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意义远远超出教育本身，它彻底结束了“读书无用论”的荒唐年代，让广大中国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未来，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

“恢复高考，如一声惊雷，点燃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激情。”今年7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政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1977年12月，长沙，考生走出高考考场。唐大柏 摄）

陈政清1977年12月参加高考。那一年，他已经30岁，在岳阳钱粮湖农场的中学教书。成绩出来，陈政清被录取到湖南大学力学专业，从此与力学结下不解之缘。

镜头拉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1966年6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举行的日子，数以万计的学子却在高考前夕收到了“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谁都没有料到，这一推迟，就耽误了整整10年。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湖南的高校招生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但当时的招生采取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使得高校入学青年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还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走后门”腐败风气。

当时，许多有志青年身在农村、工厂、牧区、营房，手上摸着农具、机器，生活的艰难、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迷茫，让他们恍若置身黑暗，看不清命运的方向。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高考。

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一新闻犹如一声惊雷，迅速传播开来。无数在迷茫与困顿中苦苦求索的青年霎时看到了希望和曙光——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同年10月，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全省高等学校和中专招生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招生改革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高考招生工作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领导和招生工作人员要加强党的政策观念，抵制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新的招生制度将考试成绩作为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彻底摒弃了“推荐制”入学方式。要求注重从66、67、68届（俗称“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规定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应占整个录取人数的20%左右。

成千上万的人兴奋得夜不能寐，10年的时间浪费了他们的青春，却抹不掉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他们纷纷拿起搁置多年的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白天上工，晚上挑灯夜读，只为全力以赴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7年年底，全国各地开启高考，湖南高考时间定在12月17日至19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从10月21日公布恢复高考消息到正式考试，时间不足两个月。

即便这样，也没有阻挡大家对报考的热情——全国各地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的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最终27万人被录取，颇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势。

那一年，湖南省招收高校新生23750余人，工人、农民、干部、知识青年占录取总数的81.37%，党、团员占86.11%。

1978年3月，陈政清踏入湖南大学校园，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学生。他十分珍惜这迟来的学习机会。在这里，他师从国内塑性力学“三巨头”之一的熊祝华教授和结构力学的王磊教授，逐渐领略到力学科学的无穷奥妙。陈政清儿时立下的“当一名科学家”的梦想，终于在而立之年扬帆起航。

无论何时，知识都是改变自身命运、奉献国家社会的最佳途径。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无数有志青年仍然怀抱着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在物质生活水平相对发达的今天，广大青年学子更应刻苦学习钻研，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当中，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一份记者内参，被邓小平“点赞”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 教育部在山西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在当年招收5%（大约1万名）高中应届毕业生，对原有的“十六字推荐入学方针”没有改动。

不久后，分管科教的副总理邓小平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勇敢地发言指出，应该恢复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招生考试，而且”一定要当机立断”。

邓小平当场表态：“‘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

一开始，会议延续着第一次会议的结论，即招生考试面对应届学生开一个小口子，但总体上延续“推荐”入学制度。

承担会议报道任务的《人民日报》记者穆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就是不敢突破“两个估计”。所谓“两个估计”，是指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判断：“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9月3日下午，穆扬以人民日报社记者的名义，邀请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的6位代表座谈。在这个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踊跃，把“两个估计”的出笼经过做了梳理，发言者纷纷指出：“‘两个估计’在逻辑上讲不通，也不符合事实。”

结合座谈会的情况，穆扬写出了最后标题名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的内参，由时任总编辑签发，上报中央领导人。

内参送上去了，一连几天，穆扬的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9月21日，大家得到通知，到教育部礼堂听“传达”，原来是教育部长刘西尧传达邓小平9月19日谈话的内容。传达是依照文稿念的，邓小平在谈话的开头就提到了穆杨所写的内参，对其给予了“很可以看看”的高度肯定，并对教育部主要领导严厉批评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是要摔跟头的。

邓小平的谈话传达之后，招生工作会议发生重大转折，最终确定于当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根据“择优录取”原则通过文化考试进行高校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