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版面截图。

　　在公布群众认可度之前，谭本仲心里有点儿“打鼓”。几个月后回想，他说自己当时“很自信，也有点担心”。

　　在全县大会上，这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县委书记，曾一次次掷地有声地给干部鼓劲、加油、敲警钟。“如果不能如期脱贫摘帽，我们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石门68万父老乡亲交代!”

　　湖南石门县，湘鄂边陲，武陵山脉东北端，因地势险海拔高，被称为“屋脊县”。1986年，它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贫困县；2011年，被纳入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

　　2014年，这里有122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24户、82300人，贫困发生率14.4%。在2018年的贫困县退出国家专项检查评估中，贫困发生率减至0.9%，群众认可度高达96.48%。

　　“石门做得比说得好!”考核评估组专家给出评语。这让谭本仲，也让石门的一万多名党员干部百感交集。听到“摘帽”消息的当晚，扶贫办一名干部赶回家看望父母，老父亲递来土酒苞谷烧，49岁的汉子连干三大碗，扑在桌上放声大哭。

　　脱贫攻坚，事非经过不知难。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识贫是第一场硬仗，扶志是冲锋号，产业是造血，监管是保障“粮草”，而扎根在这座大山里的一万多名党员干部，则是责无旁贷的主力军。

　　在石门刚刚摘下穷帽的这个秋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蹲点在大山深处，见证和记录，为这场艰苦卓绝的胜利，留下注脚与缩影。

2018年重阳节，扶贫干部张忠富到金河村看望九旬老人。(本文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寻娃记：“一个都不能少”

　　2017年年末，石门县教育局对全县建档立卡家庭子女进行了一轮摸排，在一万多个孩子中，有一个叫小唯(化名)的孩子“消失”了。

　　根据户籍信息，今年11岁的小唯应住磨市镇坪塔村。可负责该村生源的九伙坪完全小学教导主任杨六华在学校花名册、坪塔村名册上，怎么也找不到她。

　　小唯的父亲说，2009年，孩子被母亲带走了，可能回了孩子母亲的出生地——河南信阳市某村。自那之后，双方再无联系。

　　“只要户籍在我们这儿，这就是石门娃娃。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石门县教育局局长廖琪宁当即决定，派教育股干部盛孝华和杨六华一起寻找小唯。

　　第一步，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网输入小唯的姓名、身份证号，在石门县域内没找到，又请求省教育厅、教育部查询，仍然找不到。

　　第二步，尝试在学籍网上用小唯的年龄、性别等信息注册，试图用注册系统的“查重提示”功能找到孩子可能的下落，希望再次落空。

　　盛孝华和杨六华依然不甘心，又从网上找到河南省某镇政府电话，辗转联络上该村村支书。

　　村支书透露，村里确实有个妇女，几年前带了一个和小唯年龄相仿的女孩回来，如今已经更名改嫁，孩子也改了名。说到这里，他开始顾虑重重，不愿继续透露。

　　“我们给村支书打了几十个电话。后来他烦了，索性不接，我们就换个号码继续打。”经不住软磨硬泡，村支书最终说出了孩子和母亲的新名字。

　　随后，盛孝华联络当地教育局，希望通过查找孩子学籍，确认孩子的身份信息，确保孩子正在上学。为此，石门县教育局、常德市教育局先后三次发去公函请求协助。

　　三次发出公函，100多个电话，耗时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更名后的小唯。“我们当时想，如果他们不愿协助，我们立马动身去河南。”千方百计，也不能漏掉一个孩子——仅2018年春季，石门县寻找到2894名“石门户籍+外县学籍”和234名“外县户籍+石门学籍”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信息，发放补助资金110多万元。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石门县的党员干部们，要在3970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68万老百姓中间，精准找到每一个需要帮扶的贫困户。

　　谭本仲形容这是“进村过梳子，入户过篦子”，他甚至用石门土话编了一套“十看法”——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读书郎，四看家中有没有人进病房，五看家里劳力壮不壮，六看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畅不畅，七看群众是否有笑相，八看集体经济收入有没有进账，九看村容村貌靓不靓，十看支部班子强不强。”

　　“要扶贫，首先要识贫。”石门县扶贫办贫困监测组组长张兆霖说，为了不漏一人，县里的扶贫干部们几乎全年无休。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识贫是第一场硬仗。2018年，贫困县退出国家专项评估检查中，石门县错退率、漏评率皆为零。

　　追穷记：“懒汉”解心结

　　新铺乡永兴桥村的扶贫干部许元璋，他的首要任务曾经是“追人”。

　　这里是石门县供销社的对口帮扶村，山多地少，产业薄弱，是贫困面最大、程度最深的贫困村之一。

　　56岁的许元璋，是该村贫困户颜钦荣的帮扶干部。当地有干部说，颜钦荣曾是村里出名的“懒汉”，沉迷打牌、东游西荡、没正经生计。

　　2016年，许元璋带着一肚子语重心长来敲颜家的门，却没想到，颜钦荣总是躲着他走。有时，他得在村里四处找人，再去集镇上一家家打听行踪，还有时，他得在颜家一等就是大半天。

　　“老颜，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聊一聊啊。”家里没人，许元璋就打电话给颜钦荣，多数情况下没人接，就算通了，电话那头也敷衍着“就回了”，却三四个小时都回不来。

　　“我就爱这么过日子，怎么不行?”穷了大半辈子的颜钦荣，已经适应了既有的生活，也对扶贫能否“见真章”并无信心。

　　时间长了，许元璋有些委屈。“我想不通，毕竟他年纪比我小，我又是主动来帮他的，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呢。”

　　许元璋不死心，继续追在颜钦荣身后。这一追，就追了好几个月。

　　同在村里的县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潘湘衡看不过去了，把颜钦荣约到村部，想劝劝他——

　　“老颜，扶贫是个好事，能把你家的日子搞好，你要配合。”

　　“我不信!以前又不是没人来过，肯定搞不好!”潘湘衡看着歪坐在对面、叼着烟、跷着二郎腿的颜钦荣，气不打一处来，一言不合，两人便争吵起来。

　　那一场争吵，以颜钦荣一句“倒要看看你们搞成什么样!”结束。

　　村支书刘德兵，能流利背出颜钦荣的手机号，因为他经常打电话喊颜钦荣来自家吃饭，边吃边劝，有时也叫上许元璋。颜钦荣记不清自己在村支书家吃了多少顿饭，“许主任和刘书记一直给我做工作、讲政策，告诉我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慢慢想法就有点变了咯。”

　　扶贫工作队进村几个月，破旧的村部修整一新，颠簸的村道平整了，不少贫困户开始发展养殖种植产业，有了稳定收入。

　　身边人的日子有了盼头，让目睹这一切的颜钦荣回想起和潘湘衡的争吵。他这才发现，自己想错了。

　　“许主任，要不你帮我找个事做?”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斗争，颜钦荣主动找到了许元璋。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颜钦荣当上了村里的公益护林员，又学起了养蜂，件件都干得有模有样。他也不再躲了，“只要许主任给我打个电话，我就骑着摩托车去村部接他。现在路修好了，可方便!”

　　永兴桥村新修了9公里路，水、电、路都直通颜家。2017年秋天，颜钦荣养蜂挣了钱，护林员岗位也有稳定收入，顺利脱贫。

　　这一天，他和潘湘衡、许元璋、刘德兵聚在了一起。当年的“懒汉”踌躇许久，端起茶杯开了口：“潘主任、许主任、书记，以前不好意思，不知道你们是真扶贫，对你们态度不好。谢谢你们。”茶杯相碰，是心结打开的声音。

　　如今，颜钦荣成了村里最积极的“编外”村干部，大小事都热心帮忙。“我们老百姓不太会说话，但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帮了我们，我们也要帮政府。”

　　扶贫先扶志。记者走访中，多位扶贫干部说，追穷首先是为了扶志，而它不仅包括给贫困户鼓劲，还包括“千里劝学”——乡干部廖波，曾追了1200公里，到广东潮州劝一个辍学打工的孩子回乡读书。他说“教育是家庭的希望，是斩断穷根最有力的武器”。2017年，全县排查出疑似辍学学生17名，经过干部教师的工作，全部返校就读。

　　武陵山片区的这个穷县，适龄儿童入学率、小学六年巩固率皆达100%。在2018年高考中，石门一中1370人参考，1258人考取二本及以上。全县一本率超出湖南省平均水平约28个百分点。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扶志是吹响了冲锋号。

　　如今，颜钦荣所在的永兴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从38户123人减至3户5人，预计年内全部脱贫。这样的变化，也在120余个贫困村同步发生。

　　造血记：创业押上房产证

　　辞掉80万元年薪回乡创业的蔡云成，满心想扶贫致富，却遭了老乡们“冷遇”。

　　蔡云成是石门人，先后赴广西、广东、上海等地打拼，2016年返乡前，他已是上海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每次过年回家，心里真不是滋味，一直想回来做点事。”2016年，蔡云成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回乡成立蛋鸡养殖合作社，因为这个产业市场需求大，回报周期短，“马上就能见效”。

　　他向县里说起自己的想法，得到热烈的回应与支持，选址、建厂房很快完成。

　　2016年10月3日，回乡探亲的蔡云成见到了县长郭碧勋。郭碧勋问他：“回乡办养鸡场还有什么困难吗?”

　　“主要是门前路不好，进出运货不方便。”蔡云成实话实说。

　　当年10月8日，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为了解决“路不好”的问题，县里的干部就上门现场办公，没过多久，路就平整了。

　　与县里的热情截然相反，老百姓的态度却有点微妙。

　　蔡云成和县里商量，除了提供就业岗位，还以合作社作为担保，邀请乡里的贫困户，从金融扶贫项目中贷款5万元入股，每年固定分红。

　　“我想着，很多贫困户都不具备独立创业的能力，不如入股合作社。我以为会有很多人响应，但大家都不出声”，蔡云成困惑了。

　　石门是湖南有名的柑橘之乡。10月，记者赴此蹲点，刚进入石门境内，只见漫山遍野的橘子树已经挂果，金灿灿的橘子在阳光下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橘香。

　　在一个老百姓习惯了种橘为生的地方，提出养鸡，就算蔡云成有资本、有经验、有规划，却没人响应。

　　“养鸡场会不会气味很大?”“从没养过，能赚到钱吗?”“以我的名义贷款，万一亏了，信用社会不会找我麻烦?”……

　　36岁的贫困户蒋国民，和其他人一样，看着这个从大城市回来的“城里人”，脑子里冒出一堆怀疑。

　　于是，蔡云成和乡干部一起，带上30多个村民、村干部，去了邻县的规模化养殖场观摩。

　　当干净整洁的厂房映入眼帘，工人们“现身说法”，蒋国民的顾虑动摇了。

2018年11月，蒋国民（左一）在蛋鸡养殖合作社工作。

　　回到乡里，17个村的村支书开了个会，去邻县参观的村干部讲了见闻感受，发起动员。

　　真正让大家打消顾虑的，是蔡云成的“最后一击”——他掏出了自家房产证，押在了乡政府。“我把我的房子押在这儿，就算赚不到钱，我也不会让大家亏!”

　　就这样，56个贫困户贷出的280万元，入股到了合作社。办好手续的当天，合作社现场提前返了1500元红利，拿到这笔钱的蒋国民“心放下了一半儿”。

　　2017年7月，第一批鸡苗进笼，9月底就开始产蛋，到了10月底，合作社开始盈利了。年底，蒋国民领到了4000块分红，今年7月，又领了2000块。对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只有一个劳动力的他而言，这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状况。

　　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谭本军说：“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战必须攻下的关口。”

　　扶贫不扶懒，帮穷更帮勤。为了让非贫困户们也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石门县在除城市社区之外的每一个村，都建立了20万元的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基金，非贫困户只要自力更生发展产业、实现增收，同样有奖励。

　　如今，地形地貌复杂的石门因地制宜，以柑橘、茶叶、养殖等为主的十大扶贫产业欣欣向荣，贫困村产业覆盖率达100%，带动60531名贫困人口脱贫，人均增收3200元以上。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产业是造血助力的必由之路。

　　2018年8月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发文批复，石门县脱贫摘帽。

2018年11月，蒋国民在蛋鸡养殖合作社工作。

　　量山记：一米米丈量山路

　　所街乡位于石门县西北部偏远山区，这里有个少数民族贫困村，地处深山，交通不便，老百姓长年“与世隔绝”。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一条路从山脚一直盘旋修到山顶，解决了村民们的出行难。

　　这条山路哪一段陡峭、哪一段狭窄，纪检干部林忠喜都了如指掌——他曾和同事一起头顶烈日，拿着滚轮尺，一米米量过。

　　当地有村民向石门县纪委反映，村里用扶贫资金修路时，疑似虚报了工程量。石门县纪委、审计局、所街乡政府等立即派出干部组成工作组，林忠喜就是其中一员。

　　工作组约来施工方的代表，也请来做见证的村民，拿着滚轮尺，扛起锄头、带上记录本，跋涉在山路上，一米米丈量记录里程数。

　　山路狭窄，在垒了路基扩宽路面的区段，村民一锄头挖下去，直到挖到基脚，林忠喜再把卷尺放下去，测量垒砌有多深，请审计局的工作人员拍照记录。

　　“大概7.5公里的山路，我们量了整整两天。”林忠喜清楚地记得，七八个人从山下走到山顶，出发时天还没亮，结束时已经天黑，汗流浃背，只为了量出工程里是否存在“水分”。这本沉甸甸的记录，为纪检部门彻查这起群众举报的扶贫腐败案件，提供了依据。

　　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石门县纪委统计数据显示，仅是为了工程量相关问题，近几年纪委、审计等部门组成的复核组，丈量了10公里山路，6公里路基和30公里的安饮工程水管。

2017年12月，石门南北镇纪检专干用滚轮尺测量大成村安饮工程里程数。

　　“老百姓反映的问题真实不真实?严重不严重?我们要一步步走出来，一米米量出来。”一位参与丈量的干部说。

2018年10月，石门夹山镇的干部用滚轮尺测量西周村堰塘整修工程里程数。

　　“毫厘必较”的工作态度是有原因的。为了将脱贫攻坚责任落实到人，石门县上至县领导，下至村干部，人人都签订了《承诺保证书》，承诺脱贫程序合规、信息资料真实齐全等，“如出现不合格情况，本人自愿承担全部责任，接受组织处理”。

　　谭本仲告诉记者，从上至下的高压态势下，谁也不敢随便签下名字，原定于2017年12月30日回收的《承诺责任书》，直到第二年3月才全部收齐。“就是要用严格高压，倒逼每一位干部把扶贫工作做实、做细、反复核验、查漏补缺，为自己负责，也为老百姓负责。”

　　石门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凯回忆，一次，常德市督查发现，县统计局的一名驻村扶贫干部面对“村里有多少贫困户”的问题竟答不上来，县纪委在一个小时内赶到现场，一天时间立案处理通报，给予这名干部行政记过处分。县统计局当天召回了这名干部，重新换人。

　　雷厉风行的处理，让这支在扶贫一线冲锋陷阵的队伍，保持了十二万分警惕；也让数十亿扶贫资金的后盾“粮草”，花在了刀刃上。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严管是鞭策将士，更是守卫“粮草”。

　　2014年来，石门县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违纪案件375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36人；组织处理891人次；追缴、清退资金1149.68万元，连续获得了中央、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奖励上千万元。

2018年6月，金河村村民递交的挽留扶贫队长张忠富的申请报告。

　　留人记：76个手印挽留一个人

　　今年6月，石门县委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申请报告，上面按着76个鲜红的手印，从“湖南屋脊”壶瓶山寄来，为了留住一个叫张忠富的人。

　　位于壶瓶山的南北镇金河村是深度贫困村。在县里派驻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忠富来之前，“要想富，先修路”只是一个念想。

　　这是个平均海拔1200米的村子。没有固定的村部，没有卫生室，不通路，不通网，因为建筑材料运不进来，许多地方见不到砖瓦房。

　　2016年，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忠富到南北镇报到不久，年过80的老人覃事法，走了整整7个小时山路找到他。老人说：“张队长，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路。”

　　张忠富一咬牙，下了决心。听说要修路，村民们纷纷出资，覃事法更是拿出了自己的6万元积蓄。

　　有村民阻工，说修路占了自家地，不乐意，张忠富就冒着大雨进山，一次次苦口婆心劝说。为了修通通往白竹山的公路，他每次步行20多公里，一共跑了21趟。运动鞋穿破了，手提包提坏了，民情笔记也记满了。

　　不管是不是贫困户，张忠富都挨家挨户去走访，即使搬出了村子，只要户口还在，他也要翻山越岭去探望。山路崎岖，有时天没亮就出门，天黑了才返回，也只能走三户。

　　就这样，修通13公里的山路，最终没有一户要补偿，反而很多村民出钱又出力。

　　两年过去了，金河村修通了“天路”，改造了危房，通了有线电视，也通了网。最让张忠富高兴的是“村里风气变好了”，这个过去占据了南北镇85%信访量的村，近两年成了“零上访村”。

2018年重阳节，张忠富看望金河村90岁以上老人。

　　村子脱贫了，村民们担心扶贫队长要走，覃事法等老人给他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于是，就有了那封按上76个红手印的“留人”报告。报告写得质朴，却是拳拳之心：“只要是我们老百姓的事，不管是谁，无论是什么事都是有求必应……他就是我们的贴心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需要他继续留下来。”

　　这份报告，让张忠富想到了三个月前县委书记的讲话，感叹自己“脱层皮也值了”。

　　“我们要用干部脱层皮，换群众脱贫!”2018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八下午，谭本仲在全县脱贫摘帽工作推进会上，振奋精神，给大家鼓劲。

　　许多参会的干部并不知道，谭本仲的老母亲几日前过世，那天上午，他刚刚替老母亲办完出殡。

　　在石门县，像张忠富这样的驻村扶贫干部一共有954人，他们组成了331支驻村工作队。包括他们在内，10526名扑在扶贫一线的党员干部，对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其中，有五名干部先后倒在了扶贫一线。

　　张忠富在金河村留了下来。

2018年11月7日，张忠富与乡镇干部一起在白竹山进行道路抢险。

　　11月，记者采访时，他正和村干部一起跋涉在壶瓶山里，头顶烈日，在密密麻麻的丛林里穿梭，给村民们寻找干净的水源。

　　他说，省里宣布石门县脱贫之后的9月19日，在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上，领导说“绝不是摘帽了就万事大吉了。摘帽不摘政策、不摘责任、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他还说，石门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自己既然是其中一员，就责任在肩，始终不卸。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党员干部是责无旁贷的主力军。

　　“哪里有脱贫攻坚的战场，哪里就有党旗飘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一面旗帜，牢牢插在这片曾高寒贫瘠、如今正焕发生机的大山里。

　　记者 袁汝婷、高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