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洞庭水，断了无数学子“闱场”梦

　　得知是长沙晚报记者，查全性教授的家人在电话里脱口而出：“湖南可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啊！”

　　查全性教授的家人没有说错。

　　说到人才，必然要说到考试。在清代，学子士人要想成才，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进入仕途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方能取得功名。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到清代已推行了千余年，虽然有不少弊端，明清的“八股取仕”在后人看来纯粹是禁锢和摧残人才的敝政，并且已于清末加以废除，但历史地看，科举比之于“乡举里选”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无疑是一种进步，下层士人可以通过考试的公开竞争获取仕途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生动的反映。古代不少有作为的政治家，莫不是通过科举即所谓的正途出身而登上政治舞台的。

　　关于考试，有一个“破天荒”的成语不仅有趣，且这件事至今仍令许多长沙人因感到脸上有光而常常提起。

　　唐朝时，每逢科举大比之年，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而当时荆南地区每年都解送举人赴京应考，可接连四五十年没有考中一人。于是人们便将荆南一带称为“天荒”，并把荆南解送的考生称作“天荒解”。

　　“天荒”原指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人们称荆南一带为“天荒”是讽刺那里四五十年间竟没有一个举人考中进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这一年，荆南解送的应试考生中，荆南治下的长沙，有个叫刘蜕的人终于考中了进士，真可谓千年的铁树开花了。刘蜕破了“天荒解”，于是人们将此事称为“破天荒”。

　　宋朝李昉等著的《太平广记》说：“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以荆州解及第，号为‘破天荒’……时崔铉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因荆南道治所在荆州，“唐荆州”实际上指的是荆南。刘蜕为荆南人争了面子，镇守荆南的魏国公崔铉欲嘉奖并资助他建造“进士府第”纪念，谁知以读书人自居的刘蜕对此谢而不受。

　　根据《湖南历代进士科第年里综表》记载，在刘蜕之前，湖南已有15个人中了进士。湖南历史上真正的“破天荒”者是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进士长沙人欧阳稚，他比刘蜕及第早了整整120年。因此，刘蜕虽为“破天荒”，却并非湖南第一。据此，有人为欧阳稚愤愤不平，认为刘蜕不应贵为“破天荒”。其实，刘蜕是荆南历史上的“破天荒”，而欧阳稚是湖南历史上的“破天荒”，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欧阳稚及第时，潭州还不属于荆南道管辖，而是属于治所在苏州的江南道管辖。

　　尽管创造了“破天荒”，然而，此时乃至到明末清初，湖南的人才并没有形成规模。诚如历史学家杨毓麟所言：“咸（丰）同（治）之前，湖南人碌碌无足轻重于天下。”

　　清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湖，风狂浪险。清朝康熙年间担任河道总督的长沙府湘潭人陈鹏年于1691年在武昌考取进士，在回忆赴武昌考试时，陈鹏年写道：“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近代著名学者杨昌济曾经说过：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鄂横秋”之匾。风气闭塞，人才寥寥，可想而知。杨昌济还不无遗憾地说，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南北分闱，湖南人才脱颖而出

　　“不仅洞庭波涛隔阻了湖南学子前往武昌考试，而且，南北合闱的结果使湖广省中举的名额多被湖北人占去，湖南中举的人极少。”文史专家陈先枢指出，正是湖南建省与南北分闱给湖南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湖南士子进取心和求得功名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之奋起”。

　　曾有人言：“一部近代史有半部是湖南人写就。”在近代，湖南的人才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井喷”效应，前后形成了几个极为壮观的人才群体。魏源是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之一；太平天国时期，“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国之大材；在洋务运动中有曾左；收复新疆的有左宗棠；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是湖南湘阴的郭嵩焘、从俄国人口中虎口索食的有曾纪泽；戊戌维新时期喋血维新的谭嗣同。黄兴“无公即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蔡锷在全国复辟逆流滚滚之时，提三千铁骑，以西南边陲奋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期间出的人才之多、人才之伟实在令世人震惊。

　　然而，这不得不得益于湖南人对“考试场地”的争取有关，这一“争”，前后花了近20年。

　　清康熙三年（1664），析湖广省为湖北、湖南二省，是为湖南建省之始。但是直到雍正朝之前，湖南士子参加乡试仍须前往武昌，而且中试名额严重偏向湖北。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偏沅巡抚赵申乔呈请均分湖广省乡试南北名额，其继任者潘宗洛、李发甲先后多次呈请湖广“南北分闱”。经过数十年的努力，雍正元年（1723），朝廷终于下诏湖北湖南“分闱”，雍正诏谕称：“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洞庭湖。湖水浩潮无涯，波涛不测……有覆溺之患，朕心深为恻然，或致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才之意。”

　　南北分闱是湖南近代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推动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分闱当年，湖南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成倍的增加。当初，在长沙设立贡院只是设计了8000个考棚，但第一次开考就来了一万多人，不得不临时增加考棚。”陈先枢做了一个统计，至道光二十年（1840），湖南士子在历届科考中进士者441人，中举者数千人，其中，陈鹏年、彭维新、刘权之、陶澍、贺长龄、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曾国藩、胡林翼等14人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

　　光绪四年（1878），湖南增修贡院，并专门修建五贤祠，以祭祀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宋致等五位有功分闱者。光绪八年（1882）五贤祠修竣，郭嵩焘作《五贤祠碑记》纪念前贤：“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艰难也。” 郭嵩焘认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应居首功。杨昌济也说：“湖南与湖北分闱以后，文运大昌……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闱之效也。”

　　“只要研究湖南这些人才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他们无一不是考出来的。可见，正是因为有了考试这个畅通的渠道，使得湖南人才脱颖而出！”湖南人对教育向来比较重视，宋代全国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等，湖南占了两个，即长沙岳麓书院和衡阳石鼓书院。陈先枢说，湖南民间历来有“耕读传家”传统，即使家境贫寒，送子女读书也是全力以赴。至近代，湖南教育在全国都是领先的。时务学堂的开办，各种学堂的兴起，留学生的大量增加。其时，湖南经济并不发达，但是湖南的学堂数目在全国排第二位。毛泽东、蔡锷、刘少奇等都是出生在偏僻小山村的农民子弟，但是他们可以到省城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可以说，随着湖南教育的发展，湖南到了不出人才都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