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章县积极引导农民采取土地流转等方式，成立23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生产无公害蔬菜和其他优质农产品，其产品畅销粤、港等地市场。（资料照片）本报记者郭立亮 摄

　　《决定》摘要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胜蓝

　　“还是原来3亩多地，换个经营方式，效益就是不一样。”冬日暖阳下，长沙县果园镇双河村村民黄健站在自己的田边盘算着收成，满心欢喜。

　　通过土地流转，他将自家的3亩多地交给村里的浔龙河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打理，每年每亩地按300公斤稻谷的国家当年粮食收购价收取现金“租金”，同时，他还在公司当上了“农业工人”，每月有固定的务工收入。算下来，以前只种3亩多地根本无法养家，现在同样在田里摸爬滚打，一年收入可达4万多元。

　　类似的农村土地流转，正在我省渐成气候。据省农业厅调查，我省已形成了农村能人、城市工商企业、基层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生动局面。

　　最初的土地流转，一般都是由农村能人带动。他们掌握了一技之长，有一定的收入基础和抗风险能力，不满足于家庭承包经营规模，需要更多的土地来扩大生产，逐步推动当地的土地流转。桂阳县城郊乡的许哲清，掌握了一些水果栽培技术，早在1990年，他就以每亩10元的租金承租山地35亩，用于种植葡萄和黄花梨，开启了当地适度规模流转土地的先河。2000年，许哲清种植水果年产值达10万元，带动周边230亩土地种植水果。

　　近几年来，随着小规模农业种植比较效益下降和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土地流向种养大户等农村能人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各地百亩大户屡见不鲜，千亩大户不断涌现，甚至还出现了万亩大户。

　　一些基层组织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创新土地流转方式，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许多地方还实现了耕地的整村、整组流转。嘉禾县普满乡石角塘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全村水田面积820亩，人均仅0.68亩，村里无矿产资源和村办企业，是典型的以农为主的村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村里出现“人走田荒”的现象。该村村委会广泛征求意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各小组将农户的承包田统一组织转包给在家耕种的农户。2007年，石角塘村成为全省第一个农田流转率达100%的行政村。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不断推进，社会资本和城市工商企业开始到农村租赁土地，发展订单农业，投资农业规模经营项目。这些新兴主体在农业的种植、营销及对土地的需求等方面，与传统的小农经济截然不同，他们为农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市场和新的组织、经营模式，促进了土地流转的深入发展。2008年成立的攸县万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租赁耕地5100余亩，与农户合作经营5500余亩，带动2800多户农户，形成“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运作模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省农业厅的调查表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成为我省土地流转的生力军。截至2012年底，全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1.4万余家，涉及种植、养殖、农机农技、加工、储运等多个行业。全省参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会员占农户比例达12.5%。沅江市的卢青年于2004年带头成立沅江市种粮大户合作协会，当年流入土地3200多亩，至2011年共流入土地1万余亩，成为远近闻名的土地流入大户。

　　农村社会化服务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流转细化分工。一方面，专门从事土地流转的社会服务组织，致力于土地流转信息收集、信托管理、交易促成、手续代办等，弥补了基层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工作力量的不足。比如，永顺县芙蓉镇保坪村成立专门为烟农服务的土地流转中介机构，为土地流转牵线搭桥，深受烟农欢迎。另一方面，近几年各地的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机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涌现，为农业规模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许多种粮大户表示，正是有了农业社会服务组织的全程护航，他们才有信心大规模流入土地，从事粮食规模生产。

　　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省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1073万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2.1%，比2011年增加76.6万亩；全省已有68个县市区建立了土地流转市场，1048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群众热议

　　从2009年起至今，我在村里流转了2000亩土地，发展蔬菜种植、采摘观光、休闲餐饮，经营良好。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流转到我手里的土地，我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些设施在流转合同到期时，是否就意味着不属于我的了。

　　农业本来就是投资大、见效慢的产业，希望政府在明确农民承包土地权益的同时，也应该明确，企业流转农民土地后投资所建的基础设施，是否能够拥有一定年限的使用权。

　　——长沙龙华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海俊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长期不变是一颗定心丸，它能进一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让一部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能安安心心务工、经商，因为他在农村的土地权益也能得到保护，没有后顾之忧。

　　——衡阳县关市乡马安村村支部书记 刘景社

　　我把家里的几亩田都流转给了沅江大地农业公司，自己又在公司的蔬菜基地打工，既有工资收入，又有土地“转租”收入，比自个单纯种地强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支持这种做法，我就更有信心了。

　　——沅江市草尾镇乐园村农民 罗学古

　　等我毕业了，我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先流转50亩水面，利用自己学到的技术搞水产养殖，再带领其他人一起搞养殖，发家致富。我觉得这种创业也是社会迫切需要的。

　　——湖南农业大学学生 李明

　　（本报记者 刘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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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访谈
　　
　　市场决定农村土地资源配置
　　
　　——访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文胜

　　本报记者 刘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按照这一论断推定，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理所当然也应由市场来决定。”近日，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文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陈文胜说，在我国农村30多年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市场机制对促进农村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上特别是土地资源要素配置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行政等非市场因素，这成为阻碍农村持续发展的制度瓶颈。

　　“加快农村发展，关键在于推进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陈文胜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个概念，但《决定》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实际上是农村土地制度又一次改革的强烈信号。

　　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开始探索一种逐步摆脱政府对各生产要素配置的新模式。正是利用市场机制对农村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实行配置，而不是由政府按计划人为配置，使当时的农村焕发出无穷活力，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巨幕。

　　如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陈文胜说，这意味着，作为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农村土地无疑也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应有的价值与优化配置，地方政府要从对农村土地资源要素市场的过多控制干预中退出，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使土地作为农村、农业、农民的“财富之母”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并以土地资源为杠杆，撬动其他资源要素如劳动力、科技、资金与土地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土地有效利用率、产出率。

　　“改革的方向就是推动农村土地资源经营权的流动，比如用于抵押、担保、参股，实现土地资源由资产向资本的转变。这个过程会有曲折，但这是一个长远的方向。”陈文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