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湖南”系列报道之三 “发现湖南”系列讲座推出“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追溯四羊方尊等国宝的来源

湖南青铜器是“外来品”还是“自制品”

游客在博物馆观看青铜材质的古剑。

皿方罍。

一处考古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新湘博收藏的青铜豕尊 。（均为资料图片）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宁莎鸥

四羊方尊、皿方罍、人面方鼎、青铜象尊……湖南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中，青铜器占据了“半壁江山”。近代以来，三湘大地上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商周青铜器，又以宁乡黄材一带最为集中，因此，宁乡有“中国南部青铜文化中心”之称。

一直以来，青铜器都是当时中原文化的代表。商朝与周朝的统治中心都在如今的河南（即中原一带），早期的历史文化学者认为，青铜器的流传应该在这一区域，因此有“青铜文化不过长江”之说。而湖南距离中原地区山长水远，属于当时的边陲地带，何以长江以南、被认为是“蛮荒地区”的宁乡会出土如此多高规格、高等级的青铜器呢？

近日，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沙博物馆联手打造的“发现湖南”系列讲座中就上演了一场名为“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的讲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盛伟带着大家穿越历史，破解谜团。

两次种红薯 挖出两件宝贝

从省会长沙市区驱车两个多小时，经长韶娄高速再转益阳娄底高速，便可到达炭河古城。悠悠炭河水流淌了3000年，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一个农民上山锄地，炭河里遗址这一商周重要考古发现才得以名扬天下。

炭河古城因炭河里遗址而得名，位于宁乡市黄材镇，是全国首个周朝文化主题公园。周朝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及鼎盛时期，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奇观，灿烂夺目的青铜器便是周文化中的一颗明珠。

走进古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门口标志性的建筑四面佛像，上面雕塑是四羊方尊，也就是炭河里遗址所出土青铜器的代表。沿路而行，可见西周王宫、古城墙、兵事殿、六艺之教、后宫等今人还原的宫殿庙宇。而在这些宫殿之外，又有一条西周风格老街绵延开来，传递出一种喧哗热闹、活色生香的市井气息。

为展示西周文化，当地还打造了大型歌舞《炭河千古情》，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一幅幅精致迷人的历史画卷。

炭河古城自开门迎客以来，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今年春节期间，更是迎来旅游的高峰。一位游客在游记中这样写道：“景区的广告语是‘给我一天，还您千年’，置身其中，的确有穿越千年之感。”

炭河古城处处编钟古乐，耳可听诗礼周风，眼可见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的仿品，实在是让人很难不想到三千年前的时光，想到那些珍贵青铜器从泥土中重见天日之时。

说起宁乡青铜器的出土，就不得不讲述一个个“无心插柳”的故事。1938年4月，宁乡市黄材镇龙泉村一名叫姜景舒的农民像往常一样从家中出发，到附近的转耳仑半山腰去种红薯，一锄头下去便砸出“咣当”一声，扒开土后，便见到了一只硕大的、带着4只卷角羊头的青铜器，这便是后来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国宝四羊方尊。

1983年，又是一个跟红薯有关的故事。宁乡月山铺转耳仑有位村民也去上山开荒种红薯，居然步了龙泉村同行的后尘，挖出了一件重达221.5公斤的商代大铜铙。

湖南境内很多青铜器的发现，似乎都与这样的巧合有关。1963年，一次洪水过后，当地村民在黄材河与塅溪河交汇处的河滩上发现了一件青铜提梁卣，湖南省博物馆获知后立即派人去调查，炭河里遗址由此重现世间。

皿方罍是桃源县漆家河镇一个农民在自家房前平整土地时挖出的；人面方鼎是当地居民在修建黄材水库时发现的；4个在黄材镇沩水河游泳的学生捞出了兽面纹巨型瓿；黄材镇一村民在塅溪河边洗菜时发现了兽面纹提梁卣……

由此可见，湖南境内青铜器的出土大多充满了偶然性。时至今日，不知道黄材镇的村民还有没有种红薯、下河游泳顺便撞大运的习惯。

南下的商人“快递”来了青铜器？

种薯得鼎、下河摸瓿这样的故事，讲起来固然很有传奇性，但以考古研究的专业眼光来看，却是一大遗憾。出土文物的样子很重要，但出土时的背景更重要。倘若这些青铜器出土于墓葬或者是古城遗址，文物考古专家便可借此推断它们产生于哪个年代或者归何者所有等信息。但这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出土的青铜器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而对界定其身份带来了困难。

盛伟就此打了一个很贴切的比方：“对考古学研究而言，文物的出土背景如同婴儿的出生证明，缺失了出土背景的文物，就如同被拐卖的婴儿。正如我们无法知道一个被拐卖婴儿的出生年月、籍贯、父母状况等信息一样，我们也很难知道这件文物的更多相关信息。”

未经考古发掘的文物，就像是失去了“身份”的人一样。“身份”有多重要呢？看过最近热映的好莱坞大片《惊奇队长》的观众都知道，惊奇队长是一个介于外星人和地球人之间的人物，在地球上，她的资料因为保密需要被封锁；在外星，她的记忆又被别有用心的人给洗去，整个故事就是惊奇队长寻找自我的旅程。找回身份，惊奇队长才能解决“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等问题。

对于湖南境内出土的青铜器来说，也面临类似的困境。由于这些青铜器大多不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造成大量背景信息的流失，加之部分器物本身又表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常见铜器的特征，从而给铜器的断代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盛伟说：“断代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正是由于断代的困难性而造成的诸多歧见，使得学术界对于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被称为‘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

盛伟介绍，青铜器是伴随着王朝建立、社会等级分化出现的，早期的青铜器是国家祭祀或者表彰贵族所用的礼器，因而当时中原地区统一的商周王朝是青铜文化的起源。由此推断，当时的湖南是化外之地，既没有统一的政权，也没有锻造青铜器所需要的技术，那么湖南出土的青铜器来自哪里呢？

考古学界有一种说法，青铜器是“外来民族带入湖南的”。研究表明，由于气候变化和政权更迭等因素，商人并不是一直居于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带的，有些商人为寻找更适合的居住地曾南迁。伴随着商人南下，青铜器冶炼技术也开始向南传播。湖南的青铜器有可能是南下的商人直接带到了本地。

判断青铜器来源，其文化面貌很重要。湖南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熊传薪介绍，黄材出土的“戈”卣、桃源出土的“皿天全”方彝及湘乡、津市等地出土的青铜爵等。它们的造型、纹饰与中原同类型器物没有差异，因此很可能是商代中期以后，商人南下时从中原带到湖南。

青铜器是周天子送给湘方国的礼物？

湖南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有些青铜器跟中原同类型器物相差无几，有些却略有不同。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中原地区虽然不乏这类青铜重器，但把羊头作为纹饰的却只此一家。再比如人面纹方鼎，中原地区出现过类似的方鼎，也有人面的铜器，但把两者整合在一起的，也只有湖南这尊独一无二的。熊传薪就此判断，这些青铜器都不是中原之物。此外，湖南还出土有别处未见的大铜铙。因此，关于湖南青铜器的来源就有了第二种说法，即这些青铜器并非外来的，而是属于湖南人自己的。

这又得从炭河古城说起。位于宁乡黄材的炭河里遗址出土有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等大鼎，鼎在当时是标志统治者权力和身份等级的一种器物，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传国的重器。这里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和小件玉器的墓葬，说明这是一处贵族的聚居地。炭河里遗址还出土了兵器。兵器是打仗的，这里出土的数量多、品类多，说明商周时期这一带是军事要地，而且建立了常备部队。什么地方既有军队、又有贵族，还有奏礼乐的铙和进行祭祀的大鼎呢？答案是王都。专家们推断，炭河里遗址很有可能是当时位于湖南的一处方国都城所在。所谓方国，就是当时的原始国家，独立于中央政权商周之外的地方政权。

湖南有了方国的存在，青铜器的来源就容易解释了。原住于中原的商人中的一支部落，在其首领的率领下来到了位于宁乡的湘方国，其队伍中很可能就有精通青铜冶炼的工匠，他们与当地民族融合，创造了本土的青铜文化，打造出了四羊方尊等精美的青铜重器。

还有一种说法，这些青铜器是中央政权周朝赠送给湘方国的礼物。在陕西等地出土文物的铭文上曾多次提到“相侯”。相侯即“湘侯”，是湖南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其属地很有可能就在如今的宁乡黄材一带。

周朝为笼络方国，曾有“分器”之举，即把在战争中获得的珍贵青铜器分发给方国国王，以维护与边远地区的关系。铭文中记载，周昭王巡视南国的过程中，曾在行馆接见过相侯，并对他进行了赏赐。宁乡黄材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也许就是周朝封赏的“分器”。

湖南境内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地区，除了湘江流域外，资水的上游和下游、澧水和沅水的下游也出土了不少。这些青铜器文化面貌各不相同，有跟中原器物大致一样的“中原型”，有与其略有区别的“混合型”，也有大铜铙这样的“地方型”。因此有专家指出，分析湖南青铜器的来源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区（如湖南西部）出土的都是“中原型”铜器，有可能就是商末周初的南下商人直接带来的；有些地区出土的是“混合型”铜器，有可能是引入技术在本地打造的；有些地区出土的是“地方型”铜器，有可能就是湖南人自出心裁的创造。

（感谢长沙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力支持）

湖南青铜器是“宝藏文物”

沙鸥

“宝藏”是如今流行文化中的热词，说一个人是“宝藏男孩”或者“宝藏女孩”，就说明这个人身上有很多闪光点等待发掘。某种意义上来说，湖南众多出土的青铜器也是一种“宝藏文物”。盛伟表示：“追溯湖南青铜器的来源，可以得知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变动与中央政权的朝代更迭。”

如果湖南不是青铜器的起源之地，何以在常德、岳阳平江一带会出土大量的“中原型”青铜器呢？由此专家便作出了“商人南下”这一推断。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对研究其时代背景、路线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宁乡黄材为何会出土大量的“混合型”“地方型”青铜器？由此我们又可以研究中央政权周朝与地方政权湘方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所以，湖南青铜器是“外来品”还是“自制品”这一课题既不重要又重要。说它不重要，因为湖南境内的青铜器大多来自外地；说它重要，因为它承载着鲜活的历史，是我们窥见商周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