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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动由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图书馆、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大同思想网、中道书院联合承办，来自社会各界200余人参与此次会议。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华法治文化起源于北方，这一度成为社会主流观点；然而，随着1973年湖南一系列重大考古的发现，表明中华法治文明的源头应该在南方地区，最早的宪法源于伏羲太昊国。”著名法学家、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湖湘新儒家首倡者杜钢建在湖湘新儒家首场讲座上认为，“大陆新儒家的形成标志不在于对传统儒学做系统的哲学文化诠释，而在于对传统儒学做创造性的政治法律转换”。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世界最早的不成文宪法起源于英国，而成文宪法则起源于美国。然而，杜钢建教授在讲座上提出，中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民主法治的因素。
“伏羲太昊国是中国最早的民主法治国家，根据文献记载，距今有五万年左右的历史。”杜钢建指出，当时的伏羲太昊国存在着一部宪法文献——《天皇伏羲氏皇策词》，该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依法”一词。根据多年的仔细研究，杜钢建认为，该部法典对治国理念、国家治理体系、百官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而在黄帝、炎帝、尧舜禹、夏商周时期，国家治理中就有着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的思想集中体现了民主的理念。任人唯贤，处理社会事务严格遵循法律，譬如轩辕黄帝打败蚩尤后，针对蚩尤的处置问题，就曾征询了百姓的意见。人人得而诛之的蚩尤，民众的意见是剥皮制鼓，但这被黄帝依据当时的宪法《黄帝四经》中的规定给否决了。
杜钢建认为，当前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要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挖掘中国古代宪法传统，这对于推动儒家治理的现代化和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邹红艳表示认同，她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法治文化中不乏“民主”与“科学”的元素。
“譬如，提出人民法院和检察院要尽量去行政化，这意味着为律师和司法机关进行顺畅沟通提供了条件；同时，建立司法权和检查权两不过问制度，即对上级领导过问介入实行登记，司法和检察系统内部人员也不能过问；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等等举措。”
会上，邹红艳律师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角度，从19个方面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高度提炼。“像‘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只出现在大学课堂上的原则，如今被中央文件正式提了出来，从这些细微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