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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记者 郑江晖 常德报道
一位十九世纪的“80后”，在湖北新军中上演一出百年前的“无间道”：临危决断，扛起总指挥大旗，一声令下，打响武昌首义，拉开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大幕，将清王朝搅得天翻地覆。
他是蒋翊武，澧州（常德澧县）走出的民主革命先驱，辛亥武昌起义总指挥，孙中山先生唯一亲自题字的“开国元勋”。
今年是蒋翊武英勇就义105周年。就义时，他年仅29岁。
复盘他的革命生涯，是心忧天下的爱国襟怀，是敢为人先的革命勇气，是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是坚持真理的崇高操守，是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是大义凛然的英勇牺牲。
回溯他的传奇人生，有忧国忧民、奋发图强的担当精神，有注重实践、不事张扬的求实精神，有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有淡泊名利、顾全大局的无私精神，有踔厉奋发、舍生忘死的崇义精神。
担当精神：16岁时公开声言“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
蒋翊武墓前摆满鲜花。（资料图）
1884年12月21日，蒋翊武出生在澧州府一个城市平民家庭。14岁时，从师蒋作霖，开始接触维新时事政治。当时，民间流传《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描写满人入关后血腥屠杀汉人的纪实之作。蒋翊武读后愤然斥责清朝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说“满人待我汉族残暴，无复人理”，感叹“自古夷狄入主诸夏，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年矣，胡尚无兴吊民伐罪之师者耶？”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蒋翊武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命运深感苦闷，在公开场合毫不畏惧地声言：“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立新政府。”当时革命风气未开，人们听到此话，都吓得敬而远之。1902年，适逢满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族兄蒋念堂考取秀才，蒋翊武却拒不参加，斥曰：“奴隶功名，要它何用？”
“这是蒋翊武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萌芽，让少时的他萌生了推翻朝廷、反清报国的伟大理想。”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湖南省历史学会蒋翊武研究会秘书长周星林认为。周星林用时15年，苦心勾勒蒋翊武29岁的一生，得出了他身上的诸多精神。
1903年，蒋翊武以第一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宋教仁、刘复基、林伯渠等人，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4年2月，黄兴领导的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成立。蒋翊武成为常德学界的活跃分子，在城内祗园寺设立秘密据点，以谋响应。11月，华兴会起义事泄，黄兴、宋教仁流亡日本，蒋翊武被学校开除，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一年，蒋翊武才20岁。
“辛亥革命的志士，大多以‘推翻满清’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蒋翊武也是在这种单纯的思想引导下投身革命的，并且很快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革命家。”这在周星林看来，恰是近代以来，湖湘儿女“经世致用、心忧天下”的湘学精神在蒋翊武身上的典型体现。
求实精神：屡败屡战，投身湖北新军谋划武装起义
画家所画蒋翊武像和青年蒋翊武。
华兴会起义失败，蒋翊武奔走于沅湘流域，与各地会党联络，由于计划遭泄漏，折回常德。
随后，蒋翊武前往上海准备东渡日本寻求革命真理，不料大病一场，终止了东渡计划。病愈后，他考入了中国公学，协助杨卓霖组织革命团体竞业学会，参与编辑《竞业旬报》。
为配合萍浏醴起义，杨卓霖筹划刺杀两江总督端方的行动，蒋翊武参与其间。由于叛徒告密，杨卓霖被捕就义，蒋翊武等革命同志也难以藏身，再次潜回故乡。
一次次奋起，一次次失败，蒋翊武等人开始思考革命的依靠力量到底在哪里。“他改变以往把江湖会党作为起义主力的做法，将目光投向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新军，化名蒋伯夔，投入湖北新军。”周星林认为，这经世致用的务实之举，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段。
自此，蒋翊武开启了“无间道”生涯。他创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掩护，秘密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名义上是文学联合，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联合。”周星林说道。这一举措，让革命党人由原来的200多人，发展到数千人。蒋翊武还积极促成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被推举为武昌起义总指挥。
创新精神：大力改造新军，巧借媒体宣传革命思想
1911年，武昌首义时的起义门。
“蒋翊武虽不是改造新军第一人，但可以称得上是最成功的一位。此外，蒋翊武还是国内借助新闻媒体开展革命宣传的最成功的革命家之一。”周星林研究发现，改造新军和借助媒体，让蒋翊武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大放光芒。
蒋翊武带着他的梦想悄悄地潜入湖北军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新军改造工作，创造性地发明了“士兵代表制度”：各标设标代表一人，由标社员推任；各营设营代表一人，由各营社员推任，对标代表负责；各队设队代表一人，由各队社员推任，对营代表负责。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击、胡绳武盛赞道：“这样严密的组织形式，在以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团体中还不曾有过。……这是以后武昌起义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组织保证，是一项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创举。”
同时，因武汉地区曾是近代中国新闻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蒋翊武巧借传媒东风，传播革命思想，网罗革命志士。
据周星林研究统计，蒋翊武先后参与的报刊传媒活动有4次：一、1906年10月，他在上海求学期间，参与创办《竞业旬报》，并在他父亲开在澧州城的“蒋兴发”商号作为该报发行的联络点，把革命思潮从东南沿海引入湖南内地；二、1909年秋，蒋翊武来到武汉，成为《汉口商务报》的记者，并以记者身份前往新军驻地潜江，与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实现了自己锐意从军的梦想；三、1911年春，文学社成立后不久，《大江报》经费紧张，蒋翊武决定用会费资助，并在各标、营、队建立记者站和发行站，不仅提高了士兵关注社会新闻的热情，而且对反动军官实行舆论监督，大大改善了部队民主氛围，在很大程度上为武昌起义做好了舆论准备和民众鼓动；四、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蒋翊武没有沉醉于革命的暂时胜利，而是创办《民心报》，关注民生、呵护民心，以监督政府为己任，在宣传革命思想、推崇社会改良、反映民众心声、监督政府作为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无私精神：不争功不争名，临危受命守住武昌
1913年9月8日，蒋翊武在桂林就义的前一天，在狱中由友人为他拍摄的英姿。照片提供：蒋漫征 翻拍：于乾松
1911年10月9日下午，共进会首领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试制炸弹失事，导致武昌起义计划提前泄露。千钧一发之际，蒋翊武在武昌小朝街军事总指挥部向各部队下达了起义命令。由于送达南湖炮队的命令没有准时到达，当晚起义流产，致使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夜，武昌首义全面爆发。经过激战，起义军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控制了武昌城。
著名历史学家李时岳经过研究对照，认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实际进行则基本上是执行着命令的要求。”共进会成员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如果没有前一晚的一纸命令，起义不会推进得如此快。”
武昌起义后，守旧军官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蒋翊武是文学社、共进会联合推举的起义总指挥，理应成为新生革命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周星林说，但他没有以“首义功臣”自居，全心身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在随后的汉口保卫战、汉阳保卫战中，都能看到蒋翊武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身影。
11月27日，汉阳失守。28日，黎元洪任命蒋翊武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29日，蒋翊武以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写下了“守危城、却强敌”的光辉篇章。武昌城的胜利守卫，为南方诸省独立和中华民国的成立赢得了宝贵时间。
中华民国建立后，革命党人内部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思潮，有的甚至违背革命初衷，主动地站到反革命阵营中去。蒋翊武却提议将文学社整体并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这一举措体现了蒋翊武革命立场矢志不移，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忘我无私精神。”周星林评价。
崇义精神：讨伐袁世凯，不屈不挠英勇就义
蒋翊武在桂林狱中写下了致双亲的家书和四首《绝命诗》。图为蒋翊武的亲笔遗书之一。照片提供：蒋漫征 翻拍：于乾松
蒋翊武，本名蒋保勷，从小立志，锐意从军，改名“翊武”。自1904年参加华兴会起义，他就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多次革命行动都是死里逃生。“他每经历一次失败都进行一次经验总结，积极寻求革命方略，他化名蒋伯夔成功潜入湖北新军，并着手改造新军，使之成为革命党人掌握的武装，就是他踔厉奋发、不懈努力的惊世之作。”周星林赞道。
1913年3月，“宋案”发生，蒋翊武坚决主张武力讨袁。“二次革命”爆发，蒋翊武率部进驻岳州，部署军事，以“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名义发布讨袁檄文。正当蒋翊武踌躇满志地谋划讨袁大计之时，全国“二次革命”已呈逆转颓势，袁世凯下达“通缉蒋翊武令”。
周星林分析认为，袁世凯对蒋翊武的嫉恨事出有因：一是袁世凯曾经两次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授予蒋翊武中将加上将衔勋位，蒋翊武没有欣然接受，显示了他对北洋派系的蔑视；二是蒋翊武追随宋教仁在北京积极开展政党活动，主张政党政治对抗袁世凯；三是“二次革命”中，蒋翊武是湖南革命党人中立场最坚定的反袁派之一，他在《讨袁檄文》中，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予以强烈谴责。
“二次革命”失败后，蒋翊武潜入广西，谋求再次举事。不料，在全州被捕入狱。蒋翊武自全州押往桂林期间，还充分利用机会向广西军民痛陈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宣讲民主共和的革命真理。在狱中，他神色自若地写下了“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的《绝命诗》。周星林认为，“表现出了一位革命领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崇高品格。”
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桂林，专程到丽泽门外凭吊蒋翊武，并下令修建纪念碑，亲笔题写“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几个大字刻于碑上。
蒋翊武的一生，闪烁着湖湘精神的光辉。他的精神，在100余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着丰厚的时代价值。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
来源：红网
作者：郑江晖
编辑：马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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