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藏》多达428卷，收集了151种红色期刊，影印、汇编成3亿字的原始期刊资料集。受访者供图

　　《红藏》诞生记

　　历时4年，经过湖南出版人的艰辛努力，这部收录新中国成立以前早期进步期刊的丛书得以问世，其中多数刊物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出版，及时抢救了一批珍贵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
　　
　　◆本报记者 许望桥

　　今年1月底，国家大型出版项目——《红藏》（藏读音“zang，第四声”）丛书正式面世。数月来，外界好评如潮。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评价，《红藏》是我省继《湖湘文库》完成后的又一重大文化工程，体现了我省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担当；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凤城评价，《红藏》的出版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

　　一时间，“红藏”成为近期湖南出版界最热门的词条。

　　《红藏》全称《红藏：进步书刊总汇（1919—1949）》，由湘潭大学出版社编撰。它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机构主办，或在其领导下创办的进步期刊151种，共428册，3亿余字。其中多数刊物如《中国共产党党报》、《调查研究》、《苏维埃》等都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出版，丛书对一些曾经内部出版过的刊物也作了增补校订，并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家档案馆、图书馆以及部分革命博物馆的珍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早期进步期刊的影印出版。

　　作为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项目，《红藏》从出版计划确定到正式面世，外界从未停止对它的关注。这套创下全国多个“之最”的丛书，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诞生经历。

　　为建党90周年献礼
　　
　　“从定计划到编撰完成，我都亲身经历了，直到出书那天我们所有人才彻底松了一口气。”湘潭大学出版社社长、湘潭大学教授章育良告诉湘声报记者。作为一家2007年才成立的出版社，湘大出版社将发展重点定位在“主题出版”上。

　　早在2010年，出版社便萌生了出版《红藏》的想法。当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抓紧党史资料征编，妥善保存党的历史财富，抓紧征集领导干部及社会人士个人留存的党史资料。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湘潭大学是全国9所应邀参加会议的高校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丛书的信心大增。”章育良回忆说。

　　“《红藏》在湘大问世不是偶然的。编撰意图的提出既有一定的巧合，也有一些必然的因素。”湘潭大学党委书记章兢说，党史专业一直是湘大的特色专业，汇集了大量的研究人才。上世纪80年代，湘大就开设了党史本科专业，是全国最早开设该专业本科招生的两所高校之一（另一所是人民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党史多年的高校，怎样向建党90周年献礼，成为校内诸多专家学者考虑的问题。

　　包括章育良在内的几位校内专家在研讨时，想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大量报纸和期刊。当整理出版一部关于中共早期报纸期刊的大型文献，再现早期共产党人上下求索的思想轨迹的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在建国初期和上世纪80年代，我国对早期红色期刊曾进行过一些整理，例如人民出版社在上世纪50年代就出版过《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但是系统地收录整理出版，尚无人做过。章育良说，在出版计划确定之后，出版社与相关专家又进行了多次研讨，最终将丛书准备收录的内容确定为三大方面：报纸、期刊、早期共产党人的著作。

　　2010年11月，湘大出版社正式向国家申报了出版项目，该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拨给《红藏》第一编的出版基金资助为1146万元，创下湖南省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金额之最。

　　100多位专业人士参与
　　
　　在出版界，被称为“藏”的出版物不多见。“藏”是对同类出版物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全者的称呼。章育良说，在确定丛书名字时，最先确定了一个“藏”字。而在“藏”字前面用什么字，诸多专家学者斟酌了很久。

　　“最初定丛书名字叫‘红色记忆’，后来考虑到这个名字不够精炼，就取了当中一个最能代表中国共产党先进、进步的‘红’字。”章育良回忆，丛书的副标题，按内容的分类最初也取了两个，分别为《红藏：期刊1915到1949》、《红藏：报纸1919到1949》。丛书的总顾问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欧阳淞，在听取《红藏》出版汇报时认为两个标题概念模糊，提出将标题改为《红藏：进步期刊总汇》。

　　标题的敲定，仅是丛书复杂的编撰过程的一个缩影。《红藏》编辑室主任李勇告诉记者，这部历时4年编撰的丛书，前后共有100多位专业人士的参与。

　　“依托湘大这一块的资源，我们邀请到党史、历史学、传播学的专家、教授学者以及具体整理资料的博士、硕士共有60多位。整个书籍目录的选定，以及学术资料的选定及确定，前后邀请了其他院校的专家教授近30位。”李勇说，参与者至少都是相关专业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兼职从事整理、审阅工作。

　　“丛书的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宣传教育的过程。对学生而言，通过查找、搜集、甄别早期进步期刊的相关资料，可更加广泛地阅读红色经典，这也是一个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积累的机会。”作为湘大的一把手，章兢曾带着《红藏》的工作人员多次赴北京寻访党史专家，并先后多次聘请相关领导和专家来校研讨。

　　章育良对丛书的编撰过程难以忘怀。丛书规模宏大，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料收集问题。数十人的团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搜录到符合收录原则的早期红色报纸期刊的目录是2605种，初步掌握了刊名、创办者、馆藏信息等基本情况。

　　然而经过多方考证，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有记录可循的仅有600余种。因为“搜集的信息与实际馆藏情况不符”、“很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不能查阅到资料”、“部分期刊不对外开放或已打包封存”等诸多问题，能找到并可以出版的期刊仅有150多种。

　　艰辛而细致的编辑过程
　　
　　3亿余字的海量内容，对于审读编校而言是一项巨大挑战。李勇说，在编校过程中，编辑发现了一些期刊版本存在混淆的情况。复制资料的过程中，还有不少重页、混页、缺页，这些问题必须耗费大量工作，逐一解决。

　　由于《红藏》所收录的进步期刊距今年代较远，加上那时的油墨和纸张质量差、印刷设备和技术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期刊的图片和字迹难以辨识。为此，编辑部花费了大量精力投入到多方查找和比对当中。有的文稿纸张太薄旧，背面的字透过来导致版面难以辨认，这时编辑要把背面透过来的字一行一行地修掉；有些版面几乎是在原稿里面把字一个一个抠出来。如刊物《抗战文艺》，成书才5本，可为了这5本书，仅修图就由排版部组织了6名干将，加班加点忙了半个月才做完。

　　“材料筛选都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一个前提。”章育良介绍，丛书的所有内容要求都通过各种渠道向专家咨询、研究，并向有关部门备案。

　　“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书出版完，加上出版社本身还有其它的出版工作需要兼顾。编书的精神压力很大。”李勇回忆，在丛书编撰最紧张时，有些编辑晚上就睡在办公室。当时收录的资料霸占了出版社最大的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进去办公要一步步挪，生怕碰到资料，将顺序打乱。

　　“由于经常翻阅这些文字影印稿件，一些编辑双手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纹都磨光了。”章育良说，即便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丛书在细节处理上也力求做到极致。

　　抢救行动的紧迫
　　
　　为了保证搜集资料的真实性，所有整理出版的内容都是影印、扫描自原刊。原刊绝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权威的图书馆、档案馆。其余源自私人收藏的原刊也都经过对比和考证。

　　“这套庞大的丛书，材料搜集的难度极大，涉及面很宽。资料都是我们跑出来的。”作为资料搜集团队的负责人，李勇带着一支特别行动队往来于北京、上海、江西等所有中共早期活动的地方。“全国各地几乎都跑遍了，在江西、陕西等革命老区，绝大多数县的档案馆、图书馆我们都去了，期间遭受过无数的拒绝，吃过无数的闭门羹。”

　　在《红藏》出版计划确定伊始，有媒体就曾断言，“这是为共产党保存资料文献的抢救行动”。

　　从亲历学术专家论证、分析的有些期刊彻底消失了，到自己无数次拿着目录去图书馆找书却一无所获，李勇对于“抢救”有了更深的体会。

　　“散佚的期刊已经无法挽回，而在一些单位，我们很痛心地看到有些资料因为保管不善损坏了。有一个地方，1919年原版、原刊的《新青年》，就丢在馆藏里面，让人随便摸，上面都是汗渍，一页页散架了。”李勇说，保护不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目睹了这些现状后，他才真正意识到《红藏》出版的紧迫性。“这些资料还不加快整理，就会有更多的资料永远地丢失。”

　　书里丰富的内涵不过时
　　
　　在章育良看来，《红藏》的最大特色是内涵丰富，而且这些内涵不会过时。

　　他最近在读的《真理》（中共早期杂志，红藏收录期刊），其中一篇关于学习与党性的文章令他印象深刻，“文中将学习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十分精辟。”

　　在他看来，当前正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党内要加强学习，关于党性的修养、党员的锻炼、共产党员应当如何修身养性，《红藏》中有很多期刊都有深刻的阐述。

　　“作为党员，这样的传统，这些老一辈提出的观点丢不得。”章兢说，丛书的内容体现出了中共早期的奋斗历程，展现了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矢志不渝的目标追求，值得现在的人好好总结、回顾、继承。而丛书收录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内部的一些文献，包括党的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的会议章程等内容，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新闻史、新文学史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目前丛书的销售状况良好。章育良说，出版社实现了此前定下的“丛书既叫好，也叫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