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毓仑的公文包。王希明摄

“这个公文包，见证了湖南和平解放。”10月1日，在长沙接受记者采访时，今年77岁的伍中青颇为自豪地介绍。

伍中青说，尽管具体时间无法考据，但解放前，父亲就一直在使用这个公文包。

这个看似普通的黑色皮质公文包，饱经岁月洗礼。外表，不少皮革已脱落；内里，其中一个暗扣已损坏，换成了可以捆扎的麻绳。

公文包的主人、伍中青的父亲叫伍毓仑，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军医。

1892年，伍毓仑出生于湖南新化，后师从医学教育家张孝骞，毕业于北京协和医院。

北伐战争时期，伍毓仑毅然从军，投身革命运动，并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将领唐生智所器重。

“南京保卫战时，我父亲是前线医疗救助总指挥。”伍中青介绍，根据父亲伍毓仑的亲笔自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唐生智参加南京保卫战，担任前线医疗救助总指挥，负责收容诊治伤兵。坚守到南京城沦陷的前一晚，伍毓仑才撤退。

伍中青回忆，父亲在救死扶伤的同时，还热心革命事业。从1927年马日事变到抗战时期，伍毓仑设法收容、营救、保释过周遗、马子谷、张学鸾、苏镜等多位中共党员。

抗战胜利后，伍毓仑离开军队，来到长沙定居。利用医学专业优势，他在长沙积极开展战后救济工作。1946年6月，伍毓仑被任命为湖南省立邵阳医院筹委会主任。同年7月，他带领相关人员，从长沙到邵阳开始筹办医院。4个月后，在各方支持下，邵阳医院悬牌开诊，伍毓仑担任首任院长。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8月5日，唐生智领衔发表湖南各界知名人士104人响应起义的通电，配合各方达成湖南和平解放。

“就在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程潜、唐生智、方鼎英来邵阳联络起义事宜。父亲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伍中青说，根据家中长辈的讲述，伍毓仑还曾冒险联络和掩护了时任邵阳警备司令魏镇、副司令宋湘焘、参谋长张玺等人。这些人，后来也参与了和平起义。

“当时，父亲将重要文件、往来信件、联络资料等都放在这个公文包中，白天几乎从不离身。”彼时的伍中青只有2岁，但那个让父亲无比珍视的公文包，却给自己留下了印象。每天晚上，伍毓仑用完公文包后，都会小心翼翼地将其放进卧室里的杉木衣柜中，妥善收置。

当时，邵阳专员兼国民党师长丁濂，曾强令邵阳医院移驻武冈。伍毓仑以交通工具汽车损坏为由，抵制了命令，拒绝搬迁，并将医院设备、药品、器材全部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伍毓仑留任邵阳医院院长。1954年，他调回长沙，到省里的医疗卫生系统工作。公文包也一直被伍毓仑带在身边，直到1984年他去世。

“父亲是一个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深明革命大义的人。”伍中青告诉记者，在父亲言传身教影响下，家中的兄弟姐妹都积极投身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业中，或继承父亲遗志从医，或投身教育、科研等领域。

“父亲留下的公文包，一直激励着我们走正确的道路。”正因如此，伍中青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将公文包捐赠给湖南革命军事馆，让三湘儿女通过其背后故事，了解革命先辈们为湖南解放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