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的老红军陈利财参加过长征，是左权最得力的警卫员，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上党战役等著名战斗，护送过彭德怀、刘少奇、吕正操等白区连以上干部，给邓小平当过临时通讯员。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红军，在给记者展示本应引以为豪的枪伤时，有一米八个头的老人竟然嚎啕大哭起来，他不断念叨的话语，令在场所有人潸然泪下。

　　8月底的湖南武陵山区，天气阴晴不定，昼夜温差很大，记者在这片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地区，三天辗转五地，行程两千多公里，来到这次采访行程的最后一站——老红军陈利财家中。之前，记者已经与陈利财家人沟通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表示想采访一下老人，却一直没有得到其家人的应允，陈老的儿子陈秀成和记者说到，“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这半年来非常虚弱，一天24小时有将近18个小时需要躺在床上休息，保持清醒的时间只有4到6个小时，不适合接受采访。”在记者的再三请求并表示一定确保老人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征得陈老的同意后，记者才得以走进这名96岁老红军的家中。

　　刚进家门，陈老就被儿媳谢长军搀扶着从房间出来，满头的白发，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看到身着军装的吉首军分区和吉首市人武部干部，老人浑浊的双眼仿佛明亮了许多，他用枯瘦的双手紧紧握住记者的手，连声说着“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他拉着记者在沙发上坐下，还嘱咐儿媳赶快把自己的军装找出来给他穿上，把去年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拿来带上，全然不像一个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听说是解放军报社的记者来了，爸爸相当高兴，今天一上午就没睡，一直等到你们过来。半年多来，都没有见过他有这么精神的时候。”谢长军跟大家说，“他还说要把奖章、勋章都找出来带上，可我们搬家多次，都遗落掉了，为此他还说了我们一顿。”“陈老戎马一生，我们革命后辈们来看他老人家，听他讲过去的事儿，感受当年的峥嵘岁月，他心底自然高兴了！”记者坐在陈利财身边，附在他耳旁，跟他聊起了过去的故事。

　　（记者 柳军 通讯员 刘海 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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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牛娃千里寻红军

　　陈老虽说听力不好，但对当年参加革命的事儿，依然记忆犹新。“我1920年出生在龙山县西湖乡，小时候给地主家当牛倌，他家来了两个篾匠，和我玩得很熟，一天晚上我听他们两个在低声嘀咕‘听说红军在洞口一带……’我就好奇地问红军是什么，他们说红军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财主们最怕红军，穷人们最欢迎红军。他们还跟我说红军里当官的不打人、不骂人，参加了红军自己可以找吃的。我就跟着他们投奔红军去了。”陈利财回忆说，“那是1933年5月，我当时只穿一条短裤，一件破烂上衣，从地主家出走后，经红岩溪、马蹄寨，进入永顺县，再一直朝洞口县方向走，沿途翻山越岭，忍饥挨饿，大概走了七八天时间，才在洞口找到了红军并参了军，之后我被分配到红六军团16师46团2营5连当战士。”

　　“您参军后的第一场战斗还记得么？”记者大声问到。陈老回忆了一会儿说：“是在湖南茶陵，当时我个头小，没有给我发枪，给我了一把刀，叫鬼头刀，我就把刀背在身后，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一响，我们就跟着老兵跑，一会儿敌人就被打跑了。后来在战斗中我缴获了一杆驳壳枪，大概有这么长。”陈利财边说边用手比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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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跟着部队革命到底

　　谈到长征，老人家回忆到，“长征路上，生活艰苦，环境恶劣，在贵州的时候，我差点儿掉队没跟上队伍。”记者连忙问起了详情。“那是1936年在贵州的时候，我16岁，在一个班上，晚上路过一个敌军碉堡，大家都趴在那里不敢动。等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醒来发现就剩我一个人在碉堡外头趴着，我赶紧爬起来追啊追，追了好远都还没追上，当时身上没有钱，只有一杆枪，特别饿，走到一个老乡家里发现有好多饭，都是红军路过时留下的饭，因为没有钱我也不敢去吃，老乡对我笑了笑，招呼我过去吃饭，告诉我红军还在前头。我吃完饭接着赶路，一直追到晚上，才追到部队。连长、指导员当时特高兴，说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大家都忘记喊他了，回来了就好，喊我赶紧归队！我当时就对连长指导员说，我年龄虽不大，但也算是一个老兵了，行军作战，我坚决不能掉队了，我一定要革命到底！”

　　“过草地牺牲了不少战友，我当时碰见龙山的一个老乡，用手捂着肚子，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肚子痛，有点拉肚子，过完草地就再也没见到他。我1964年从山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家里已经挂上了烈属的牌子，儿子是怎么牺牲的家里人却不晓得，我就跟他家人讲，我最后一次碰到他是在过草地的时候，出了草地就再也没见过了。长征途中，像这样牺牲的战友不计其数，所以我讲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很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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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前前后后跟随左权2年7个月的时间，他说，左权让他看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对革命无比执着的精神，对他这一生都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是他一生学习的楷模！老人用负过伤的右手举起笔，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左权是我一生的楷模

　　“听说您给左权当过警卫员？”听到记者问起左权的事情，老人很激动，脸上绽放出不一样的色彩。“那是1937年，我当时17岁，左权挑选勤务员，像我这样的30多个‘小鬼’站成两排，我因为身高比较高，精神也好，就被挑中了。半年后八路军缩小机关，首长不再配勤务员，我就改当左副总长的警卫员。1942年2月我从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又回到八路军总部给他当警卫员，任八路军太行二分区特务连排长。左副总长工作很辛苦，经常熬夜，一个晚上要用掉六七根蜡烛，他要看地图时，我就举着蜡烛照明，看完地图就写作战计划，写完不用看第二遍，直接让我送给朱德和彭德怀看。”

　　“左副总长是怎么牺牲的您还记得么？”记者问到。陈利财对此记忆犹新，“当年5月份，日军以3万兵力再次对八路军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大“扫荡”。5月25日的时候，左权带领我们100多人的干部连突围，到十字岭附近时，他站在十字岭高坡上，用嘶哑的声音向已极度疲劳的突围队伍高喊：同志们，不要隐蔽了，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大家不要慌，快往前冲啊！当时，左权冲在最前头，紧接着是作战科长，然后是警卫参谋，第四个就是我。再走几百米，就可以跳出敌人的火力圈，这时突然飞来3颗炮弹，大家迅速卧倒，头两弹没有伤到人，第三弹就在左权的身边爆炸了。弹片从前额眉心打进去，额头一滴血都没流，露出了白森森的东西不知是骨头还是脑浆。我和战友拖着左权向前走，才走了十几米，左权的身子一下软了下来，就这样牺牲了。”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是左副总长的警卫员，却没有保护好他，如果是我冲在最前面，挡住弹片，他肯定不会牺牲。”

　　记者问到，“您最想对左副总长说点儿什么？”陈老眼里泛着泪花，“我前前后后跟随左副总长2年7个月的时间，他让我看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对革命无比执着的精神，对我这一生都有着无比巨大的影响，他是我一生学习的楷模！”说完，老人用负过伤的右手举起笔，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老红军讲述自己的枪伤时，突然嚎啕大哭，他用手托起胸前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嘴里不断念叨着，抗日战争参加了不少的战斗，解放战争刚开始，我就负了伤，在我们的革命最需要用人的时候，我却负伤残废了，再也没能为革命做点贡献，还让那么多人照顾我，现在国家还给我开工资、搞治疗，给我发纪念章，我惭愧啊！

　　可敬的老红军竟然为自己的伤疤感到惭愧，让人心疼

　　陈利财右手的枪伤，伤疤清晰可见，老人的右手已经残废，提不起重物。“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负伤经历么？”吉首市人武部部长林庆根在老人耳边说到。

　　“那是在1946年，我当时是榆太祁武工队的分队长，我们准备伏击阎锡山部队的10中队，没想到他花大洋请的残余的日本军，那个战斗力厉害啊！我们中队背掷弹筒的人不会用，我就负责打掷弹筒，打了两个后，我就跪在那里没有动了，敌人的机枪哒哒就扫射过来，我旁边的2个人中弹牺牲了，一颗子弹刚好从我胳膊下面穿了过去，我站起来就跑，听到胳膊骨头咔咔作响，我心想拐哒（方言，坏了的意思），右手打断了，就顺势把手插到腰带里，胳膊紧紧夹着固定住，跑到安全的地方。战斗结束后，我就到老百姓家里住了几天，当时伤病员特别多，我又转到河南武安县云家庄养伤，住了二十多天。”

　　说着说着，老红军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他用手托起胸前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嘴里不断念叨着：“抗日战争我参加了不少的战斗，解放战争刚开始，我就负了伤，在我们的革命最需要用人的时候，我却残废了，再也没能为革命做点贡献，还让那么多人照顾我，现在国家还给我开工资、搞治疗，给我发纪念章，我惭愧啊！我那些武工队的老战友们，一个个都牺牲了、都不在了。”

　　老人说完这些话，所有人都沉默了，房间寂静得只听得见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的抽泣声，大家都没有想到，一名功勋卓著的老红军，在面对本应引以为豪的伤疤时，心里不是想着这是功劳、这是荣誉，而是觉着无比的惭愧。

陈老儿子陈秀成说，父亲年轻时常说，“我老了，你们可以不用孝敬我，但一定要孝敬党和国家，我负伤了，还有老伴照顾，没有党的领导，哪有如今的生活”，儿子陈秀成接过父亲手中的钢枪，1970年参军入伍。

　　解放军报记者伍正华的《信仰的味道》有这么一段话：墨汁为什么那样甜？这种信仰的味道，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品味得到。陈老为什么仍觉着惭愧，正是因为他受到过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熏陶和影响，正是因为他朴素、无私，所以他对革命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

　　陈秀成对记者说，“父亲年轻时对他们这些子女有着深深的影响，他常说，‘我老了，你们可以不用孝敬我，但一定要孝敬党和国家，我负伤了，还有老伴照顾，没有党的领导，哪有如今的生活’，他还常对三个女儿说‘你们嫁给谁我不管，但你们嫁给军人，我一万个同意’。父亲6个子女，2个参过军，3个女儿也全部都嫁给了军人。”

陈利财用负过伤的右手举起笔，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的心声，老人自生病卧床以来，从未如此开怀大笑过。

　　陈利财小传

　　陈利财，男，1920年5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龙山县红岩溪镇冒洞村。1933年5月在洞口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六军团16师新兵连当战士，随后转入46团二营五连当通讯员。参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系列反“围剿”作战。1935年11月，随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主力长征，踏上了北上抗日征程。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抗战爆发后，于1937年10月，调入八路军总部，给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当勤务员，1938年冬开始担任左权将军警卫员，并在左权将军教育和培养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进入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工农大队第二队学习。1942年2月毕业后，继续回到八路军总部给左权将军当警卫员，任八路军太行二分区特务连排长，先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1942年5月，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突围作战中，左权将军不幸英勇牺牲，当时，陈利财同志随左权将军一起突围，亲眼目睹左权将军壮烈殉国。1943年1月调入山西同蒲大队二中队任分队长。期间，在山西祁县白城镇活捉日军小队长1名，缴获手枪1支，手榴弹2枚，子弹60发，荣获杀敌英雄奖章一枚。曾多次执行任务护送彭德怀、刘少奇、吕正操等白区连以上干部百余人及万余名干部战士到解放区。1945年12月调入榆太祁武工队任分队长。1946年2月在与阎锡山匪部作战时不幸负伤，右手被打断，在武安和平医院治疗，鉴定为二等甲级残废。1948年10月离开部队，在山西祁县夏家堡任乡党委书记。1959年8月调入祁县军烈属工厂任副厂长。1964年10月回湖南省湘西州龙山县，任龙山县福利厂厂长。1967年8月退休。1980年10月改为离休。1994年7月享受副州长级待遇。2009年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2015年9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