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经济“第四极”？一场跨度15年的争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公布，尘埃落定。

成渝城市群正式“升极”，意味着“第五极”竞赛的正式鸣枪。

这就有了两会上住湘、鄂、赣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建议将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升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长江中游城市群组团组CP，冲击“第五极”。于长沙而言，又迎来了新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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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人口还是GDP总量，成渝城市群并不及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出圈”，更多是战略上的考量。新西部大开发需要动能，中国也需要一个内陆深处的“安全备份”。

成渝的“出道”，离不开对国家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承接。在此意义上，长江经济带战略，也需要一个城市群来承接。

长江运能庞大，它不仅仅是一条黄金水道，更应该是一条经济巨龙。长江经济带联接东西，在已确认的四极之中，长江连通着长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而在广袤的长江中段，长江中游城市群集聚着近8000万城镇人口，是国内市场体系的枢纽，也是消费增长的主战场，不容小觑。

长江经济带图示

以长江为主轴，可以形成如沿海一样的三极并列。也就是说，以长三角为龙头，以成渝为龙尾，龙身的位置恰好是中三角。随着长江航道的不断升级和沿江高铁的建设，这完全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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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抱团的年代，城市与城市的单体PK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了都市圈为主导的下半场，区域合作、互联互通成为共识。

中国的地区竞争已呈现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具有集约效应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正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所在地。

如今的四极，三个位于沿海，一个深居大西部，构成一个中空的菱形。如果在辽阔的内陆没有能担当经济增长极的城市群，这对我国的未来发展是不利的。

全国人口流动和投融资联系度呈现钻石形。网络图片

如果加上长沙中游城市群，五极结构则会变成更稳固的钻石形。

长江中游城市群自身优势明显。区域内铁路、机场、港口功能完善，形成了以装备制造、汽车航空、有色冶金等超千亿的产业集群。区域内拥有众多“双一流”高校、国家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及各类创新载体，是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创新基地。三省还打造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对内对外开放平台，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步伐加快。

此外，三省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中部地区实力最强、能级最高、活力最大的城市群和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有近8000万城镇人口，是国内市场体系的枢纽，也是消费增长的主战场，加快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能够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体系的枢纽作用，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展现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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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极的核心城市分布可以看出，除了成渝是双核，其它三极都是多核形态。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武汉、长沙、南昌。

中三角核心城市

2020年，武汉GDP排全国第九。南昌GDP离万亿还有距离。长沙在2017年进阶至万亿俱乐部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如果放大至长株潭地区的角度，2019年三地GDP总量达16835亿元，占全省4成。

不过，武汉还不足以成为驱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单核，何况，单核结构会削弱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变成伪命题。

所以，武长之间，应理清关系，形成新的竞合之势。如果长沙能撑起来，未来能趋近于武汉今日的影响力，那么，长江中游城市群就有了一个稳固的多核结构。

有了龙头，经济小龙也不能忽视。老牌三大城市群之所以体量庞大，就是因为有像东莞、佛山、苏州、无锡这样的经济小龙在承接一线城市溢出的产业和人才。

所以，武汉、长沙、南昌要形成中三角，辐射咸宁、黄石、鄂州、孝感、黄冈、荆州、襄阳、九江、吉安、上饶、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岳阳、常德、株洲、湘潭、益阳、娄底、衡阳等一众中等城市，形成一个庞大的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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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部分，武汉、长株潭被单独重点提及，并且表述由“都市圈增长极”升级为“全国重要增长极”。

表述升级，不代表外部竞争就此止息。以青岛为龙头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也瞄准着第五极的位置。

危机感还来自内部。

长江中游城市群存在经济结构部分相似的问题，不能在“互补”中携手，反而在“相似”中竞争。区域之间如何快速转换升级旧动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关系，让产业链的联系更加紧密，值得深思。

此外，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和资源集聚效应，使得行政区划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需要跨越的阻碍，能够率先打破行政制约，促进人口、资金等要素频繁快速流动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意味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在顶层设计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五极，这是一个宏大的时代之约。

长沙的使命，更重；长沙的未来，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