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海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十二五”经济发展的主线。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认识层面逐步统一，在行动层面已经迈出重要的步伐。但与社会期望和设定的目标相比，进展和成效不是很理想，任务还很艰巨，还有不少操作、落实层面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以推动形成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性目标的如期实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很紧迫，但传统举措不易落实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源于苏联时期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6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学家和党政领导提出这一课题，意在将苏联经济从主要通过扩大生产要素的数量实现经济增长转到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即由粗放型增长转变到集约型增长。苏联当局接受并部署了这一转型要求。从部署破题一直到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所设定的目标一直没有实现，这或许与他们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实现这一转变有关。

　　我国的改革开放吸取了苏联的教训。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实际上已经启动了向市场经济转体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我党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大力推动了“入世”和工业化、城镇化，在较短时间内中国进入世界制造业大国行列，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现在回过头看，中国的发展是在解决问题中前进的，问题总是不断地冒出来,又不断地被解决。1995年，国家制定“九五”计划时，就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一项基本要求，后来的“十五”、“十一五”都强调了这一部署。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使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替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丰富完善了转方式的内涵，将着眼点放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转型上。

　　这几年中央和地方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有些政策举措对“转方式，调结构”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发展性、扶持性的政策举措落实的好一些，而约束性、限制性的政策举措落实得不太好，客观上导致了多个地方主导产业重复发展和与基建周期相连的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被动局面。特别是这两年雾霾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敲响了转方式的警钟。如此紧迫的转方式任务落实的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体制惯性。惯性是一种势能，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形成的。从1992年开启的新一轮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是主要推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70%。凡是经济发展快的地方，主要依靠发展工业园区和工业项目，依靠城镇新区扩容、房地产开发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抓固定资产投资，走外延为主扩大经济规模的路子，见效快，变化大,形成了地方发展的体制惯性。二是我们沿用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办法。行政手段为主对调控短缺经济是有办法的，但对过剩经济却办法不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过剩产能因外需受阻，内需不畅，经济运行一度出现困难。国家出手扩大投资、启动内需，使困难得到暂时缓解。多年来，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平常的调控，我们习惯沿用下达指标任务、签订目标管理、实行奖罚兑现、严格行政问责等传统办法，结果是加法减法做来做去，效果其实不佳。三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一刀切。这几年中西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很多承接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广东实行腾笼换鸟，一些电子、制鞋、制衣、轻工、化工等项目就往湖南、江西等内地转移。港资、台资企业在沿海发展受成本升高、土地、环境容量等多种因素制约，转到中西部可享受新一轮的招商引资优惠，这对投资者、对承接地都是一件好事。其实从沿海转移来的生产企业，多数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多少都有一些污染，但中西部要加快发展又不得不争着承接这些项目，对大项目好项目就是贴钱送地也要干。由于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东部要迁走或要淘汰的，中西部还可以接纳，因为中西部接纳这些项目尚有空间，这也是有些限制性的调控政策难以贯彻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舍得支付近期成本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需要支付近期成本的，最直接的成本就是发展速度回落，为结构调整、消化过剩产能腾出空间。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支付这些成本，落到谁头上要主动接受都很难。这不仅仅是个唯GDP取向问题，实际上GDP考核这两年已在淡化。但一地的发展问题、就业问题、增加财政收入支撑公共服务等等问题，地方的主要领导不得不考虑。过去30多年我国已经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从1979年到2013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高的地区高的年份高达14%-15%。现在猛一回落7-8%甚至更低一些，不少人没有思想准备，产生忧虑和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跟经济周期相联系的是，发展速度一下来，经济繁荣时掩盖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容易暴露出来，而有些问题确实不好应对。从目前的经济运行走势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回落到中速增长，今后可能是个常态。作为党政领导，应把握以经济减速换取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势，在这方面要看远点，沉住气，不要错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时机。

　　在支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本上，地方领导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当下一些舆论对地方领导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作用的负面评价，多数是对情况了解的不够，个别的甚至有误读。客观地看，一些地方领导确实存在政绩观扭曲等问题，但多数同志在克服困难开拓局面上是作了艰辛努力的,在调结构转方式上想了不少办法，工作确实很辛苦，不然怎么能说明我们国家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地方发展存在的问题，在强调科学发展观后，整个情况有了较大改观，现在是往好的方向走。从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看，即使实现了全面小康，如果天是黄的，水是黑的，路是堵的，不仅发展的代价太高，最终老百姓也不会满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要抓紧行动，抓紧提升地方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而这些需要国家和地方上下共同努力，形成良性互动。国家的政策举措要给地方留出空间，地方要切实担负起落实国家已经出台政策举措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企业的大头和污染源的大头都在地方，地方不勇于承担责任，再好的政策举措也只是一纸空文。地方应当破除将当下风险后移，把转方式中棘手的难题留给下届留给后人处理的常规思维，勇敢地担当起这一历史责任，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建立科学的倒逼机制

　　正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传统治理办法不易奏效，而真抓实干又需要支付当期成本，客观上造成了上面催得很急，下面行动较慢，治理效果不佳的尴尬处境。破除这一困局，最当紧的是建立科学的倒逼机制，寻求在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看来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增强国家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了新的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时，对河北省应对雾霾挑战，治理大气污染，淘汰消化落后过剩产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这为我们着眼体制机制创新，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加快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指明了方向。

　　建立科学的倒逼机制，在当前来说，较为紧迫的，一是要改革现行的党政考核机制。我们讲不唯GDP，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个地方的考核和评价主要还是看经济发展。如果考核评价改为“绿色GDP”，那么很有可能发展慢、生态环境保护好的地方就会成为先进，这恐怕一时难以做到。科学发展的实质是按规律发展，即按市场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去指导发展，要求我们尽量不干违背规律的蠢事。新的考核机制应完善设计，突出重点，考虑简便易行，把着力点摆在树立科学发展导向上。对现行的考核机制，应根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作出调整，进一步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后劲，突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让改革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同时，对地方过来把主攻方向摆在突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项目建设扩大增量消化存量的做法应该积极引导。二是要建立完善严格的环保执法机制。湖南省在治理洞庭湖水体污染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中，淘汰落后、污染环境的企业最关键的一手，是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严格执法。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治理污染源，对限期内没有实现达标排放的污染企业，坚决依法关停。先后关停环洞庭湖造纸企业234家，关停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和水污染企业1266家。当前，在环境污染累积叠加事故频发的大背景下，如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执法措施，一般对付是刹不住污染加剧势头的。三是完善企业淘汰退出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在关停淘汰企业。就不同区域来说，发达地区企业多，回旋余地大些。而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经济规模和企业总量偏小的地方，关停企业特别是关停当地的骨干企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一时难以下手。就市场经济而言，在其发展阶段乃至成熟阶段，它是存在过剩产能的。产能的适度过剩，有利开展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企业自己办不下去的，它不会找政府麻烦。凡是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关停的，职工安置、债务处理等诸多问题政府出面都很难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改制重组等多种方式，而完善企业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关停企业职工再就业更显紧迫。在这方面，应该有更科学的制度安排。我们期待上下协力，加快破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