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恩迅（左）在老挝调研时和当地人合影。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刘志雄 长沙报道

在东南亚腹地的老挝，13号公路从北到南蜿蜒上千公里，串联起这个“陆锁国”的大部分城镇与村庄。沿着这条公路，随处可见挂着中文招牌的五金店、摩托车修理铺和手机卖场。经营这些店铺的，大多是来自湖南邵东的商人。

今年是“中老友好年”。近期，红网推出《十万湘商闯老挝》特别策划，湘潭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恩迅接受了红网记者专访。过去十余年间，他通过滚雪球式访谈，接触了超过200位在老挝经商的湖南人，曾在老挝调研近一年时间，走访了上百个村庄。

在张恩迅看来，这群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华侨华人”，而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内陆新侨乡”的崛起样本。

为什么是老挝？

“湖南人最开始也想过去泰国、越南。”张恩迅回忆第一代闯老挝的邵东人李平均讲述的故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人挑着五金百货沿街叫卖，却发现当地早已被福建、广东、潮汕的华侨华人牢牢占据。“根基太深了，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身影，新移民根本竞争不过。”

老挝成了一个例外。这个不沿海的国家，历史上并非传统“下南洋”的目的地，华侨华人根基相对薄弱。加之政局稳定、民众普遍信佛、没有排华历史，且经济落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挝人对基础日用品、五金、建材有着类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迫切需求。邵东商品“价廉”的特点，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

“湖南人骨子里能吃苦。”张恩迅说。第一代闯老挝的邵东人，许多在国内“连饭都吃不饱”。上世纪80年代末，中老边境口岸尚未正式开通时，他们甚至翻越热带雨林跨境进入老挝。背着糯米团子做干粮，忍受山蚂蝗的叮咬，患上疟疾、登革热是常事。“很多人默默无闻地倒在了边境线上，他们的故事没人知道。”

正是这种“流动摆摊”式的艰苦开拓，让湖南人掌握了老挝全境的商业地图——哪个村子需要什么商品、哪条路线成本最低，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信息优势，成为后来湖南商人在老挝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亲帮亲、邻帮邻：基于社会关系的商业网络

湖南人在老挝的扩张，遵循一条清晰的路径：流动摊贩—定点店铺—省级经销商—国家级代理商。而贯穿始终的，是“亲帮亲、邻帮邻”的链式迁移模式。

张恩迅以手机销售为例说明这一逻辑：一位国家级经销商，会把各省业务交给自己的堂弟、表兄、妻舅；这些亲戚又把自己的熟人带到县一级、村一级。一张基于血缘、地缘的商业网络由此铺开，覆盖老挝全境。

“市场信息就在这张网里流动。”张恩迅举例，有湖南商人在村子里发现老挝人喜欢用大音量音响唱歌，马上联系昆明的经销商组织货源，把一卡车一卡车的音箱运进老挝，这批人“大多发了财”。

摩托车浪潮也一样。湖南人把整车拆成零件运进去，现场组装，价格比日本、泰国的摩托车便宜一倍以上，老挝农村从此“人人都买得起摩托”。

但这种“关系型市场”也有致命缺陷。张恩迅指出：“到了后期，人情面子会制约你做大规模。”当山寨手机浪潮兴起，几十家湖南人自创的手机品牌在老挝市场上打价格战，利润被摊薄到极致。2010年后，苹果、三星进入老挝市场，“山寨机一夜之间被击溃”。

与华侨华人的本质不同

张恩迅认为，老挝的湖南人不能简单套用“华侨华人”的概念。

传统华侨华人（以福建、广东为代表）经由海路下南洋，在当地扎根数代，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形成“工具性的多元认同”——既认同居住国，也保留部分中国文化认同。

而湖南人完全不同。他们的经济命脉与祖国深度绑定，货源来自国内，市场依赖国内品牌支撑，赚到的钱大量汇回湖南老家，建房子、供孩子读书、投资家乡产业。

“他们有非常稳定的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张恩迅说。他采访的许多第一代邵东商人，即便在老挝生活多年、事业有成，依然在邵东老家修好了自己的坟墓，“再过几年我就回国了，老挝不是我的根”。

另一个显著差异是分布格局。传统华侨华人和浙江、福建的新移民多集中于万象、琅勃拉邦等大城市，而湖南人“广泛分布在老挝的乡村”。

张恩迅回忆自己从南到北穿越老挝的经历：在最南端靠近泰国边境的一个偏僻小村里，一对90后湖南夫妻在铁皮房里卖五金工具，店铺是从伯父手中盘过来的。

“老挝有9000多个村落，湖南人几乎无处不在。”张恩迅说，在他走访过程中，唐付平、杨铭涛、宁波、吴洪钢等湖南老乡与老挝各界朋友提供了许多帮助。类似的好意，同样会惠及那些前去老挝“讨生活”的新朋友。

商会的桥梁作用

2008年，老挝湖南商会正式成立。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甘霖赴老挝站台揭牌，这在各省海外商会中是少有的。

张恩迅认为，湖南商会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半官方”身份。它既是民间互助组织——老乡遇车祸、患重病，商会第一时间组织捐款、协调各种事情；又是官方经贸合作的桥梁——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的设立、长沙至万象直航航班的开通，背后都有湖南商会的牵线搭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第一代湖南人几乎全部破产。”张恩迅说，“那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没有国家支撑，草根力量在国际风险面前毫无抵抗力。”正是这种危机感，推动了商会的成立，也奠定了湖南人“依附国家力量”的发展路径。

困境与转型

三十年过去，老挝的湖南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老铁路开通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涌入老挝。“竞争急剧增加。”张恩迅说。与此同时，越南、泰国商品凭借东盟内部零关税优势，也在挤压中国商品的市场空间。

依靠社会关系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张恩迅指出，湖南人正在通过两条路径转型：一是依托国内大品牌（华为、三一重工等）的正规企业制度，用品牌力量对抗国际竞争；二是寻求国家政策和制度的保障，从“游击队”转向“正规军”。

另一个痛点是下一代教育。很多湖南商人在老挝打拼多年，孩子留在邵东老家成为留守儿童，无人管教。“有些孩子学习太差，在国内找不到工作，只能又到老挝，走父辈的老路。”张恩迅认为，这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张恩迅目前正承担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湖南内陆新侨乡的运作机制和发展模式研究”。他指出，邵东作为不沿边、不沿海、人多地少、处于干旱走廊的内陆农村，能走出这样一条与全球贸易衔接的发展路径，本身就值得总结。

“人民日报在1978年，就用大篇幅报道过邵东的集市贸易，标题是‘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张恩迅说，“邵东的民营经济起步很早，只是后来在沿海地区的竞争中逐渐被忽视了。”

张恩迅认为，邵东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能：乡村振兴与“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有机衔接。“我们经常分开谈，一边谈海外贸易，一边谈乡村建设。但邵东恰好把两者连起来了，海外贸易带动了地方经济，地方经济又支撑了海外贸易。”

如今，邵东商人的足迹已不再局限于老挝。在非洲、墨西哥等地，新的邵东人群体也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