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屹

夏日炙热，烈日当空，正是农忙“双抢”季节，让我不禁想起儿时和中学时代每年干农活搞“双抢”的事。

记得从读小学到初中，每年暑假我和二弟都在父母的带领下搞“双抢”，为增强劳动力，父母有时也让年龄还偏小的三弟、四弟参与“双抢”，我们四兄弟数二弟做农活最麻利。扯秧插田、赶花制种、挑禾打谷、挖田施肥、除草播种、看鸭放牛等系列农活，每年都在循环反复。三伏天太阳暴晒、酷暑难耐，抢收抢种日夜劳作，又苦又累，又渴又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的家乡那时是普遍耕种双季稻，俗称一季稻和二季稻，或叫早稻和晚稻。每年搞“双抢”，全村每家每户都会全员出动，家中劳力少的，还要请人帮忙，因为要赶在立秋前抢收完一季稻，紧接着犁田耙田（复垦稻田），抢时间种下二季稻。既抢抓时间将金黄色的稻谷收割完，又抢抓时间将绿油油的秧苗插入稻田，这就是“双抢”的来源和叫法，简言之，就是抢收抢种。

为搞“双抢”，我们四兄弟与父母起早贪黑，加上由于“双抢”带来体力的消耗，肚子比平时饿得快，也容易中暑。可谓是吃不饱睡不足，半个月都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头顶烈日脚踩稻田苦逼的“双抢”。其中劳作的苦与累，晒与渴，只有搞过“双抢”的人才能切身体会。

然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还是，我和母亲抬打谷机，母子俩一起抢收稻谷。

由于父亲要为一家生计打拼，尤其是要为我们四兄弟上学读书提供经济保障，自上世纪70年代，父亲除干好农活外，还要经商做生意，兄弟们中我是老大（长子），父亲在外经商做生意时，常常是我和母亲抬打谷（稻）机，母亲抬前头，我抬后头。当时的打谷机是脚踩的那种，足足有近200斤重。

因为打谷机前头重，后头相对轻，母亲是为减轻我的担子。后头虽轻些，由于整个头要钻进打谷机框里面，且框边薄，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非常疼。为不让母亲知道我的疼，心疼她的儿子，我一直忍着忍住，不敢吭大声，呼吸都不能有太频繁的急促，我一路咬着牙、忍着痛，紧紧跟上母亲的步伐。母亲有时会问我：“儿子，你抬苦了没有？苦了就放下来休息一下。”

“不苦，抬到田里才休息，”我立马回应道，好让母亲放心，同时关切地母亲，“您感觉苦不苦，您觉得苦就休息。”母亲也会说不苦。其实，中途能坚持不歇气是最好的，否则还会影响干劲和时间。

记得有一次父亲外出经商，我和母亲一口气将打谷机从家里抬到三公里外的稻田。我的两个肩膀被打谷机后框重压时间过长，被无情地刻下几条深深的血红印，我强忍着未说半个痛字，生怕母亲知道心疼。待当天的稻谷收割完，我和母亲又要将这些稻谷肩挑回来，为少跑一次路，我用已受伤的肩膀挑起100余斤的稻谷，在弯弯曲曲的田埂路上，走走停停、摇摇晃晃，终于将稻谷挑回了家。

每每如此情景，我都有所想有所思更有所盼，让我深刻体会：农活不易，农民不易，农村不易。父母也借干农活的艰辛困苦，时常对我和弟弟们进行励志教育……促使我们从小立志要跳出农门，再也不做农活这种苦力，经十年寒窗苦读，我和弟弟们都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

“双抢”给予我人生经历和体会，更赋予我工作动力和启示。无论是从事司法实践还是政策研究工作，我接触和处理过一些三农问题，参与和研究“三农”工作。到了省人大机关特别是交流到农委工作后，我对“三农”工作应该说更为专注，更加热爱这份农活，更有亲身体会，能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思考农事、研究农事、记录农事、撰写农事。

在撰写有关“三农”工作文章和调研报告时，我始终坚持紧扣“三农”工作实际和现实需要，做到认真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分析，综合归纳农业、农村、农民最直接最现实最需要解决的普遍问题，比较个体差异和特殊情况，并善于勇于提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针对性较强的意见建议。这得到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具体批示，有关部门还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

“双抢”给予我激励和鞭策，更赋予我干劲和力量。虽然自己人微言轻，但是能紧贴和服务“三农”，用笔尖为农业、农村、农民写点所知所感，反映有关急难愁盼的实际情况，能用文字推动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我要将“双抢”的精神融入到“三农”实践工作中，要用“双抢”的干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撰于2023年6月 

（作者系湖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作者简介

欧阳屹，1976年10月（农历）出生于湖南永州，祖籍江西吉安，大学文化，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供职于省级机关。闲暇之余偶舞文弄墨，笔名欧阳屹盛、欧阳府晋，书法自号“狂草墨客”“隐形书者”。中学和大学期间曾为校园诗人，曾担任过文学社、法学社副社长，校园杂志《潮林》编委、《射日》副主编。在国家、省、市级报刊杂志发表理论调研、通讯、信息文章330余篇。所撰写文章、书法作品曾荣获省市区和高校组织竞赛之各种奖励。

撰写个人专著《新时期审判研究与法治》《基层党委工作实务研究》《地方人大工作实践与研究》《人生百态》（法治文学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