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督办座谈会现场。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吴公然 长沙报道

托育，表面看是为了解决“带娃难”问题，实际上托起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年初省两会上，湖南省人大代表朱黛琳、吴静芳、谈珊同题履职，就“托育服务”分别提出《关于加快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性托育服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建议》《关于做好普惠性托育提升生育率的建议》，被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为重点处理建议，由省卫健委等单位承办。

这些建议围绕“托育服务”建言献策，帮助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为了提振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日前，以上建议办理迎来重要节点，省人大常委会建议督办组对“托育服务”类重点处理建议进行督办，深入了解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并对进一步做好办理工作提出要求。

“带娃难”成了很多家庭说不出的“苦”

3岁以下的婴幼儿，肥嘟嘟的脸蛋、软糯糯的身躯，被称为“最柔软的群体”。

柔软是一时的，因为3年时间很短，转瞬即逝。但是，又很长。对于带娃的人来说，要没日没夜地守着，很难腾出手来干其他事，熬起来仿佛度日如年。

如今，这3年成了横亘在年轻人面前的一座大山。

因为能够放弃工作、全职照顾孩子的妈妈仍是少数，多数家庭采取了这几种解决方案：姥姥奶奶隔辈抚养，或者雇佣保姆照顾，或者把孩子交给私立的托管机构。但不管哪种方案，在现实中都面临种种问题，很难令人满意。

当“小奶娃”的这3年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是打基础的关键3年。 “三岁看八十”并非虚言，孩子的第一个1000天对习惯、社会性的养成特别重要。

“人出生的最初3年里，大脑发育最为迅速。中外多位科学家的研究证据显示，那些早年大脑获得较好发展的人，在以后的学习、就业以及社会交往、健康等方面也多数表现较好。”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施建农说，如果这个时期的婴儿缺乏专业培育和照顾，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各种行为问题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确实，带娃不容易，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成为很多家庭说不出的“苦”，也是目前年轻人不愿生小孩的重要原因。

谈珊代表调研发现，导致生育率偏低的因素，76.26%的家长因为对孩子的培养质量，73.92%的主要是孩子的照护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带娃难”问题？比找保姆花销少、比亲戚带更科学的普惠性托育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

2022年8月17日，在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介绍，城市中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曾进行一项调查，82%的受访者期待国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其中56%表示非常期待。70%的受访者认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能够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其中16%的受访者认为很大程度上会提升。

历史上的托儿所曾发挥大作用

实际上，普惠性托育并非新鲜事物。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得小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

托儿所，其实就是普惠性托育。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非常重视托育工作，借鉴苏联经验，很多企业、医院、学校都配置了托儿所。

那时人口出生率高，新生儿多，生四五个娃的家庭比比皆是，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无法兼顾工作和小孩，就把小孩送到了托儿所。当时几乎每个单位和生产队都有托儿所。

据《人民日报》报道，到1980年，全国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工人上班或农民上工时，只需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由专人看管和照顾，下班再接回家。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出生率逐年下降。再加上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工业企业越来越多，进一步追求生产效益，托儿所模式逐渐被打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等政策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原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大多也不复存在。

到本世纪初时，残存的托儿所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被逐渐“取缔”，一些幼儿园开始办起了幼托班，俗称“小小班”。

后来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对幼儿园班额、生均占地面积、入园年龄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必须年满3岁才能上幼儿园，不少公办幼儿园随之取消了幼托班。

原来的托儿所、幼托班不在了，新的普惠性托育制度又没建立起来，导致0至3岁托育服务行业处于政策空白期，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总体不足。

根据朱黛林代表的了解，目前我国0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实际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我国至少有6720万托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供需矛盾突出。

永州市零陵区致力构建“15分钟婴幼儿照护服务圈”，打造家门口的“宝宝屋”。

国外经验：托育可提高生育意愿

来自国外的经验表明，发展托育服务对于减轻家庭负担、提高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孙飞，研究了瑞典、法国等国家的0－3岁托幼服务政策，切实调动了其国民的生育积极性。

比如，瑞典一直致力于建立收费合理、服务优质的托幼机构，将育儿的责任由家庭转向社会。托幼机构包括家庭托儿所、开放的学前教育和日间照顾中心等。家庭仅需要缴纳很低的费用就可以享受托幼服务。

1995年，瑞典的生育率处于1.5的超低水平，经过20年托幼服务政策激励生育等效应的持续释放，恢复到2015年的1.90较高水平。

又如，法国着力增加0—3岁幼儿照护和保育服务的提供，从繁琐的托幼照护中把育龄母亲“解放”出来，大大释放了生育潜力。自2000年至2015年，法国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从1.76升为1.98，一直处于欧洲领先水平。

事实上，此前我们国家已经出台了促进托育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的幼儿”，给出了国家层面托育服务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发展路径。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加快建设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

在国内，有些地方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比如，上海致力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圈，从2019年起，该市将新增普惠性托育点建设纳入市委、市政府“民心工程”，截至2022年底，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将近60%。

2022年5月，湖南成立全国首家早教托育学会，旨在推进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是破题关键

托育服务既能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还能减轻“养”的负担。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尽管发展托育服务好处很多，但目前仍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收费太贵等短板。

调查显示，家长选择托育机构，首先要有信任，然后是方便，第三个因素就是价格。要想让百姓上得起托育机构，普惠是关键。

如何才能增加普惠性的托育机构呢？业内人士提出，可以将托育机构建设纳入新建小区规划，成为社区配套，这样在普惠价格的设置上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另外，政府应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奖励和补助，帮助机构降低运营成本。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各类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着力扩大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帮助托育机构把运营成本降下来，把收托价格降下来，让有需要的婴幼儿家庭能够送得起，用得上。

根据谈珊代表的调查，家长可接受的普惠托育收费标准，不高于当地公办园收费10%的占59.31%，20%以内的26.43%。即低中等水平地区不超过800元/人/月，经济较好地区不超过1500元/人/月。

如何加快推进普惠性托育服务？吴静芳代表支的招是，强化土地、住房、财政等保障，出台土地场所、人才培养、财税优惠等全方位政策支持清单，充分发挥公办幼儿园托幼一体化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快制定和完善托育服务行业标准和规范，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对于“托幼一体化”建设，朱黛琳代表认为非常重要。

目前，随着幼儿人数减少，学前教育首当其冲。据媒体报道，多地幼儿园从“一园难求”变成“一孩难求”，幼儿园随之出现关闭潮。根据教育部公开的数据，两年来，幼儿园减少了2.04万所。

朱黛琳代表认为，“少子化”趋势下，“托幼一体化”被认为是幼儿园突破困境的一条可行之路。所以，要加快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