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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8年 湘潭抗战老兵见证了日本鬼子的疯狂

来源:红网 作者:易书宝 编辑:王津 实习生:杨滋 2014-11-17 11: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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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网湘潭站11月17日讯(湘潭晚报记者 易书宝)从1937年到1945年,王赞庭在素有“人间天堂”的苏杭地区前后呆了8年。但在抗战期间,作为侵华日军最主要的占领区,“人间天堂”几成人间地狱:为了大量掠夺资源和保证自己后勤供给基地的安全,残暴的日军在这里实行着所谓“东亚共荣”的高压统治,扫荡、清乡、并村、屠杀……妄图扼杀占领区人们的抗日意识和举动。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王赞庭和他的战友们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游走在敌占区的铁丝网和碉堡据点之间,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寻找一切可以打击敌人的方法来对敌人进行打击。回想起那段经历,王赞庭老人说,那不仅仅是一段生与死、颠沛与流离的人生之旅,更是一场家与国是否激越的恋殇之曲。
  
  家境不差,14岁应征
  
  王赞庭老人出生于1921年3月,家在湘潭县花石镇七星村跃进组。在4兄弟中,王赞庭的年龄最小,是老满。理应享受到来自兄长们和父母的疼爱。在实际生活中,王赞庭也确实享受到了来自家人们的关爱。因为在当时和当地,王赞庭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差,家中的几十亩地为全家人的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因此,王赞庭不像很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稍一懂事就得为家中的温饱尽一份力,他被家人送进了学堂,学着老师一样的神态,摇头晃脑地念着满是之乎者也的古文。
  
  回想起小时候的读书经历,老人说他进学堂大约是在7岁,“那时不懂事,一开始,整天就是觉得好玩,先生坐在上面,眼睛似闭还睁,嘴里却在念念有词地讲着文章。讲解很无味,我们几个小子就在下面捣蛋。这种淘气有时候当然免不了要挨竹板子。”
  
  在学堂,王赞庭前后共呆了6年,“最开始学的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后来就加深到了《论语》、《孟子》甚至唐宋八大家。”王赞庭说,当时乡村虽然偏僻,新思潮也开始冲击旧的教育模式,“上学两三年后,家里把我转到了一所新式教育的学校,因此开始有机会接触到数学、自然等学科。”
  
  6年,对整个人生来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对于一个懵懂初开的孩子来说,6年的学校生活却从此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户。随着年岁的增长,王赞庭开始憧憬外面的世界并渴望到外面去闯一闯。
  
  1935年正月,家里要为王赞庭的三哥举办婚礼,而恰在此时,乡保把一份抽丁当兵的通知送到了王家。这一消息可难坏了全家人。在王家,王赞庭虽然有4兄弟,但兄弟与兄弟之间的年龄相隔都比较大,在此之前,他的大哥和二哥都早已成家,过了应征的年龄,而适龄的三哥却又马上要娶亲。正当全家为此事为难的时候,得知消息的王赞庭却觉得这是自己外出闯荡的一个机会。
  
  于是,14岁的他自告奋勇地应征。
  
  虚心向学,成了军医
  
  因为限期紧,应征的王赞庭没有吃上三哥的喜酒,便于1935年正月初六被送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们此去的终点是驻扎在湘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
  
  王赞庭说,第二十八军的中将军长是陶广,下辖16、62、63、192四个师,属程潜、唐生智部,并非蒋介石嫡系。当时正被蒋介石派往湘西围剿红军。到达湘西后,因为年龄小,王赞庭被安排到第二十八军军部当了一名勤务兵。
  
  在第二十八军军部,王赞庭虽然年龄小,但却很善于观察,处处留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与军部各长官交道的增多,王赞庭也发现这场围剿充满戏剧性:“军部里每天都很热闹地忙碌着,各师各团的长官们进进出出,口号喊得很凶,但这似乎都是做给蒋介石派来的人看的,因为很多布署的防线最后都成了虚设,很多看似凶险的伏击最后都无果而终。”
  
  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勤务兵后,王赞庭因为好学且当时部队又缺少医务人员,他便被送到了军部卫生部门,既帮了忙又在实践中学习了医学知识。
  
  “我先是做医护兵,帮着抬担架、护理伤兵,随后又跟着医疗队里的军医学习医学知识,给他们打下手。因为读过几年书,接受能力又比较强,我学医进步很快。从1936年底到1937年夏,顾祝同在自己所管辖的第三战区开设医护培训班,我又被送去学习了大半年,学成回部队后,我就正式成了一名军医。”王赞庭介绍。
  
  杭嘉8年,救人无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赞庭所在的第二十八军也随即被调往浙江东海前线布防。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第二十八军的第16、62、63、192四个师就布防在天马山、凤凰山一线。
  
  天马山、凤凰山之役,六十二师的三六七团,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上自团长张空逸、下到一营营长谢康全,八百余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日军也伤亡惨重。
  
  八·一三淞沪会战失利后,王赞庭所在的部队后撤至浙西杭州、嘉兴一带,在敌战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此后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离开。
  
  “在敌战区,敌人的扫荡很疯狂,特别是在1940年至1944年间,敌人扫荡的时间间隔更短,几乎每十天半个月就要扫荡一次,因为这时大规模的战事已经结束,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牵制住了侵华日军相当一部分的兵力,占领区的敌军考虑更多的是巩固自己的占领区,以搜刮更多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王赞庭说。
  
  敌军疯狂的扫荡和封锁,给在敌占区打游击的王赞庭他们带来了更多无法想象的困难:“食物、医药等物资供给日渐困难,而官兵及百姓的伤亡比例却急剧上升。这种状况当时在全国都很普遍。缺医少药的现状往往让很多伤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另外,有时候为了躲避敌军的搜捕和扫荡,我们往往一天都要转移好几处地方。即使是正在抢救伤兵的过程中,一听到哨兵报警,我们也得立即转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的前不久。”但即使如此,王赞庭说通过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通过各种办法,还是挽救了很多抗日男儿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王赞庭所在的第二十八军主要长官,因与在江南一带抗战的新四军过从太密而受到上层的猜忌,最终第二十八军也被解散重新整编为暂编五十一师。后来,王赞庭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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