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年轻人的朋友圈里什么最火？代购！代购是个新名词，换做老话，就是帮人捎买东西。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若有人到外地出差或探亲，总会大包小包地帮亲戚朋友捎东西。现在年轻人做代购，是要赚钱的。而那个时候捎东西不仅是免费的，搭工夫费精力不说，有时候还要贴钱贴心情——

　　受得累

　　大伙叫我“运输大队长”

　　我1964年从北京毕业后，分配到四川成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每次回北京探亲或出差，往返都要带一二百斤重的东西。大家给我取个外号，叫“运输大队长”。

　　那年月，每次回京，都要提前五六天采购东西。从成都往北京带的，主要有四川的名酒名烟，以及绿豆、蚕豆之类农产品和竹篮、竹椅等。凭票才能购买的烟、酒，还要四处找票。除了自己的，还有同学、同事托我往北京带的，加起来有十几个包、箱。每次都要有五六个人骑自行车送我到火车站，安排两个人先买站台票提前进站上车，占行李架；剩下人跟着我检票进站后，每个人都手提肩扛几样东西，以最快的速度上车抢占行李架。看到行李架上用绳子拦起的几米长的包、箱摆放好后，我才松口气，坐到铺位上。

　　到北京后，前几天是分送从成都带来的东西，以后几天就是采购带回的东西。带回的东西就更多了，白糖、冰糖、水果糖，炼乳、饼干、麦乳精，猪油、罐头、粉条，肥皂、香皂、洗衣粉，的确良、尼龙袜，还有搓衣板、擀面杖、铁锅……除自己带的外，同样还有同学、同事托我买的。在北京采购东西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在家吃完早点，就出去选购东西，到吃晚饭时才回家。有一次买袜子，我付了款急着把袜子往提包里装，不料那女售货员一把夺过袜子，不屑一顾地说了句：“还没包哪！急什么，北京不像你们外地！”那时北京很多商场卖东西时，都用印有本商场字号的纸包上再给顾客。女售货员的这句话，刺痛了我这在外地工作的北京人，几十年后仍未忘。

　　从北京带回东西最多的一次，是1978年8月我出差回来，装了21个包、箱，足足超过200斤。9个人骑自行车送我到北京站，通过关系找列车员帮忙，才把东西送上火车。（四川成都 康永志 72岁）

　　耐得烦

　　为买几尺条绒布跑两个省

　　1971年，我在河北省安新县机械厂工作。一次，我休假回老家大名，同事郭晓林找到我，说他的小孩要做条驼色条绒布裤子，但在安新这一带只有黑色、蓝色的布料，看在我老家能不能买到。

　　回到老家后，我跑了几家商店都没找到驼色条绒布。那时条绒布属于高档布，多用做鞋面布。而鞋面布用黑色、蓝色和红色、绿色的，所以一般的商店都只进这几种颜色的货。然而，我既然答应了人家，就尽力而为吧。好在我住的地方是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三地联姻的比较多，互相交往得也比较多，所以三省交界处几个供销社的布票是可以通用的。依仗这点优势，我又到离我们比较近的河南、山东省的几个公社供销社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的在河南省的渠头庄供销社找到了。

　　虽然最终把同事托我的事办妥了，但本来我请10多天的假想回家帮家里干点活，却为买几尺条绒布花去了4天时间，这苦又不能向同事诉。

　　从这以后，不是十分有把握的，我再也不敢轻易答应帮别人捎东西了。（河北大名 李金田 68岁）

　　吃得亏

　　“已经有双皮鞋永久搁家里了”

　　上世纪70年代初，因工作性质我多次到外地出差，受人之托捎带东西的事是每次不落。工作之余去完成这些任务，要跑腿，要排队，要一件一件记账，有时候还要动脑筋。不好拿的东西一路上小心翼翼的，辛苦不说，买错了只好自己受着——贴钱受累没给人家办好，还得连说对不起，个中滋味还真是一言难尽。

　　记得有位女同志托我买件的确凉上衣，她身材娇小，我跑遍北京的服装店也买不到这么小尺码的。这时，我灵机一动，到儿童商店去看看，结果买到了，自己高兴了好几天。还有一次，有位同志拿块布料给我，要买一段同样的布料。我带着样品在上海满大街跑，找到了，量好尺码，正要过剪，我突然叫师傅停下来，因为我看到了这段布料上有一点瑕疵。我问师傅能不能将这一段去掉，回答说不能，我就在柜台附近游荡，直到看着别人将这段布料买去了，我才上前去买了下一段没有瑕疵的布料。

　　带东西多了，我也学“乖”了。记得有次别人让我帮她买双皮鞋，除了尺码，我就问：是要黑色的还是棕色的，是系带的还是不系带的，是深口的还是浅口的……她被我问傻眼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对我说：“黄建文，你真细心！”我说：“我是吃一堑长一智，已经有一双皮鞋永久搁在家里了。”（湖南长沙 黄建文 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