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男性成员40岁以上未婚比例变化（%）

家庭男性成员50岁以上未婚比例变化（%）

　　祥林嫂的第一个老公叫卫祥林，第二个老公叫贺老六。鲁迅的文章让我们对祥林嫂产生了深深同情，在光棍节到来的时候，我们来同情一下艰难脱单的贺老六。

　　贺老六年龄、职业和家庭状况怎么样？鲁迅并未详细交代，只说年纪轻轻。想必家庭并不富裕，不然不会娶老婆还要这么大费周章，娶了一个寡妇，对方还要寻死觅活的。

　　找老婆难，似乎是那个时代底层男性的悲催命运，湖南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男多女少、富裕男性三妻四妾的情况下，家境贫寒的贺老六们也只能望女兴叹了。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18-19世纪的“光棍”峰值

　　湘乡曾氏家族，这个湖南乃至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家族，却在18-19世纪出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1800-1849年出生的未婚男性（这里以40岁、50岁仍未婚配作为年龄标准）比例达到了最高值。根据学者研究，从17世纪晚期以来，曾氏家族男性未婚成员所占比例大致呈现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趋势，其中1800-1849年出生的所占比例最高。

　　这个50年“光棍”峰值是怎么出现的？虽然曾氏家族作为个案无法说明整个湖南的情况，但是当时人口的发展或可佐证曾家出现的问题是普遍现象。18世纪到19世纪初是湖南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大致在乾隆爷刚登基的时候，湖南人口急剧增加，包括长沙、湘乡在内的湘江中游的河谷、盆地一带，又是湖南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人口压力最大。土地稀缺，无地佃农非常普遍，辛辛苦苦一年连父母都养不活，更不用说老婆孩子。他们无力娶妻生子，导致“光棍”比例升高。

　　相对照的，湘乡胡氏和长沙王氏未婚男性的比例则以1750年到1799年出生的为峰值，比曾氏提前了50年。曾氏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要高于胡家和王家，经济状况较好的宗族可以用公产帮助族人，延缓了贫困化的过程。

　　1800-1849年出生的男性恰恰是湘军的主力，为何他们在婚恋市场上不吃香？他们解甲归田的时候，虽然经济条件大大改善，但是已过了最佳婚配年龄，不过他们却为1850-1899年出生的家族成员创造了婚姻市场的有利条件，1850-1899年出生的“光棍”比例大幅下降。

　　溺婴现象和一夫多妻“制造”了光棍

　　时间到了民国时期，婚恋市场对贫寒男性仍不善意，男性被骗婚现象屡见不鲜。

　　1932年6月，湖南大公报报道，住在长沙河西东区枫树塘的农民喻有田，已经36岁了还没找到老婆，心里十分焦急。经过人的撮合，娶王氏女为妻，各种花费加起来为大洋58元。谁知道，10天以后老婆以回娘家的名义，就一去不复返。喻多处寻找仍未找到下落，知道上当受骗也只能认栽。

　　男人找老婆难，可以从性别比上找到原因。一般来讲，性别比是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在民国时期，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1929年内政部对11个省7个特别市人口调查非正式报告中提到，男女性别比高达134∶100，1938年有的省份性别比达到了224∶100。1929-1934年中国8区99处乡村人口的婚姻状况所做的统计显示，男性未婚者占男性总人口的41.5%，而女性未婚者占女性总人口的28.7%。在城市，未婚男性更是远远超过未婚女性。

　　男女比例失调是如何造成的？当时中国重男轻女现象比较普遍，生下的女婴当即溺死，导致女性缺少和严重的光棍问题。

　　另外，一夫多妻制也阻碍了女性资源的合理分配。上层社会男性妻妾成群，社会中下层难以适时婚配，甚至被挤出婚姻市场。在清朝，1/3以上的贵族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而18、19世纪辽宁农民的一夫多妻率仅为千分之一。同时，对妇女再婚持限制态度，也阻碍了对可婚配女性的再分配，加剧了光棍现象的发生。

　　如今商家以光棍为噱头搞营销，脱单不过是戏谑的调侃，对于明清民国时期的中国男性来说，却是无法摆脱的伤痛和宿命。（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参考资料：

　　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郭玉峰

　　《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刘利鸽，靳小怡，（美）费尔德曼

　　湖南大公报（光碟）——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