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三（资料图片）

【名片】

曾三(1907-1990)，湖南益阳人。中国档案学家。1924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讯学校政委。后参加长征，1938年赴新疆任西路军政治处副主任,回延安后任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中共中央办公厅顾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组织和主持了中国档案事业的开创、建设和发展工作，著有《曾三档案工作文集》。

十里洋场学技术，凌晨发报到香港

“滴滴嗒，滴滴嗒”，1930年夏，在上海一处闷热的亭子间里，一个削瘦高挑、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正在赤膊苦练发报，他就是曾三。1930年1月，我党沪港地下电台互通成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和各地红军纷纷向党中央要求配备无线电台和技术人员。曾三受武汉党组织委派到上海参加我党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

经过刻苦训练，曾三很快掌握了无线通讯技术。但敌人迅即盯上了“上海福利电器厂”无线电培训班，20名学员被捕，我党无线电通讯人才损失惨重。曾三勇挑重担，在毛齐华夫妇掩护下担任报务员，负责对香港等地的电台通报工作。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暴露，他们经常转移工作地点。一次，曾三在与香港电台通报时，突然发现对方报务员的手法和声音变了，而且竟用英文讲“我要你们党内领导人，告诉我他的……”曾三断定香港电台被敌人破坏了，只收不答。对方又发电引诱：“你们的朋友情况良好，现在监狱内。”曾三仍然只收不答，敌人呼叫了两晚，见没有反应便不再呼叫。经组织同意，曾三很快将电台转移。

为避免发报时电灯闪烁，引起邻居猜测和敌人注意，曾三总是等到凌晨，人们已经进入梦乡才开始发报。条件艰苦，形势严峻，和他一起来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同志有的胆怯离开了，有的被判刑入狱，有的已经牺牲，但曾三从未动摇，逐渐成长为我党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尖兵。

半部电台巧诱敌，中央苏区连上海

1931年2月，春节刚过，曾三和伍云甫、涂作潮乔装打扮赶到江堤上的接头地点，才发现接见他们的是聂荣臻。聂荣臻告诉他们一个特大喜讯：“春节前，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粉碎了蒋介石九个师十万兵力的围攻，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聂荣臻又交给他们一个光荣的任务：“为保证党中央和江西苏区的联系，党中央决定立即派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到江西苏区去，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现在党指派你们作为去完成这个任务的第一批技术人员。”于是，三人化装成华侨商人，从上海码头出发，经香港，过汕头，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躲过旧警察、宪兵和便衣特务层层盘查，终于到达红都瑞金。毛泽东、朱德亲切接见了他们，把他们安排到红军正在筹建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和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工作。

为完成任务，曾三要设法完成三件事，首先要获得一部超大功率的电台，其次要凭借记忆复原上海党中央的使用密码、呼叫和联络办法，最后还要得到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回应。

此时，红军只有一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发报功能被破坏的“半部电台”。随后，在打谭道源的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些电信器材。靠这样的硬件，曾三和其他同志一起，不顾危险移驻到反“围剿”前沿阵地，日夜侦听敌人动向，积极为第二次反“围剿”提供情报信息。

敌人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中会有无线电台，在无线电通信中无所不谈，通信对象、部队行动、行动时间、驻地情况等重要情况被我悉数获取。

1935年，作战中公秉藩指挥的敌二十八师自备的100瓦特大电台抵近我军，距离曾三他们的电台仅有十来里路。“这部电台的功率真大，如果把它夺过来，就可以用它沟通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组成联络网也正需要这样一部电台。”曾三又喜又忧，“但这么好的电台能不能夺过来？在战斗中会不会遭到破坏？”

曾三和其他的无线电台同志一边日夜侦听这个“大家伙”的无线电信号，一边向红军总部报告了完整缴获这个电台的想法。不久，我军果然向在白云山的公秉藩部发起冲锋，曾三在电波里突然听到公秉藩电台的呼救信号“SOS,SOS”，不一会，电台“哑”了。战斗结束，曾三获得了期盼已久的这部大功率无线电台。

有了大功率电台，曾三用平时重复记忆了千百次的上海党中央电台使用密码、呼叫和联络办法，和同志们一起轮流日夜向上海党中央呼叫。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大家没有气馁，终于在一个寂静的夜里，一个微小但清晰的呼叫声传来，与规定的呼号完全一致，与党中央联系上了！这一夜，曾三彻夜未眠。

点着火把练技术，长征过后战西安

寒冬腊月，北风凛冽。红军长征翻越老界岭前夜，漆黑中，一群战士点着火把正在练习发报技术。忽听有人喊:“周副主席来了！朱总司令来了!”

周恩来对大家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电台技术，这是相当宝贵的教材啊！”朱德也感慨道：“过去的放牛娃要学这门技术真不容易，就得有这股干劲！有这股干劲就好哇！什么技术都能攻下来！”曾三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无线电通讯队伍急需壮大。曾三任红军无线电台政委，又兼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政委，他克服学习条件差、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物资匮乏等困难，将学员由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专业也增至无线电报务、机务、有线电话、旗语和司号等多个专业。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开始长征，曾三跟随党中央转移。长征途中，曾三身患疟疾、左眼失明、右眼近视，几次差点葬身悬崖深坑，但他在爬雪山、过草地的同时，依然坚持带领大家学习收发报技术，“滴滴嗒、滴滴嗒”的声音总会在红军宿营地上空响起。

最终，曾三不仅奇迹般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跟随周恩来赴西安，在西安事变中担任党中央派往西安代表团的电台台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了力量。

主要参考文献：

《曾三传》赖世鹤、田真 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