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地区与处在中部的湖南看似相距遥远，实则血脉相依。7月2日，由湖南图书馆举办的“湖南人与大西北——湖南图书馆藏名人著述、书画、信札展”开展，展出湘籍名人著述、照片、手迹、字画、稿本80余件，讲述了自左宗棠前后至王震的百年间，湘人收复、治理、振兴西北的动人故事。

新疆建省：起于左宗棠，成于刘锦棠

“西北”的行政区划，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今，西北地区指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省区。

“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在远古时期，我国先民就已在西北繁衍生息。清朝初期，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管理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开发主要集中于新疆，这一带在我国历史上长期被称为西域。‘新疆’作为一个固定的地名成为我国各省中的一员，与湖南人关系最大。”湖南图书馆特藏文献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刘雪平说，新疆行省在清朝的正式建立，可以用两位湖南人概括，“起于左宗棠，成于刘锦棠”。

在左宗棠及茶陵人谭钟麟等人的建议下，清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清廷发布上谕，甘肃、新疆两省分治，任命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湘乡人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驻扎乌鲁木齐。刘锦棠大刀阔斧改革，加快了新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

左宗棠在平定和收复大西北的同时，在收复的领土上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以农业生产为第一要务，以军需为推手发展工业，大力修路架桥、植树造林，道路修建到哪里就把树木栽种到哪里。

左宗棠的部属杨昌浚（湖南湘乡人）曾吟诗赞叹：“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至今在西北地区，还能看到少量存活的“左公柳”。在杨昌浚所作《五好山房诗稿》中，可充分感受其诗才。

左宗棠逝世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门人杨书霖将其所作奏稿、谢折、说帖、告示、批札、咨札、书牍、诗文等，汇编为《左文襄公全集》。展览中展出了该书当年的长沙刻本，以及左宗棠乡试试卷、书法、信札等原件。

《刘襄勤公奏稿》汇集了刘锦棠在新疆从政12年的全部奏折，是研究新疆近代史的重要史籍。此次展出的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长沙刻本，印数极少。

经济与文化建设同步，促进民族团结

泛黄的黑白照片中，一位身着清朝官服的老者正襟危坐。这是茶陵人、曾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照片摄于清末。

“谭钟麟主政陕甘期间建树卓著，当地文化经济均有发展，库银和积谷比其就任之初增长了10倍以上。”刘雪平介绍，谭钟麟重视教育，提出了五项办学要求，使关中书院重新振兴；解除了针对回民的禁令，秉公处理回汉诉讼，赢得陕西回民赞誉，缓和了回汉关系。

谭钟麟对自己要求颇严。刘雪平说，展览中有谭钟麟之子谭延闿等撰写的《谭钟麟行状》一卷。其中写道：“府君秉质强固，自治极严，饮食起居皆有常度，未明而衣，秉烛待旦，数十年如一日。”

民国时期，一些湘军后裔仍活跃在西北政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湘潭人黎丹等。

黎丹被誉为“汉藏文化交流使者”，活跃在西北政坛近20年，开办了多所学校，开创了青海近代的藏文学习和研究活动，与周希武等人倡议兴办了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等，对藏区文教事业影响深远。他主持编纂了第一部汉藏辞典《藏汉大辞典》，展览中的《藏汉小辞典》是其随员杨质夫从大辞典中选编出版的一部分。

“兴办教育，不得不提魏光焘与辛树帜。”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寻霖说，隆回人魏光焘是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布政史，创立了新疆博达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为新疆近代教育开创了先例。其任两江总督时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被誉为“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他的第三子魏肇文是创办湖南图书馆的十二先贤之一。临澧人、农学教育家辛树帜，则倡建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创办了兰州大学，吸引众多知名教授到校任教。

湖南图书馆馆员文红英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湘潭人彭德怀、浏阳人王震等和平解放新疆。

彭德怀执掌西北军政委员会期间，重视农牧业，解决粮食严重匮乏的问题，为西北的发展提供了较充足的物质基础。报请中央提出修建天(水)宝(鸡)和天(水)兰(州)铁路，亲自勘察确定了修建青藏公路的线路，派军队主修青藏公路。

王震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结束了“自古北疆不种棉”的历史。为响应王震开发西北建设美好新疆的号召，约8000名湘女加入援疆大军。其中，涌现出著名农业科学家蔡佩菲、新疆第一个维吾尔文汉族女翻译家戴庆媛、第一代女外科烧伤专家陶勇等。

新的时代，湖南人与大西北的情缘还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