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曙光

一、只差六年，他就在位执政了一百年

《埃及四千年——主宰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文明》

乔安·弗莱彻 著

公元前2278年，佩皮二世继位，其时六岁。

参加仪典的祭司、大臣和王亲国戚，似乎大都没将这个羸弱、懵懂的孩子，与自己的命运作太多联想。古埃及王国的权杖传至此时，已是一根频仍易主的接力棒，眨眼间就可能传递到下一任手上。为官一世，究竟要参加多少次这样的加冕，跪拜多少位这样的新王，没人说得清。不过，这一次所有人都错了，大错特错了！此刻蜷缩在王太后腿上的这个面带惊恐的男童，不仅将穿越在场每个人的余生，甚至还将横贯他们子孙的生命，在接下来漫长的九十四年里，将权杖牢牢握在手中，成为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王。

古埃及的政治设计，如今看上去有些霸蛮。先王们想要的不是“君权神授”或“政教合一”，而是直挺挺硬邦邦地宣称自己就是神灵，是天上某位主神的人间化身。其政权，当然也就是天庭的派出机构，冒犯王权，就是挑战天庭。因而古埃及平民与王族之间的区分，不是贫富，不是文野，也不是尊卑，而是人与神两个不同的物种，二者间不可逾越。先王们要将如此生硬蛮横的故事讲下去，让人信，除了靠祭司们装神弄鬼，还得有一套规矩与律令落地支撑。首先就是婚配，天神只能和天神交媾生育，才能保证每位国王种系纯正，来路可靠。如此，国王就不能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偶来搞海选了，王后只能从王族近亲中选配。于是便有了兄与妹、弟与姊，甚至叔父与侄女、舅父与甥女结合的夫妻。世代相姻的近亲繁殖，必然导致基因变异、生命力衰退。到了古王国晚期，病弱、短命的王位继承者越来越多，极大伤害了王族作为天神化身的公共信誉，甚至使之日渐沦为一个不攻自破的笑话。及至佩皮一世，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天荒娶了一位平民女子为后。佩皮二世是否就是这桩惊世骇俗婚姻的伟大成果，至今不可确考。但其强大长久的生命与牢固漫长的执政期，却是埃及六千年史上绝无仅有的。

佩皮二世既说不上荒淫无度，也算不上离经叛道。相比一世，他更谨守祖制，勤勉为政。他甚至没有跟进佩皮一世，迎娶平民女子为后，而是像先祖那样，老老实实娶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他也遣使睦邻，驻兵戍边；他也造塔敬神，激励农桑。但其作为一位国王的般般努力，却抵不过尼罗河水的逐年减少，河谷绿洲的逐年歉收；抵不过三面边境的连年烽火，环伺蛮族的连年进犯……

确实，佩皮二世活得太长久了！准确地说，是作为国王活得太长久了！大臣们一代一代死去，世袭顶替到身边的，永远是一张张稚嫩而陌生的面孔；子孙们也一辈一辈死去，怯生生来到跟前的，永远是一双双无望而怨怼的眼睛。王宫里进进出出的人，不知道王座上那个半神半人的生命，已经活了多久，还将活多久。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自己一定活不过他。子孙们开始逃离王宫，既然继位无望，那就不如另筑一座宫殿及时行乐；大臣们开始逃离王城，既然谁也走不近君王，那就不如躲得更远些，免得在他身边被看不顺眼甚至被猜忌；连祭司们也逃往外地修建宅院，不再迷恋那座神圣的祭坛：几乎所有的权豪势要都选择了远离。偌大的一座王宫，除了四壁摇曳的灯影，就是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阴森凉风。日夜陪伴老国王的，只有看上去空荡荡，感觉上沉甸甸的无边寂寞。他当然可以颁旨令祭司、大臣，令所有逃离的人都回城宫，可即使都来了，又能说些什么呢？那背书似的曲意奉承和虚伪祝福，除了平添高处不胜寒的另一种寂寞，绝对暖不了自己的心。其实他早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同他说话的，只有他自己。只要他还活着，就必定活在寂寞里，那种生命与权力纠缠的无边寂寞里。

古埃及有执政满三十年便举办盛大庆典的传统，但多数的国王，都无福享受这份无上的尊荣。能举行两次大庆的，自然是凤毛麟角，而能举行三次的，亘古至今，只有佩皮二世一人。此时他已九十六岁，当浩浩荡荡的人群将他和神像一并抬起，行进在宽阔的尼罗河谷，他抬眼望了望天上明晃晃的太阳，又低头看了看缓缓流淌的尼罗河水，慢慢闭上双眼。人们不知道他是在人声鼎沸中沉沉入睡了，还是陷入了对遥远往事的无尽回想。总归不会有人猜想，他们的国王是不是寿终了。谁都相信，他还能活得更久长！

其时，古老的埃及也像这位昏昏欲睡的国王，在漫长的寿命中渐渐衰老，摇摇晃晃跌入另一个时代。设想：佩皮二世若是一位锐意变革、开拓新局的君王，这近百年的执政时间，应该足够他挽狂澜于既倒吧？如不是他一人执政近百年，其间又是否能碰上一两位中兴之君，使国家再现辉煌？古王国晚期的埃及，究竟需要百年执政的佩皮二世，还是另几位更年轻的国王？佩皮二世究竟是一位稳健老到的明君，让国家苟延残喘近百年，避免了断崖式的败亡，还是一个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昏君，耽误了埃及“返老还童”的最后机遇？

一位百岁之君的寂寞，与一个六千年古国的寂寞，会是同样的不可承受吗？于我而言，应该会更恐惧百年执政的那一种。

二、几乎所有罗马君主都在找：人民在哪里

《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

玛丽·比尔德 著

“喀提林啊，你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

这是西塞罗一生最著名的演说的开篇。作为古罗马时代重要的金句，它在拉丁语世界流行了两千年。

公元前65年11月8日，在罗马城中的朱庇特神庙（传说此庙为罗马创立者罗慕路斯因祈神应验而建），罗马执政官西塞罗面对元老院三百多名元老，义正词严地揭露一场针对他的谋杀和企图毁灭罗马城市的阴谋。被指证者，是坐在对面的喀提林，一位两度与其竞选罗马执政官的政治宿敌。

喀提林出生于货真价实的蓝血家族，其门第，高贵到能与罗慕路斯扯上关系。与之相比，西塞罗只是罗马城边一个地主家的儿子（一说祖上也曾出过骑士）。靠着聪颖与苦读，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宏伟志向，他逆天改命，成了罗马最出名的律师；又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天才的演说能力，他挤进了元老院，且在执政官竞选中连胜两任。到了西塞罗时代，罗马的执政官，不再由元老院指任，而是由市民选举。出身寒素的西塞罗能获胜，当然是人民的胜利。而被人民抛弃的喀提林，不仅丢失了民心，且为竞选耗尽了家财，陷入困境，因此决定铤而走险。

西塞罗出示了喀提林策划暗杀的书信，以及他企图毁灭罗马城的证据。他言之凿凿，雄辩滔滔，不仅使喀提林阴谋败露，而且让他面临审判。喀提林趁乱逃到城郊，组织起一支反叛军队，以人民的名义与罗马军团作战，最终战死疆场。有趣的是，喀提林在城外率领人民浴血奋战，西塞罗在城内代表人民宣判阴谋参与者死刑。尽管这一宣判未经审理，有违法律，但人民依然满城欢庆，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高呼西塞罗为“罗马之父”。

那是西塞罗最高光的时刻！这个著名的哲学家、祭司、执政官、律师、诗人和雄辩家，被人民拥戴为“当代罗慕路斯”“罗马之城的伟大守护者”。然而，西塞罗做梦也不曾想到，仅仅五年后，他就被踢出了元老院，被放逐到了距罗马千里之外的蛮荒地界。人民似乎幡然醒悟：西塞罗当初处死喀提林的同谋，未走正常的审判程序，这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践踏了人民的权利！没人还记得，自己也曾为这个“果断英明”的决定激情澎湃，山呼万岁。

后来是恺撒，虽未执杖称帝，但架空，甚至实质上废弃了元老院。形式上虽有所谓的“三头同盟”，实际上朝纲独断。元老院失去了更多权力，人民却更拥戴这位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再后来，元老院元老布鲁图斯杀了恺撒，恺撒的指挥官安东尼杀了西塞罗，其间都有民意的鼓动，至少，他们都高举了人民这面旗帜。公元前44年，西塞罗的头颅和右臂被送回罗马，钉在城中广场，汹涌的人民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凌辱其残缺的尸体，狂欢通宵达旦。

在罗马元老院盛极而衰的一百年里，“人民”是一个戏份很重却又面目含混的政治主角。每一场重要的戏码，都被人从台后推至台前，声嘶力竭地表演，但直到剧终，你也说不出人民是谁，人民在哪里，人民属于谁（是西塞罗还是喀提林，是元老院还是执政官，是共和还是帝制）。人民上演的，究竟是历史悲剧还是人间喜剧。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追问，这串问题显得陈旧迂腐而且没有答案。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针对某一段具体的历史如此发问，就显得有趣并有了价值，就像《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书的作者，玛丽·比尔德所做的那样。

比尔德是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一度是剑桥唯一的女性古典学教授。其著作，考据功力深湛，质疑精神执拗，为史学界所推崇，同时又以其卓越的历史还原力和生动风趣的叙述，为阅读界所追捧。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学术网红和破圈教授。比尔德的史学观旗帜鲜明：历史写作，就是一场与史事、文物和历代史学家的持续对话。这种对话的结果，或是更加明晰，或是更加疑惑，但这两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话的过程。比尔德常在书中摆出自己的结论，同时也摆出自我的质疑。读她的著作，你不仅能愉悦地分享其在古代史中寻找到的思想灵光，还能陪伴她一路寻寻觅觅。

《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的书名，来源于罗马一个最常见的字母组合——SPQR，这是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的缩写，直译即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罗马人将这个缩写绣在军团鹰旗上，铸在下水井井盖上，甚至刻在垃圾桶上，而且这种传统，自公元前一二百年就滥觞了。这究竟是古罗马人的政体广告，还是执政箴言？或许都是。无论元老院与人民这两个政治角色，在历史演进中是否真正权力对等，是否也曾“越俎代庖”，或者“挂羊头卖狗肉”，但能将人民与元老院赫然并列，于大街小巷向市民宣告和承诺，作为一种历史政治现象，已经具备了可深入研究的价值。尽管执政者与人民，是任何一种政体的基本关系，但古罗马的体制，至少是一种开创性的平衡实验。比如几乎在同样早的时代，孟子就提出了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并辅之以一套仁政的执政理念。但说到底，那只是思想家的案头学说，教育家的课徒教案，算不上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制度运行。

人民作为一种流动不羁却又无所不在的社会力量，究竟在古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实比尔德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的疑惑依旧比确定多。但她以丰满的历史细节、生动的历史场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问题的政治复杂性和历史具体性，逼使我们沉溺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这种沉溺和寻找，或许能让我们远离当代政治逻辑和语境，在更深远的维度上，独立思考“人民”一词在现实中应有的处境与使命。

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活在历史中。

三、帝国是怎么炼成的

《哈佛中国史》

卜正民 主编

公元前239年，咸阳城集市的大门口，发生了一件万众瞩目的异怪事。吕不韦将刚刚编纂完成的《吕氏春秋》，齐刷刷摆在了集市门口，并在大门上挂了一个装有千金的袋子，悬赏能为《吕氏春秋》增删一字的人。集市原本每天车拥人挤，如今有了这千金悬赏，自然更是熙熙攘攘，水泄不通。是否真的有人领到了这笔赏金，史书未载，但吕不韦《吕氏春秋》编纂完成的消息，却全咸阳城及至秦地全境，尽人皆知了。

当然，也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吕不韦广罗各家各派的名师大家，收为门客，闭门编纂，费时六年，终成一部博大精深的旷世奇书，按理当献于朝廷，供于太学，现今置于屠狗宰牛、售鱼鬻虾、引车卖浆之徒云集的大市场，且悬赏千金以求修正，怎么说，都觉得南辕北辙找错了地方。但素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吕不韦，要的就是这个广告天下的轰动效果。他当然知道集市不会有几个真读书的人，但那地方人多嘴杂，什么事都长了腿似的，传得又快又广。他编这部书，可不是给学究们放在案头作研究，而是给即将诞生的一统帝国，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文化蓝本和精神指引。他要以史为鉴，为新生的帝国制定一套思想文化的治国纲领。所以这部书不能走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的传统路径，必须即行刊布于天下。

纵观吕不韦一生，就没干过一件入不了眼的小事。即使用了蝇营狗苟的手段，谋求的也是经邦济世的大事。他将身怀六甲的赵姬献给始皇帝他爹（一说），谋的是改朝换代的大局；他将身怀异秉的嫪毐献给始皇帝他娘，躲的是身首异处、门灭九族的大祸；他将身怀异术的李斯献给始皇帝，立的是辅佐其江山一统的大业……吕不韦早就预料了自己的失宠、失势，甚至命祭帝国的结局，所以他焚膏继晷地编辑这部经天纬地的大书。因为只有他意识到，呼之欲出的帝国，需要一套与之一同诞生的思想文化经典。纵世上饱学之士、天纵之人齐聚秦境，也只有他才能举旗担纲这部国之大书。因为这件事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甚至不是包容百家的气度，而是格局、见识、理想，是缔造天下一统大帝国的豪气和方略。《吕氏春秋》完成四年后，吕不韦饮鸩自尽。他应该是面带微笑而去的，因为他一生为之殚精竭虑的帝国，此时已雄浑喷薄于方圆九州。常说人生为一大事来，而吕不韦的所为之事，才是亘古至今真正的中华大事。

更早谋图秦国霸业的人中，功绩显赫者，首推商鞅。是他用一套完整的扶农强军政策，将秦国变革为一个粮足兵壮、武器精良的军事强国。虽然作为改革者，他最终被车裂，但其改革的思想和变法的成果，悉数被后来的当政者继承。决定秦国能否成为帝国的是商鞅，决定何人何时缔造帝国的是吕不韦，决定创立一个怎样的帝国的是始皇帝。

至今令人不解的是，吕不韦一生思维缜密、手段凌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卧薪尝胆成就绝世功业，可他骨子里，信奉与推崇的却是老庄哲学。在诸子百家中，他选择了道家作为《吕氏春秋》的思想统领，倡明未来治理帝国的文化精神，应是顺应天道、无为而治。吕不韦所为之事尽显法家手段，所求之道却是黄老学说，这究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撕裂，还是一种奇妙无比的融汇？是他觉得立国须用法家的峻法厉刑，治国却需用道家的无为而治？或者他已从秦国施行法家的迅疾崛起中，看到了官逼民反的深重危机，企图用这部探讨治国之道的著作，隐晦地对始皇帝进行提醒与规劝？若真如此，作为帝国的谋划者与催生者，吕不韦用心之深邃，用情之恳切，真是可鉴天地，可昭日月。意气风发的始皇帝，自然是听不进这一番劝导，理会不了这一份苦心的，他义无反顾地在法家的道路上疾进，于是，便有了辉煌而短命的大秦帝国。假如当初始皇帝听取了吕不韦的想法，将道家作为帝国的文化思想，大秦帝国会如此匆促而亡吗？而一个施行无为而治的大秦帝国，又会是一副怎样的样子？会像大唐帝国那般强大繁荣吗？由此肇始的中华帝国传统，又该如何书写和延续呢……

如果没有大汉帝国的果断接续，中国人的帝国梦想，或许早就破灭在了秦代。汉代坚定继承了大一统帝国的体制，并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打造了第一个中华帝国的完备、成熟版本。大汉帝国的政治家们，既没有接受吕不韦推荐的道家，也没有继承始皇帝施行的法家，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精神治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并以此深远影响了中华帝国史。回望两千三百年中的各个帝国，分别由法、儒、道三家思想轮番主宰，但无论谁主其位，都是一家统领，其余并存，或者罢而不黜，发挥潜在影响。

《吕氏春秋》是否影响了大唐帝国？如果是，那也没枉费吕不韦的一番心血！

诱使我作以上讨论的《哈佛中国史》，严谨地说，只能算一部《中华帝国史》。如果要冠以“中国史”之名，是断然不可以如现在这般从秦汉起笔的。中国史与中华帝国史之间，差不多存在两千年的时间差。这一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也不可以忽视。所以定下这个书名，大抵是为了和《剑桥中国史》打个擂台，或者蹭蹭热度。然而哈佛作为世界知名学府，其出版社素以学术严谨蜚声，如此操作确乎有点跌损身份。其实就叫《中华帝国史》，或者《哈佛中华帝国史》，既名实相称，又独特醒目。或许与费正清、崔德瑞相比，卜正民、陆威仪、库恩、罗威廉等新生代的汉学家，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因而难免装怯作勇。其实着眼中国作为一个大帝国的历史，对读者是有特别意义的。虽然中国也产生过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但大一统的帝国还是历朝历代的理想和追求。即使是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平头百姓，谈及国事，依然以一统天下的帝国为荣耀。

如果希望了解中华帝国的理想赓续和治理变革，这部六卷本的史书是值得一读的。原因之一，全书专注于帝国的创立、运行和更迭，省略了许多不相干的事件与细节，主脑明确，头绪清晰，腾出笔墨聚焦帝国史事，勾勒了一幅新异、简洁的中国主要王朝图谱；原因之二，将中华帝国置于世界历史版图，不仅关注了世界各帝国的异同，而且揭橥了中华帝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原因之三，使用了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征引了海外研究的新文献，尤其是一些帝国史研究理论和数据模型，使得文本丰满、新颖和生动。

不过，作为一本中国通史的入门书，《哈佛中国史》并不合适。初习历史者，建议还是读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或者《剑桥中国史》。

四、君士坦丁堡的叹息：请神容易敬神难

《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世界到东方帝国》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著

君士坦丁大帝接到近卫军报告时，新帝都已陷入暴乱。街道上激愤的教民，疯了一般冲进教堂，殴打教士，捣毁圣物，甚至点火焚烧建筑，滚滚浓烟笼罩了整个君士坦丁堡。

《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纷争一直不断，尤其是与古希腊多神教的冲突，还时有激化。但出乎君士坦丁意料的是，这一次酿成暴乱的冲突竟发生在基督教徒之间，千真万确的自家人打自家人。随着基督教影响扩大，地位攀高，教士们的教义分歧日渐公开化，以至滥觞为教派之争。在关于耶稣与圣父的关系上，正统派和阿里乌派斗得水火不容，导致了这场教众的围攻殴斗。目睹亲自选址、亲自督造的新都城，没过几年便惨遭浩劫，君士坦丁心痛难忍。如果是外族入侵，城破城毁也就罢了，想不到竟是被一群基督徒打砸抢烧，真让他有点悔不当初！公元313年，是他说服李锡尼共同签署敕令，赋予了基督教合法地位。这才过去多少年，教士教徒们竟为一点教义分歧大打出手，弄得新都城一派狼藉，实在有些“稀泥巴糊不上壁”，让人顿生恨铁不成钢的怨尤。

然而大帝就是大帝，他知道军队再勇猛，刀剑再锋利，也不能用来解决教义纷争。为了罗马帝国，他只得按下怒火，从长计议。他亲自出面，邀请各地主教赶赴尼西亚开会，坐下来商讨教义分歧，以期达成共识。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一改叱咤风云的做派，谦逊地坐在听众席后排，聆听主教们慷慨陈词，并协调各方意见，艰难通过了《尼西亚信经》。这便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大会，史称“第一次尼西亚公会”。君士坦丁皇帝的面子和权力，促成大会确立了“圣子与圣父同质”的正统教义，短暂平息了教派纷争，同时开启了世俗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皇权与教权相互媾和或彼此争斗的历史先河。

实际上，正统派与阿里乌派的争端，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烟消云散。倔强的阿里乌主教虽被斥为异端，却颇受教众拥戴，且教派愈遭打击，教徒愈是坚定，反抗也愈激烈。由此引发的教派间冲突，各地仍旧无法禁绝。前半生浴血征战、平定天下的君士坦丁皇帝，后半生却要深深纠缠在宗教事务中，这应该是他无法想象的。他甚至连自己究竟要不要受洗，何时受洗，也一直犹豫纠结。直到临终，他才接受了阿里乌派的洗礼，褪去镶饰金边的紫色皇袍，穿上了基督徒的白色洗礼袍。遵照遗嘱，他死后被安葬在使徒教堂，十二使徒的圣物墓分排两边，他则安卧在中间，以示自己是耶稣的第十三位使徒。

究竟是哪种因素促成君士坦丁皇帝力排众议，执拗地将帝都东迁？在政治、军事、宗教三者中，我们无法确定谁排第一，但基督教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当时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与影响，远甚于西方。读历史，总能挑逗起我们对关键节点和事件假设的冲动，在一种事后逻辑的思维快感中进行质疑和演绎。但凡读过君士坦丁传或者拜占庭史的人，大抵都会设问：如果君士坦丁没有坐大并皈依基督教，那基督教的命运该是如何呢？如果君士坦丁没有决意迁都，那世界的格局又该如何呢？有人说，除了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如果站在基督文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皇权与教权的关系而言，这一排序自有其道理。

是君士坦丁为拜占庭帝国请来了一尊至高无上的神，并将皇权和神权捆绑在一起。在拜占庭长达一千一百年的历史中，君士坦丁的生命基因早已断绝，但精神基因却世代相因、源远流长。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并非每一位都信仰基督教，都属于正统教派。其中也有人信多神教，一登基就拆毁焚烧基督教堂；也有人属于阿里乌派，一掌权便把正统派教士扫地出门。但无论他们信什么教，属什么派，终其一生，都得与基督教生死纠缠，只要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有基督教在场。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是君士坦丁做大了基督教，并在后来将之立为国教供奉在庙堂中，其帝国是否能薪火不绝长达千年？后来那些或篡位或被士兵推举的蛮族皇帝，他们换主人而不换门庭，始终打着拜占庭帝国的旗号，或许正因为有基督教这一强大的精神基因存在。如此说来，君士坦丁不仅是罗马帝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也是第一个用意识形态来建构并统治国家的大国领袖。

阅读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是需要备好耐性和心情的。那长达千余年的王朝，反反复复上演的，都是反叛与征讨，谋杀与篡位，同性恋与通奸，陷害与殉道……你记不住那些似曾相识的人名，也记不住那些似曾相识的史事。如同一部随时都可以剧终却总也不剧终的连续剧，你看得昏昏欲睡，但又无法真的睡去。只有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兵临城下，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城墙被一举攻破，你才会精神一振，睁大眼睛观看这个古老帝国如何轰然坍塌。

灿烂的文化和腐臭的人性，构成了这段漫长历史的两个极点。一方面，你会为那些宏伟辉煌的建筑所倾倒，为那些博大精深的法典所震撼；另一方面，你会为那些深不见底的阴谋所胆寒，为那些没有尽头的杀戮所麻木。史学家莱基曾在《欧洲道德史》中称拜占庭的历史是“单调的阴谋史，是和僧侣、宦官、妇女有关的毒杀、密谋、忘恩负义与手足相残的历史”。莱基虽有其道德偏见，但所述史事却是基本吻合的。

莱基给拜占庭人下了一个定义，即“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谁的奴隶？或者自甘沦落为谁的奴隶？是草菅人命、嗜血杀戮的皇权，还是禁锢人欲、禁绝自由的教权？或者是二者时而媾和时而争斗的权力合体？伟大的君士坦丁，为后世设计并打造的神的王朝，难道就是一座驯养奴隶的囚牢？漫长的帝国史，难道就是一部奴隶驯化史？

这，才是拜占庭的历史痛点！

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这个振聋发聩的判断，撇开拜占庭的历史，置放在当代社会中，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

《拜占庭的新生》的作者诺里奇，是不赞同莱基的观点的。他用皇皇三部曲，企图再现拜占庭的辉煌。诺里奇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也是一个超级历史发烧友，因对拜占庭的热爱而长期从事业余研究。但非专业的历史叙述，既缺少生动的细节，又缺乏警策的思想，使其著作读来干涩沉闷。在硬着头皮读完这部《拜占庭的新生》后，余下的两部，就只是一目十行地翻翻了。其实，即使是一段冗长沉闷的历史，也是可以写得很生动精彩，让人不忍释卷的。

五、一个量产皇帝的地方

《大地中国》

韩茂莉 著

武川，史称镇，今为县，内蒙草原、阴山北麓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驾车兜一圈，横看竖看都不像是个出皇帝的地儿，可偏偏连续二百年，这里出了一大群皇帝！究竟是九位、十位还是十几位，各人算法不同，但由武川子弟建立的王朝有四个，这是板上钉钉的。放眼华夏九州，这种皇帝辈出的地方，怕是只有这一处。

堪舆师们理当不会错过武川。历史已经确凿证明这里风水上佳，他们只要看山看水说出点门道，便是难得的风水案例。我还真查过几本风水书，就是没看到说武川的。或许这等皇帝辈出的绝顶风水，永远天机不可泄露。

也听说曾经有个和尚，放着经不念，成天抱着一本面相书啃。天长日久，觉得自己功夫了得了，便去游走世界闯荡江湖。到了武川这地方，天荒远，地穷寒，街上行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可一看那一张张木讷呆板的脸，竟都是一副帝王将相的面相。这当然不可思议！和尚大惊，继之大惑，然后大悔，悔不该当初信了这骗人的相书，误了自己吃斋念佛的少年功。如出一辙的故事，我还听过一个，讲的是洪秀全起事之前的金田县城。说到底，还是天机不可勘破，即使破了，也没人敢信。

不信风水的陈寅恪，倒是用心研究过武川，并由武川现象提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全新概念：“关陇集团”。他从鲜卑军事豪强与汉人政治豪门结盟的角度，解释了武川帝王代出的原因，并对中古门阀制度的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卓有建树的学术探讨。

公元424年，柔然可汗大檀听说北魏皇帝死了，以为天赐良机，亲率六万铁骑进犯宿敌，企图一战灭北魏。十五岁的新皇帝拓跋焘力排众议，领两万兵丁迎敌。少年皇帝亲冒矢石，率先冲杀，使北魏军心大振，射杀敌军大将于阵中，以少胜多大败柔然。五年后，拓跋焘再领大军与柔然决战，挥师突进三千余里，斩敌数万，受降军三十万余，缴戎马百万余。拓跋焘为安置这庞大的降族与马匹，沿阴山北麓圈地定居，使其或耕或牧，繁衍生息。为防范柔然人反叛起事，北魏设置了武川、怀朔等六镇，选派鲜卑贵族和汉人豪族子弟驻守。西魏开国皇帝元宝炬、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先辈，都是当年六镇的镇守者。胡汉混合的镇守体制，使鲜卑的部落制与汉人的军护制相融合，既保存了胡兵个体作战勇猛的优势，又发挥了汉军整体作战的长处，六镇军力因之大增。北魏都城东迁后，频仍征伐山东，致使六镇地位下降，军饷与供给时有不济，激起六镇兵变。北魏设置六镇为防范胡人，没想到却养虎成患，到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手握重兵的军事豪强，其代表就是“八大柱国”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其中宇文泰是宇文觉的爹，李虎是李渊的爷爷，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公。这些六镇豪强与关陇豪族相结合，形成了中古时期实力最强的政治军事集团。西魏、北周、隋和唐四朝的开国之君，均出其中，很有点“皇帝轮流当，今天到我家”的味道。而武川豪强，则是这个集团的绝对核心。

如果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看，武川正好在胡与汉、农与牧的交接部，因而承袭了农牧结合的生存方式、胡汉融汇的文化习俗。胡人尚武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不受儒家伦理约束的政治斗争方式，铸造了这个集团有别于任何汉人集团的政治理念和手段。武川的这些豪强，其鲜卑姓氏究竟是北魏赐予的还是与生俱来的，其血统究竟属胡属汉，至今仍无定论。但即使其基因百分百属于汉人，精神血统也绝对已经胡汉杂交，且显现出了强大杂交优势。隋、唐两朝的那种宏阔雍容、豪迈爽朗，是此前此后任何汉人政权所少有的。蒙古草原与阴山，作为一种历史地理标志，其意义也绝不囿于堪舆学范畴。或者可以说，武川所出的这些皇帝，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地养的！古人常说欲成帝国大事，必据“根本之地”。隋、唐可以再统中华再造帝国，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据有了关陇这片“根本之地”。

对于地理与历史乃至文明的关系，无论什么学派的史学家都绕不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创造历史的人是水土按自己的可能养育出来的，那么历史也只能按照地理所可能提供的条件发展。当然，要说清某一地理特征如何具体影响某段历史，的确十分困难。多数的史学家，只能笼统言之，或者将自然地理作为一种影响因子提出来，具体影响，则由读者自己去思考。

读《史记》也会碰到大量山川河流的描写。在司马迁笔下，这些形貌生动的地理，具体影响了历史什么，如何影响，也时常语焉不详。究其根源，地理是一种亘古、巨大的自然存在，对其所在之地的居民的影响，是长久而潜在的。地理先以自然的逻辑影响人，然后人以人文的逻辑影响历史，只有极少量的历史事件，是以自然的逻辑直接影响历史的。此一特征，使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相对缓慢。但它近来似乎有成为显学的迹象，读者的兴趣，也日渐浓厚起来了。

韩茂莉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且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声名颇显赫。其著作《大地中国》，篇幅倒不欺人，装帧也不唬人，所谈的二十六个专题，也都是地道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尤其涉及农业地理的篇章，即使力求晓畅通俗，仍能见出文献考据和田野勘察的学术功底来。所有专题以历史纵轴辑合，虽无咬合式的前后关联，但也能显露出时代更迭的内在逻辑。这些专题，或宏大，或奇巧，叙述一律轻松有趣，读来并不伤神费力。作者在后记中也表达，希望将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推向社会，显出一种谋求破圈的努力。既然从主观到客观，这都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故其消遣的阅读属性，便在情理中了。

（此文为读书札记集《乱翻书》部分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