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叔厚（资料图片）

“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文学巨匠、前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感叹。

蔡叔厚，1898年出生于天津，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调入中央特科工作。西装革履、资产丰厚的“蔡老板”，真实身份是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

1929年，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从海参崴转移到上海，负责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共产国际之邀，派遣了一批自己的党员充实情报队伍，以协助其工作。

1930年1月，苏联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原为德国共产党员）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上海恢复和重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的情报网。佐尔格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组和中国组两套情报网。国际组，中外相关著作多有涉及。中国组，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

1932年，经党中央和中央特科批准，蔡叔厚调出中央特科，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中国组工作，由肖项平、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蔡叔厚在组织中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勾结德、意、日法西斯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情报。国民党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德国人）为国民党制定的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梅花桩碉堡战术计划等，蔡叔厚想方设法把情报搞到手，交给了组织。

一天，在国民党政府兵工署工作的楼震旦告知蔡叔厚，他发现了国民党军政部编纂的送呈蒋介石的关于军队编制情况的绝密文件《兵工月报》。蔡叔厚立即带上莱卡照相机，乘当天的夜班火车赶到南京，冒着生命危险与楼震旦一起连夜将这份文件拍摄了下来，第二天赶回上海，冲出胶卷，交给组织。

通过楼震旦，蔡叔厚秘密发展了兵工署秘书杨余庆，把每个月的《兵工月报》都取了出来，秘密拍摄后送交组织。从1932年到1935年，从未间断，也没出过任何差错。共产国际中国组的领导赞扬说，“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

1933年，日本意图独占中国的图谋日益明显，中国组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日本。蔡叔厚被派去北平搜集日、蒋关系方面的情报。蔡叔厚到北平后设法认识了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黄郛的秘书孙百科，通过他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应对方案以及双方谈判内容。

1934年，蔡叔厚奉命前往日本，同在东京的同志接上关系，打通情报渠道。

“蔡老板是我的拜把子兄弟”

1924年，蔡叔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实业——“绍敦电机公司”。因技术好，公司收入十分可观，慢慢在上海滩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的一些领导人不得不经常转移办公地点和住址，以避开敌人搜捕。

经人介绍，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人杨贤江夫妇搬去了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不久，张秋人、陈德辉等共产党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先后搬到绍敦电机公司。1927年6月下旬，蔡叔厚中学同学夏衍从日本留学回上海，也住到了绍敦电机公司，并一住两年多。这以后，党内的一些同志经常在绍敦电机公司碰头，研究工作。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的成员有时也去那里聚会。

绍敦电机公司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接转顺直省委和中央机关的联系，同时也成为同志落脚、寻找党组织的地方。仅1927年底至1928年初的几个月，公司就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去的叶剑英、曾宪植、廖承志、冯雪峰等几十名同志。

1929年，蔡叔厚担任闸北区委的财经委员会主任，负责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自己平时生活很简朴，但当党组织和同志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全力以赴，倾囊相助。

1935年初，已是红色国际特工的蔡叔厚受组织派遣拟赴苏联学习。1935年4月，因叛徒出卖，中国组负责人罗伦斯不幸被捕，共产国际中国组的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

护照都已办好，准备启程的蔡叔厚果断放弃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留下来协助做善后工作。他通过一名外国记者设法通知了在日本工作的肖项平、吴选青等撤离回国，又安排好他们秘密乘船去苏联。

其实蔡叔厚本人也在敌人通缉范围之中，但危急关头，他仍坚持把同志们安排妥当之后，才把公司迁移到福煦路417号（现延安中路379号），又将公司改名以规避搜捕，再赶往南京，找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疏通关系”。

汤恩伯在日本士官学校念书时，曾多次得到同在日本留学的蔡叔厚的救济，1926年回国后，他也在蔡叔厚的公司里住过一个时期。汤恩伯听了蔡叔厚的讲述后，当即对国民党内负责此案的军统少将王新衡说，“蔡老板是我的拜把子兄弟。”王新衡马上撤销了对蔡叔厚的追捕。

“党外人士”为党继续当老板

1927年冬天，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退出了中国共产党，有的甚至叛变投敌。29岁的蔡叔厚在此时，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初，因史沫特莱突然离开上海回苏联，蔡叔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1938年，“失群孤雁”蔡叔厚找到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刘少文，在其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冒着生命风险，抢救和保管方志敏就义前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珍贵遗稿，转交党中央；掩护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钱俊瑞、余立金等同志，并帮助他们找到组织；从经济上接济过李一氓、袁文彬等共产党员的家属。

1941年，为上海形势所迫，蔡叔厚将他的中国电工企业公司从上海转移至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叔厚创办了华浮实业公司和同庆钱庄，还根据党的指示入股并资助我党开办的昆仑影片公司。一同迁来重庆的上海剧艺社丁玲后来称，“我们大批电影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参加在内，使昆仑影片公司拍出大批至今仍为观众喜爱的优秀影片，蔡叔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在重庆，蔡叔厚经常到曾家岩，并多次向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1943年，蔡叔厚发觉很久没看到党内文件，打听之后才知道，他是被当作“党外人士”了。他马上去找周恩来，提出恢复党籍。

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份和社会人脉，周恩来等认为他目前的情况更能为党工作。蔡叔厚于是在党外努力为党工作。他让党组织在他的企业办公大楼顶上设立秘密电台，并掩护电台的工作。

蔡叔厚原先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当老板的，后来，又为着党的需要而继续当老板。前后在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办厂，开办有面粉厂、机械厂、工矿企业、钱庄、钢铁厂等实业。上海解放后，蔡叔厚主动结清公司及其所有企业资产和股票，全部上交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