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3日下午，一位女骑手在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步步高商场小食店内等餐。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嫣 通讯员 李汝奇 长沙报道

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师范大学天马学生公寓楼下一家商铺门口，身穿黄色外套、带着黑色头盔的彭婷（化名）正在焦急地等单。终于，商家叫到了她的号码，彭婷快步上前接过外卖，转身出门跨上电动车，飞快离去。这是彭婷从事外卖员的第三个月。

彭婷只是全国众多城市里外卖女骑手群体中的一员，无论是烈日下，暮色里，风雨中，都有她们奔波的身影。从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饭菜，到一盒盒贴心的家庭应急药品，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她们送达的，是生活物资，也是人世间的爱与温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快速兴起的外卖行业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2020年2月，以外卖等行业配送员为代表的网约配送员正式成为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由于门槛较低、时间灵活等，外卖骑手这份职业吸引了大量劳动者，其中不乏女性。

在长沙，外卖女骑手从“70后”到“00后”都有，她们是女儿，或是妻子，亦或是母亲，她们是坚定勇毅的追梦人，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铿锵玫瑰”，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她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用汗水浇灌着城市的日新月异。

如今，在这个人们常认为是由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外卖女骑手的生存现状如何？她们“飞驰人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与甘苦？记者走访了几位外卖女骑手，在与她们对话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股触动心灵的温柔力量。她们的责任担当，她们的诗与远方，同样值得被这个时代所记录和珍藏。

选择：用奋斗点亮家庭梦想

25岁的彭婷出生于四川省的一个小山村，2019年初来到长沙。彭婷的一天，是从早上六点开始的。简单的洗漱后，她换上外卖服，戴上头盔，推着3000元买来的电动车出门。路过早餐店时，顺手买个包子或者馒头，两三口解决掉，投入一天的工作。

彭婷是一位专送骑手，平台规定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工作范围通常在岳麓山大学城内。刚接触外卖行业时，彭婷不熟悉路线、看不懂导航，总是找不到商家位置和派送地点，还有订单超时的情况出现，经常接到顾客的催单电话。慢慢熟悉之后，现在的彭婷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条街道中，最多的时候一天下来能跑五六十单。

骑手最繁忙的有两个时段，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到晚上9点左右。为了拿到更多的单子，彭婷总是饿着肚子去送餐，过了订单高峰期再吃饭，所以时常会犯胃疼的老毛病。外卖骑手的工资都是根据送单量计算的，因此彭婷每天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明天要更努力一点，送的订单要更多一些。

彭婷选择做专送骑手，是因为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能够帮助解决她目前比较严重的资金问题。上半年，因为前夫原因，两人离婚，前夫带走了儿子，女儿由彭婷独自抚养。彭婷自己算过一笔账，除了基本的日常生活开销和房屋租金之外，单是女儿就读的封闭式小学每年就需要两万元的学费。之前卖水果的工作，每个月只有两千多元的死工资，难以满足生活的需求。现在送外卖，平均每个月能赚到三千五百元左右，母女俩省吃俭用，基本能够维持收支平衡。

2022年12月1日，女骑手梅子（化名）在路边等单。受访者供图

38岁的梅子（化名）家中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读初中，小女儿刚刚上幼儿园。梅子之前是一名仓库账务员，在生下小女儿后，她辞去了原来的工作，选择从事兼职外卖员，至今已有四年。

梅子的丈夫工作太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梅子的肩上。作为一位二孩妈妈，梅子每天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孩子们进行，根据孩子们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上午九点，在送读初中的儿子和幼儿园的女儿上学后，梅子就骑着电动车前往天马小区内的小吃街，同五六位男性外卖员一起等单。

“我每天也就跑一二十单，赚个生活费。”谈及自己的工作时，梅子不好意思地说。当初梅子选择做兼职而非专送外卖员，也是希望在补贴家用的同时，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

困境：性别差异背后的不同

当下，随着疫情对传统产业冲击增大，灵活就业成为很多女性的就业选择，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外卖员行业。而如何在男性主导的配送行业中生存，成为她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生理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女性在外卖行业中面临一些先天短板，其中体力劣势是最主要的因素。外卖行业工作强度大，对骑手的体力有相当高的要求。外卖员吴先生表示：“男性每月的订单量可以达到2000多，而最努力的女性一个月也不过1500单左右。”

不仅如此，外卖行业看似“性别中立”，其背后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容忽视的性别差异。女骑手王莉（化名）表示，平台规定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半中要工作满八小时。每个站点有多少骑手，平均每个人每天得送多少单，都有相应的规定，因此每天只有少量的休息名额，如果需要请假，需要提前十几天进行申请，否则，就会连累站点领导或是同事。“在外卖行业里，我们称这个规定为‘人效’。”

“我们站长还算照顾我，有次我半夜肚子疼请假，第二天我们站长被罚了50个深蹲，我还挺不好意思的。”王莉坦言，男女之间身体强度不同，所能承受的工作强度也不同，统一的时间规定和相同的工作强度在性别差异面前也就不再公平。

外卖平台规定，在配送工作中因餐厅出餐慢而被延误时，骑手可以通过“报备”延长送餐时间，此举本是为了帮助骑手解决难题，却因商家的不当做法加剧了三方之间的矛盾。王莉就遇到很多次商家明明没有出餐，却告知平台已经出餐的情况。这类行为既压缩了骑手的送餐时间，又让他们无法向平台“报备”。男骑手不忿时催一催，商家大多会先行出单，而面对女骑手的询问，却大多置之不理，超时所导致的损失只能由她们自身承担。

身为外卖员，女骑手们既喜欢雨天又最惧怕雨天，雨天意味着她们能接到的订单量相较于平时会大大增加。然而雨天道路湿滑，又给骑手们送餐增添了风险。彭婷就曾多次在订单即将超时的时候闯红灯，也曾在雨天路滑时连人带车一同摔在路边。天气恶劣导致的意外多加注意尚可避开，而来自他人歧视和审视的目光却始终无法避免。“这么年轻为什么不找份正经工作？”“一个女生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工作……”诸如此类的质疑声始终存在。

期盼：愿社会给她们一束温柔的光

如何解决女骑手面对的种种困难，其本质在于如何看待女性在外卖这一行业中的劳动，为此，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勇军就立法、政府监管、人文关怀等诸多方面给出了建议。

黄勇军认为，针对外卖这一新兴行业，骑手的安全、福利及其他保障原则上需要进行立法的考虑。法律具有普适性，围绕女骑手进行专门立法难以实现，需要针对整个骑手群体进行规定或规范。立法时可以对骑手的骑行时间、骑行强度、订单数量及订单重量等进行细化和规定。针对女骑手的权益保护，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中延伸部分条例。同时，政府也需要参与其中，对平台进行监管，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平台之间也可以围绕平台、商家及骑手三方之间现有的问题，寻求统一的行业标准来解决目前的状况。

而在增强人文关怀方面，黄勇军表示，可以运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由平台对女骑手进行标注，限制其骑行强度和订单重量，规避信誉较差的商家和顾客。同时加强对骑手专业素质的培养，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定期组织培训和教育活动。妇联等相关组织也可以围绕女骑手这一群体进行调研和宣传，增进全社会对于女骑手的了解、给予她们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换一份工作需要学手艺，从最基本的做起，没什么工资，只够自己生活的话，就没时间去管小孩了。”谈及今后的生活，彭婷表示：尽管外卖行业既危险又辛苦，短时间内她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等攒够了一定的存款后，会考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用自己的双手，给孩子提供更好地成长环境。

夜幕降临，街道上车流穿梭不息，彭婷小心翼翼地把外卖放在车后的保温箱，立刻跨上电动车，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夜色里，她瘦弱的身影，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一个小家，也温暖了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