交易特征，博览会签约项目难以转化为常态化贸易；非洲物流不畅、外汇结算难等行业共性痛点，仍以企业个体分散应对为主。

义乌的经验恰恰相反：通过“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模式打造国际化公共服务平台，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市场化运作，构建了服务近60万家中小企业的全链条赋能体系，形成了可自我造血的商业闭环。

湖南可推动对非贸易平台从“政府平台”向“企业平台”转型，构建 “国有平台打底+企业平台唱戏+市场化团队运营”的混合运作机制——政府聚焦规则制定与信用背书，具体运营交由专业团队市场化运作。

一是推进平台市场化改组。启动“非洲好物”等公共服务平台市场化改革，引入专业跨境电商运营团队，探索混合所有制运营模式。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产品展示、交易撮合、供应链服务功能，建立市场化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激活平台内生动力。

二是打造综合服务赋能平台。建设湘非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整合物流、支付、清关、海外仓等全链条服务，一站式解决企业共性痛点。针对物流不畅、外汇结算难等突出痛点，平台统一提供拼箱拼柜、跨境支付等解决方案，通过规模效应摊薄单体企业成本，降低中小微企业参与门槛。

三是优化创新贸易运行机制。扩大对非易货贸易的参与主体与商品品类范围，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动博览会资源常态化转化，建立常年展示交易机制，破解“展会依赖”难题，让“博览会效应”365天持续释放。

产业生态培育：从“点状大树”构建“网状森林”

当前湖南对非贸易呈现“点状突破”特征：龙头企业表现亮眼，但整体产业生态尚未成型，市场主体少而弱、产业链协同度偏低两大短板相互加剧，行业抗风险能力与发展韧性严重不足。

截至2026年3月，湖南有对非贸易实绩的企业仅2000余家，中小微企业数量占比偏低。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湖南建投等龙头企业“单打独斗”特征明显，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不足；中小微企业各自为战，缺乏资源共享与业务联动渠道。如同零散的几棵“高大树木”，缺乏“森林”的生态效应，难以抵御市场波动冲击。

义乌的核心优势，在于构建了可自我演化的对非贸易商业生态：7.5万个商位、210多万种商品，形成“100米找齐所有配件”的产业配套能力，可一站式满足非洲采购商的多元采购需求。数以万计的小微企业形成“蚂蚁雄兵”，通过成熟的市场网络有机联结，打造出具备强韧性的“森林式”产业体系。本人在调研中发现，当地一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运营的“中非驿站”，已连通非洲30余个国家，服务上百家中非经贸企业，正是民间活力充分释放、政策向小微企业倾斜的典型缩影。

湖南对非贸易平台建设，应抓住“市场主体”这一核心变量，致力于构建共生共荣的“网状产业生态”——让龙头企业成为“乔木层”，中小微企业形成“灌木层”，专业服务机构构成“草本层”，形成相互依存、协同共生的完整生态体系。

一是推行“蚂蚁雄兵”培育行动。建立湘非企业联盟，推动大中小企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鼓励龙头企业开放供应链资源，带动中小微企业嵌入对非贸易链条；建立中小企业对非贸易专项扶持基金，降低试错成本。力争三年内对非贸易实绩企业突破5000家，扩大中小微主体参与规模。

二是完善海外服务网络。建设非洲重点国家的海外展示交易中心与公共海外仓，搭建本地化营销与履约网络。借鉴义乌“中非驿站”等民间平台经验，鼓励商协会、社会组织参与海外服务节点建设，形成“政府引导+民间运作”的海外网络拓展模式，提升贸易落地能力。

三是健全全链条配套体系。引育货代物流、跨境电商、支付结算等专业服务主体，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总结易货贸易、市场采购等新模式经验，推动湖南技术、管理、服务标准在非洲落地，力争3年内形成3-5项可复制推广的“湖南模式”。让每一个想到非洲做生意的湖南企业，都能在省内找到从信息、物流到资金的全套解决方案。

湖南对非经贸拥有中非经贸博览会和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两大国家级平台，这是义乌无法比拟的政策优势。但政策优势不等于市场竞争力，国家级平台可以“请客进门”，却无法确保“留客兴业”。湖南的短板不在政策供给，而在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制度效率优势、将政府平台转化为市场化载体、将龙头企业势能转化为产业生态动能的能力不足。一言以蔽之，让政府归位做环境，让企业上场做生意，让市场发力建生态。具体而言，制度层面从“给政策”转向“降成本”，让每一项改革都能惠及每一家中小微企业；平台层面从“政府主办”转向“市场主导”，让专业团队做专业的事；生态层面从“大树经济”转向“森林经济”，让大中小企业共生共荣。

湖南应走“国家级平台牵引+企业化平台承载+市场化机制运作+生态化体系支撑”的特色发展路径——以国家级平台为“舞台”，以市场化机制为“剧本”，以万千市场主体为“主角”，真正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对非合作“湖南模式”，为中西部地区对非经贸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样本。

（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北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