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记者 朱炎皇 实习生 丁云凤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表达了对亡妻杨开慧的深情。

　　今年是杨开慧烈士诞辰114周年。近日，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癌症研究中心高级统计分析员李忠泽致电本报，他意外发现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着杨开慧1921年发表的三篇短文，揭开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指出有关杨开慧及其父杨昌济的研究中几个广泛流传的疑似谬误。

　　耶鲁大学图书馆珍藏福湘杂志

　　因为家族前辈是“老雅礼”的，46岁的李忠泽热衷于收集长沙雅礼中学校史，也密切关注着长沙福湘女校的史料。李忠泽说：“历史上，雅礼中学和福湘女校密不可分。比如福湘的校长蒋嵝先生曾是雅礼的校董。长沙有些家庭，男孩上雅礼，女孩上福湘。抗战时期，雅礼、福湘都迁到了沅陵，共同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后来，雅礼、福湘的一些毕业生还结成姻缘。”

　　3年前，李忠泽得知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着两份关于福湘女校的史料，立即与他们联系。当他看到两页样件后发现其中一个是1921年6月出版的福湘杂志时，便不假思索地购买了两份史料的影印版。年代久远，纸质变脆易碎，在李先生的请求下，图书馆工作人员破例将杂志拆开，逐页扫描。

　　这一期的福湘杂志由享誉三湘的福湘国文教师李肖聃作序，他在序中说，在民国八年（1919年）福湘女校“初出季刊一册”，民国九年（1920年）“更议年出一册，易名杂志”，即在1920年福湘出版了改名为福湘杂志的年刊。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福湘杂志“又循例印行”，也就是李忠泽购买的这期年刊。

　　杨开慧三篇短文重现

　　这期杂志刊登了许多名人学生时代的文章，其中有刘湘英（1921年福湘毕业校友，又名刘韵仙，后任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校长）和范琯（1922年福湘毕业校友，福湘抵制日货、宣传爱国的十人团团长，曾与李淑一、杨开慧一起参加爱国活动，后在福湘女校工作）写的两篇文章。李淑一（李肖聃的女儿，1920-1923年在福湘国英算专修班学习，杨开慧的同学，雅礼中学校友柳直荀的夫人）写的十四首短诗和游赞真（后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梁士纯的夫人）写的三篇文章。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里面竟然收录了杨开慧写的三篇短文，它们分别是《致某公书》、《随感录》和《先父事略》。

　　迄今为止，除了1982年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时发现的七篇写于1928-1929年间的手稿（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及1990年再度修缮房屋时发现的第八篇写于1930年的手稿（由长沙市博物馆收藏）之外，还未见到过她在1921年公开发表的这些文章。

　　写信给长辈，探讨社会责任

　　杨开慧的第一篇文章是《致某公书》，这是一封写给杨昌济所“敬爱之友”的一位长辈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的无限敬意。她首先阐述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特别是对良心的理解，并针对当时的南北政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进而对这位长辈为和平而奔走的举动产生了疑惑，希望长者能够指点，并期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影响世界。

　　杨开慧觉得，良心的力量像太阳一样大、光像太阳一样亮，人们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良心之光也”。同时，她呼吁，一切有良心的人应该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有责任扫除黑暗使其变成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最后，杨开慧请长者考虑她父亲“殷勤书致丈者”中的“垂死哀痛之言”，做到“超然远引，图自立之道”，远离军阀、官僚和政客，“当筑屋于磐石之上，不当卜居沙土之中”。

　　遗憾的是，文章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到这位长辈的名字。但李忠泽发现，杨开慧这篇短文最后所用词句，引用了其父杨昌济给章士钊信中的原话。另外，杨昌济说“近曾写信与行严（章士钊）”，而之后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这与杨开慧所提到的她父亲在去世前曾给长者写信这件事是吻合的。因此，这位长者应该是杨昌济的同乡、挚友、曾担任过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章士钊。

　　杨开慧的第二篇文章《随感录》开头就指出：“静，非合人生之意义也。人者，动物也”，阐明好动是人的天性和美德。她指出当时的学校最大的一条弊端就是“功课繁多，使吾人无活动之时”。她认为，有了强壮的身体，心力也随之加强，精力才能充沛，而精力充沛的人没有不聪明的。反之，身体不强壮，什么事也做不成。

　　“杨开慧的这段话，对当今教育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李忠泽说，时下不少学校受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力轻体育，学生的体育活动时间远远不够，青少年缺乏锻炼、营养过剩,身体怎么可能强壮？

　　从以上两篇短文可见，虽然杨开慧当时年仅20岁左右，但她不仅文学水平较高，而且见解深刻。

　　饱含深情，回顾父亲生平

　　杨开慧的第三篇文章是《先父事略》。据推测，这篇文章应该是写于1920年1月至1921年6月之间。

　　文中饱含深情地描述到，杨昌济小时候就十分聪明，尤以擅长诗文对联出名。杨昌济八岁时丧母，从小跟随父亲读书，在十四岁时不幸丧父，“至此遂无师焉”。由于他天性好学，失去了老师之后，仍然每天勤奋读书，终于在十九岁时考上秀才。

　　杨昌济孝敬父母，爱护哥哥、姐姐，关心子女，同时也十分尊敬他的夫人向振熙和嫂子，外出游览时总是带上全家人一起分享快乐。

　　杨昌济一生中有执着的信念。当他32岁决定出国留学时，面对哥哥等人的劝阻，他斩钉截铁地说：“如不能成行，则吾精神生活已告灭绝，实等于死”。十年后即1913年从德国归国时，面对友人劝说他在生活条件好的北京工作时，他表示：“誓必居长沙五年，教育青年！”

　　杨开慧的这篇文章披露了一些现存杨昌济研究中从未提及的细节，充分反映了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伟大教育家。

　　三篇短文澄清了一些疑似谬误

　　1977年湘潭市总工会翻印的包括杨开智所写的《忆杨开慧烈士》和湖南师范学院编写组创作的《开慧传》的书中写道：“当时李肖聃先生主编的福湘校刊上，发表了杨开慧的《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文章。”另外，1979年出版的《杨开慧烈士传略》中也写道：“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她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的战斗檄文，用尖锐泼辣的笔触，畅快流利的白话，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以上两本书是不少后来关于杨开慧文章的重要参考书目。然而，李忠泽认为杨开慧并没有在福湘校刊上发表过题为《呈某世伯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虽然它与《至某公书》标题意思相近。这些作者很可能没有看过原稿，以讹传讹。最后，这期《福湘杂志》载有三篇而不是两篇杨开慧写的文章，所以文中所提及的“杨开英还将一期载有开慧两篇文章的福湘校刊送给了毛主席”也是不准确的。

　　此外，杨开慧的第三篇短文《先父事略》还澄清了杨昌济研究中的一些谬误：有些文章说杨昌济的父亲先去世，后来母亲去世，而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了他“八岁丧母、十四岁丧父”。有些文章和著作，包括萧子升的书在内，说杨昌济毕业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这篇短文证明了他毕业于英国的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杨开慧纪念馆副馆长刘向上表示：“杨开慧牺牲早，留下来的史料少。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和杨开慧的特殊身份，她写的东西发表不了，先前的几篇手稿都是藏在她家故居的墙缝里。这次李先生发现了杨开慧公开发表的三篇短文，进一步印证了青少年时期的杨开慧既温柔贤淑，孝敬父母，又积极进取，敢于冲破传统束缚，勇立时代潮头。同时也充实了杨开慧精神的思想内涵，向后人展示了一个更真实更感人的名门闺秀杨开慧。”

　　杂志影印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