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1903-1999)，又名贺楷、贺安卿，当代著名音乐家、教育家，今邵东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4年进入电影界。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后到重庆，任教于育才学校。1941年辗转来到新四军军部，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一生创作了3部大合唱、24首合唱、近100首歌曲、6首钢琴曲、6首管弦乐曲、10多部电影音乐以及其他作品。主要音乐作品有《牧童短笛》、《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

　　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蒋剑平 陈程 整理）

　　制图/张杨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陈程 申喜平

　　“9·3”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省会长沙，一部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抗战题材电影《穿越硝烟的歌声》首映，再次将人们带进70多年前中国人民在苦难中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剧中主人公、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贺绿汀用音乐做武器，鼓动中华儿女奋起抗日、舍身救国，炽烈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深深感染着人们。贺绿汀的女儿贺元元也来到现场，并为观众展示了父亲创作的抗战歌曲的珍贵手稿。

　　说起贺绿汀，人们马上会联想到他创作的那首著名抗战歌曲《游击队歌》。其实，这位蜚声海内外的湘籍音乐家，在抗战时期创作了大批战歌，扬军威、振士气、壮国魂，发挥了枪炮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岁月流逝，这些跳荡的音符仍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激励着华夏儿女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奋力前行。这位当年在上海滩创作了《四季歌》、《天涯歌女》等大量作品的电影音乐工作者，是如何成为享誉神州、给人以无穷力量的抗战作曲家呢？

　　8月底，记者采访了贺绿汀的女儿贺元元、《穿越硝烟的歌声》编剧王青伟和邵阳学院音乐系主任刘淮保教授等，请他们介绍了贺绿汀在抗战岁月里闪光的艺术人生。

　　在上海滩，参加文化界救亡演剧队

　　贺元元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她说，父亲贺绿汀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更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从邵东县九龙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贺绿汀，天资聪颖，从小勤奋好学，尤爱音乐。1923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岳云中学艺术专修科，1931年又考入我国最早的音乐高等学府——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学习期间，贺绿汀参加了俄国钢琴家齐尔品在中国举办的中国民族民间风格音乐作品比赛，以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分获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名声大噪。

　　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贺绿汀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2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音乐家的人生。 他在邵阳担任过泥瓦工人的党支部书记，先后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

　　凭《牧童短笛》一曲成名后，贺绿汀参与左翼电影事业，在明星电影公司担任影片配乐工作。他为《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电影和话剧配乐作曲，创作了《春天里》、《怨别离》、《怀乡曲》、《恋歌》、《秋水伊人》、《四季歌》、《天涯歌女》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了鲸吞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上海文化界紧急行动起来，决定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全民抗战。贺绿汀毅然放弃电影公司的优厚待遇，把妻子江瑞芝和3岁的大女儿贺逸秋送回湖南邵阳老家，参加了演剧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贺绿汀被分在第一队，和马彦祥、宋之的、聂绀弩、崔嵬、欧阳山尊、塞克等一批著名文艺家一起，前往南京、武汉、陇海铁路沿线和西安等地，一路跋涉，一路宣传。

　　贺元元说，文艺家们的宣传，也是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父亲贺绿汀而言，此行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是，创作了不朽的音乐作品《游击队歌》。

　　在山西农村，激情写就《游击队歌》

　　在电影《穿越硝烟的歌声》中，有这样一幕：贺绿汀在八路军炮兵团参观，将士们告诉他，这些炮全是缴获日军的，是敌人为我们造的。贺绿汀脑中犹如触到电光石火，创作的冲动和欲望强烈撞击着他。回到驻地，在老乡的土炕上，他掏出纸笔飞快写了起来，载入史册的抗战歌曲《游击队歌》诞生了。

　　《穿越硝烟的歌声》编剧王青伟告诉记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37年11月，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辗转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驻地，住在城郊刘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介绍了许多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送给他们一批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一天，适逢彭雪枫给办事处学员们讲授抗日游击战术，贺绿汀坐在学员中间听讲，他被彭雪枫绘声绘色讲述的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术打鬼子的故事吸引住了。晚上躺在炕上，脑海中浮现战士们在高山密林里神出鬼没、奋勇杀敌的一幕幕场景，哒哒的机枪声、隆隆的炮声、嚓嚓的脚步声，在他脑海中化成了一串串富有节奏感的音符。他有了为抗日游击队写一首歌的冲动。

　　接着，贺绿汀应邀访问八路军总部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听说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贺绿汀突然灵感迸发：“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晚上，兴奋不已的贺绿汀坐在老乡家的煤仓里，披着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肖华赠送的平型关大捷战利品——一件日军的黄呢大衣，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彻夜未眠，酣畅淋漓地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1938年1月上旬，在八路军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游击队歌》进行了首演。演剧一队全体队员演唱，贺绿汀亲自指挥。歌声刚落，会场上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贺绿汀转过身来，看见坐在前排的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来边区访问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都在热烈鼓掌。朱德走上台来，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这首歌写得好呀，写出了战士的心声，写出了我们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概！”

　　这首歌生动刻画出游击队员们机智、灵活、英勇的英雄形象，豪情奔放，通俗易唱，很快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抗日战场，成为鼓舞抗日军民奋勇杀敌报国的进行曲。

　　为了学唱这首歌，八路军有的部队专门派人，骑马跑几十公里来抄曲谱。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在临汾休整的685团团长杨得志，在再次率领部队出征前，请贺绿汀带着演剧队去部队教唱这首歌。他们一个营、一个连地教，直到部队高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士气昂扬地出征。

　　朱德不但要求各部队学唱《游击队歌》，他自己也非常爱唱。为了不忘记歌词，朱德亲自将《游击队歌》工工整整抄写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一有空闲时间，就翻出小本子，戴上眼镜，像歌迷一样反复吟唱，陶醉其中。

　　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贺绿汀还创作了《保家乡》、《日本四兄弟》两首歌。其中《保家乡》是专门向农民宣传抗战的歌曲，影响也很广。1940年，《游击队歌》、《保家乡》由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灌制成唱片，在海外发行。

　　几年后，1943年7月，贺绿汀抵达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文艺联欢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从重庆到延安，战斗的歌儿写不停

　　邵阳市郊松坡公园树木葱茏、景色宜人。园内贺绿汀墓地和贺绿汀纪念馆，成为人们对这位“人民音乐家” 的缅怀之地。8月底，记者和邵阳学院音乐系主任刘淮保教授来到这里，通过看照片、观实物、听讲解，对贺绿汀抗战歌曲的创作情况有了更多了解。

　　刘淮保说，在完成抗日救亡演出后，虽然由于战争原因导致工作不稳定、生活很艰苦，但贺绿汀创作抗战歌曲的热情持续高涨。

　　1938年8月，贺绿汀到达陪都重庆，先在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职，后和妻子姜瑞芝来到离重庆50多公里的乡下，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据当年育才学校学生、后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陈贻鑫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贺绿汀上课时，“脚上穿着一双木屐，衣衫破烂处，肉都露出来了”。

　　生活极其困难，但没有消磨掉贺绿汀的创作热情。在重庆期间，贺绿汀心系抗战，积极参加抗战文艺活动，还被推选为中华全国音乐节抗敌协会理事，其音乐生涯也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嘉陵江上》、《垦春泥》、《弟兄们拉起手来》、《中华儿女》、《胜利进行曲》、《还我河山》、《空军进行曲》等歌曲充满战斗热情，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他的不少作品成为中国抗战音乐经典，如《嘉陵江上》寄托了人们对沦陷的东北3省的怀念，唱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它问世后受到广泛欢迎，成为男高音独唱经典曲目。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严峻。周恩来关心贺绿汀的安全，要他离开重庆去延安。但由于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贺绿汀让妻子带着孩子先去延安，自己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绕道香港，辗转抵达苏北敌后根据地。当年6月来到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受到刘少奇、陈毅热烈欢迎。

　　在苏北，贺绿汀先后在华中鲁艺音乐系及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任教，创办并主持音乐干部训练班工作。在鲁艺教学中，他创作了《打棒头》、《哨兵歌》等歌曲，尤其是他谱写的混声四部大合唱《1942前奏曲》，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磅礴气概。在新四军军部一次演出晚会上，陈毅军长观看了演唱。演唱开始前，警卫员给陈毅送上一杯茶，正当他举杯要喝时，合唱开始了，合唱第一句就是一个震撼人心的长音“啊……”。陈毅一愣，停止了喝水，聚精会神听演唱。20多分钟过去了，直到全曲终了，陈毅端着茶杯一口也没喝。演出结束后，陈毅握着贺绿汀的手说：“很好很好，谢谢你！”

　　这首大合唱后来在部队演出时，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刘淮保认为，时隔2年多，贺绿汀再次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对抗战必胜有了更清晰和透彻的认识。《1942前奏曲》问世，标志着贺绿汀的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43年，贺绿汀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思念已久的妻女，也见到了革命领袖毛泽东。他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工作过，创作了《烧炭英雄张德胜》、《徐海水除奸》等多部歌舞剧，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生活、新风貌。还创作了歌舞联唱《扫除法西斯》、民歌合唱《东方红》等作品，受到延安军民欢迎。

　　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等职，直到新中国成立。

　　贺绿汀说过：“活着，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啊！我拿起笔，我写，我拉琴，我弹琴，我指挥，都想着人民，要为人民做事。”

　　刘淮保点评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贺绿汀一生追求进步、心中装着祖国和人民，才使得他的创作与整个时代及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对时代、对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