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塘路福康里住了40多年的老居民赖建翔介绍，原瓦屋街就在这边。徐晖铭 摄

胜利到达陕北的四位女红军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陈琮英和刘英均为长沙县人。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此时长沙人萧劲光脚穿草鞋，身着夹衣。在吴起镇，他自己动手用一块棕色羊毛毡布缝制成一件毡衣，彭德怀见了笑他：“汉人不像汉人，蛮子不像蛮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徐特立。

老地图中的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畔的瓦屋街。红军烈士陈树湘曾在此长大。

1934年12月21日长沙《大公报》刊载的陈树湘（原文作陈树香）悬首小吴门的报道。由此报道可知陈树湘对革命事业之忠贞及牺牲之壮烈。

　　文/任大猛

　　红军长征没有经过长沙，但约有两千名长沙人坚定地走在长征路上，他们和来自各省坚强的共产党人一道，走出了一条举世瞩目的“地球上的红飘带”。 这条“红飘带”是用热血和勇气蹚出来的血路，是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道路。80年前，走在长征路上的长沙人留下的“传奇式的牺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至今仍让人们内心波涛澎湃……

　　“钢铁后卫”与“开路先锋”：牺牲后被悬首小吴门的陈树湘和奋勇冲杀在前的黄霖

　　湖南党史专家夏远生说，长征，其实也是一条烈士鲜血身躯铺就的生路，每前进1公里，就有4个红军战士献出青春与生命。所以，长征精神就是牺牲精神。

　　在长征路上，牺牲的红军英烈有不少长沙人，他们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从不惧怕流血牺牲。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有掩护红军强渡湘江、伤重被俘、断肠自尽的长沙人陈树湘。

　　陈树湘为红34师师长。在红军长征行进的行列中，红五军团是中央红军的后卫，红34师又是五军团的后卫，因此红34师是名副其实的全军总后卫。他们走在庞大队伍的最后头，处境最险，打得最苦最惨，而红34师师长正是长沙人陈树湘。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红军遭遇了长征路上最惨烈一战——湘江之战。湘江之战主要战事发生在广西全州。65000人左右的主力红军，遭遇蒋介石调动的40万兵力的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仅此一战，红军损失3万人，党史专家称1934年12月1日是“浸泡在血水里的一天”。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不少长沙人在掩护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时英勇牺牲：负责湘江脚山铺渡口安全的浏阳人、红一军团2师5团政委易荡平被敌包围，开枪自杀；负责全军总后卫的红5军团34师政委、浏阳人程翠竹战死；红34师师长、长沙人陈树湘在突围途中遇伏，因腹部重伤被俘，不愿当俘虏的陈树湘最后掏腹断肠悲壮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翻阅民国长沙老报纸中，发现当年报纸从1934年12月15日起至12月21日连续有6篇消息报道了陈树湘壮烈牺牲及悬首长沙小吴门的整个经过。

　　当年的长沙老报纸，均把陈树湘写作陈树香。最早报道红34师陈树湘伤重被俘的电讯日期为1934年12月13日。其后的报道《×师长陈树香之生前与死后 原住长沙小吴门外》更详细披露了陈树湘的生平：“……陈树香，长沙人，原名树春，住小吴门外瓦屋街陈宅，现年二十九岁，母在，妻名陈江英，年三十。无子女。行伍出身，原由独立第七师叛入×军。本年始充师长。此次自赣省兴国出发。一师步枪四千余支，轻重机枪四十余挺。”报道又称，陈树湘所辖之师“担任后卫掩护部队，前在桂境，因掩护渡河，被国军截断去路”。

　　伤重被俘的陈树湘最后掏腹断肠自杀，不屈于敌，敌人对此异常恼怒。1934年12月21日报纸报道称，“追剿总司令部。昨二十日下午二时，将×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首级，以篾笼藏贮，悬挂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灯柱之上示众，并于其旁张贴布告云 ：‘为布告事……俘获X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一名，讯据供称，原名树春，住小吴门外，瓦屋街陈家……因负重伤被俘缴械……经派员解至石马桥，因伤毙命。呈由衡阳本部行营饬将该×陈树香尸身拍照，并割取该×首级，转解验明核办……合将该首级悬挂示众，仰军民人等一体知照。此布。”

　　但正如鲁迅先生对于此前有反动军阀在长沙司门口悬挂共产党人郭亮人头时愤怒说过的“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陈树湘壮烈牺牲悬首小吴门15年后，即1949年8月5日，由红军成长壮大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由小吴门进入和平解放的长沙城。

　　根据老长沙地图，陈树湘在长沙住过的瓦屋街，就在清水塘路长沙市一中的南面。今天，瓦屋街仅剩小半街道，但当地居民大都知道自己所住的瓦屋街出了位名叫陈树湘的长征烈士。

　　长征路上也有不少长沙人勇敢冲锋在前。1935年5月26日强渡大渡河时，就有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刘畅因冲锋在前英勇牺牲。红军队伍中更有一位浏阳籍名叫黄霖的猛将，在长征路上他和战友们一直担负“开路先锋”的任务，在突破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和突破腊子口等著名战斗中，他几乎无役不从，每役均身先士卒、奋勇冲杀，黄霖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在翻越长征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黄霖所在的红四团二营六连是前卫营，浏阳人黄霖即担任二营副营长兼任六连连长。黄霖所率连队是中央红军第一批翻越大雪山的队伍， 他们用手中的刺刀和铁铲在雪山上挖踏脚孔，边探路边行进，使主力红军最终突破人迹罕至的这一生命禁区。

　　爬雪山过草地：提议“吃冰淇淋”的萧劲光与给病重周恩来抬担架的杨立三

　　红军长征，翻越大雪山，被人们比喻是爬过“鬼门槛”。 长沙县籍女红军刘英在《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中写道，过雪山出问题，主要是第一次过雪山的时候，经验不太足，在山顶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的人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有的到了山顶挺不住，憋死了，蔡畅的一个小卫生员殷桃，刘英当时亲眼看着她脸色惨白，嘴唇乌紫，呼吸憋不过来，想要抢救她，但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睁睁看着她在山顶牺牲。当时，刘英发明了拽着骡子尾巴上山的办法，不少女同志，如蔡畅、刘群先等都是拽着马尾巴上的山，果然省力不少。

　　58岁的徐特立老人过雪山是在半夜随大部队出发的，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穿在身上的衣服、裤子全湿了。下山时湿衣湿毯让徐特立感觉到寒冷，于是，徐老竟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徐特立在自述中说，“这一困难度过后，精神特别愉快，自己以为抵抗力超过一般的同志，不知不觉骄傲起来，多数同志称赞说，我可活到九十岁。”后来徐特立先生果然活到了91岁。

　　长沙人萧劲光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说：“我不是诗人，但是每当我想起当年过夹金山的情景时，心中诗意总是油然而生。”在翻越夹金山之后，萧劲光和所有红军战士们一道又翻越了数座大雪山，“每爬一次，虽然仍很艰苦，但远不如过夹金山那样险恶可怕，相反，有时一路行军，一路还欣赏雪景”。在爬最后那座大雪山时，在山顶看雪，他觉得眼前景色真是美极了。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白雪要是拌上白糖准好吃。于是脱口向同伴红军来了一句：“我们吃冰淇淋吧。”大家一听，齐声叫好，在场的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涤宙、冯雪峰、李一氓、周士第等十多人，纷纷解下漱口杯，各自从雪堆下层挖出一缸子最洁白的雪。随后就有人叫喊：“伙计们，谁带有糖精，拿出来‘共产’吧！”，于是，毕士梯、郭化若都掏出一个装着糖精的小瓶子，萧劲光也把包着糖精的一个小纸包打开。大家嬉笑着，争着倒点糖精拌在雪里，吃起来，边吃边赞美，比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还要好吃。周士第后来将这段经历写到了《红军长征记》一书中。

　　红军长征最艰难的一段路还是过草地。在过草地之前，红军所经过的是“游牧藏民的蛮荒原野”，队伍此时极度缺乏给养，尤其缺盐，草地海拔又高，走过草地，就跨过了长江流域进入黄河流域。红军过草地时，正值雨季，将士们踏在草地上，就像踩在一块大布包着的巨大豆腐上，当草地上的硬草皮践踏烂了，下面即是齐膝深的泥沼，下过雨后，道路难寻，经常有同志陷到泥潭中，难以挽救。刘英在回忆录中说，“在草地走过的七天七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人间。”

　　红军长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翻越夹金山后，即开始频频咳嗽，并患上急性肝脓疡，高烧不退，多日昏迷不醒。杨尚昆曾回忆，周恩来大约病了两个月，“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毛泽东指定三军团负责用担架抬着周恩来继续长征。彭德怀决定扔掉该军团所拖的两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长征。彭德怀并向参谋长萧劲光交代，要他无论如何，就是丢光装备，也一定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萧劲光忍痛将带不走的迫击炮弹埋掉，组成数个担架队，轮流抬周恩来穿越草地。在过草地时，干部团团长、湘乡人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同战士们抬担架。到最后，因饥饿、疾病和恶劣环境造成的严重减员，周恩来的担架成为红军过草地时一个极重的负担。在过一条小河时，兵站部长、长沙县人杨立三自己也在重病之中，但仍霸蛮且主动地抬着周恩来的担架从小河中艰难蹚过。1954年，杨立三去世，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为杨立三抬棺送葬，对此他对侄女周秉德说：“他（指杨立三）给我抬过担架，把我从草地里抬出来的。”

　　革命老人谢觉哉过草地时，生着病，腿脚浮肿，并且断了粮，吃草根树皮赶路。与他同行的另一位革命老人徐特立知道后，马上把自己节省的青稞全部送给谢觉哉。谢觉哉流着泪努力推脱，因为他看到徐特立每天都在寻找野菜，而野菜几乎都被前面路过的红军采摘一空。但徐老对谢觉哉坚决地说：“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我的体质好，吃野菜顶得住，可你体质不行……”谢觉哉只得接受徐特立的倾囊相救，后来谢觉哉追述草地的经历时说，“要不是徐老让给我的那些粮食，增强了我的精神和体力，也许我已经永久地躺在草地上了……”

　　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