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在东北时期。图片资料

一

是在荷亭亭玉立、迎风绽开的时候，我们来这个村庄的。

这个村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百家美村，这个美名深深根植在这块红色土壤。

百家美村属沱江镇管辖。《江邑陈氏族谱》记载：民国时期，村中常有老虎出现，村人聚而歼之。老虎出没之地必是偏远之地。今天，城市化日益，交通四通八达，百家美村亦由偏远的山区成为江华瑶族自治县的近郊，村居环境得到提质。当我们穿过纵横交错的公路进入百家美村时，一只灰麻雀从禾田振翅划过我们，鸣叫着停在一堵坍塌、长满荆棘的老建筑残垣上，这座老建筑残垣就是我们今天要访问的，一袭青砖黑瓦。厚重的青砖，就像一卷族谱，我们要从中解读族谱里陈蔚英的特别故事。一套泛黄、编修于民国时期的《江邑陈氏族谱》记载：“昌寿长子蔚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乙亥九月二十六日午时。”短短25字，为我们寻觅其成长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信息。

陈蔚英，又名为人，曾用名陈洪涛、陈福涛、伟人、陈涛等，中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1932年12月，陈为人受中共中央派遣，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他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陈为人两次入狱，身体遭到严重摧残，终因医治无效，于1937年3月13日在上海病逝，年仅38岁。为了表彰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17岁就嫁到沱江镇百家美村二组的李永嫦老人今年75岁，进过扫盲班，能读书看报，青年时期，听说了陈蔚英的很多少年故事：“陈为人出生在我们村，由于家里很穷，经常受人欺负，一家人只好住到祖母的娘家八百美村。陈为人身子单薄，个子不高，常常受到有钱人家子弟的欺凌和侮辱。有一次，陈为人坐在牛背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牛到了主人家的屋边还不晓得，几个富家子弟看见了，把陈为人从牛背上拖下来，按在地上当马骑。几个高大的富家子弟轮流骑在陈为人瘦小的背上，骂陈为人读书是癞蛤蟆吃天鹅肉，把陈为人的书也撕烂。陈为人祖孙数口寄人篱下，遍尝人间冷暖和世态炎凉。陈为人受到这样的欺负，父亲陈昌寿在八百美村是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的，只好移居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大路铺五里营村。在山下搭了一间茅屋，靠租种地主家的田地维持生计。后来，陈昌寿积攒了一些积蓄，全家移居大路铺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两年后，又搬回祖籍沱江镇百家美村，买了几亩田地，修建了青砖黑瓦的房屋，总算是安定下来。陈为人白天做完农活，晚上便读书写字，他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自学读完了初小。”

抚摸残垣断壁，站在陈为人成长的“故居”前，风儿拂过我们的脸庞，有一种莫名的疼痛。我们的想象不由地飞向了不远处的那片竹林，在这片竹林里，我们仿佛听见了一个童真的笑声，在笑声里，一个小小少年成长为眉清目秀的英俊男儿，他身着对襟布衫，背着粗布包袱，走出竹林，乘竹排，顺潇水而下。站在竹排上，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蛰伏在大瑶山很久很久的灰麻雀，现在，他苏醒了，要飞出大瑶山。

之前的1911年重阳节后的几天，长沙新军起义、岳州新军起义、邹永成等联合宝庆巡防起义、江华县城锡商罢市闹得沸沸扬扬，耳闻目睹后，陈为人眼界大开，思想大变。在一波又一波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时代大潮中，他与一批又一批湖南先进青年夺先声、开先路、当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百家美村78岁老支书陈爱岚介绍说：“1914年，陈为人考入县立高小。1918年，陈为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衡阳三师。为激励学生，学校确定‘公勇勤朴’为校训，并以‘诚’字作为校训的中心思想，内容包含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他认真读书，修完了师范本科的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等全部课程，成绩位居班级前列。陈为人不仅学习认真，而且善于思辨。一次，在博物兼修身课教师蒋啸青的课上，蒋啸青向学生提问：‘现在社会上有三种人，一是放火，二是救火，三是观火，哪种人最坏呢？’许多人回答说：‘当然是放火的人最坏。’蒋啸青把目光转向陈为人，陈为人站起来回答：‘试想，如果放火烧掉了人们清除的垃圾废物，烧掉了腐败的清王朝，这也是最坏的人吗？’他的回答得到蒋啸青的高度赞许。‘五四’运动爆发，陈为人与蒋先云、夏明翰等人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驱逐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曾一度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1920年3月，陈为人回到江华县申请到部分赴法勤工俭学旅费，到上海后受到反动当局阻挠，没有成行。在羁留上海期间，身无分文，靠卖红薯求生。正在饥寒交迫之时，陈为人遇到同乡李启汉，经李启汉介绍，结识了张太雷、罗亦农、刘少奇等人，参与筹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与此同时，他还随李启汉到小纱渡等处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教课；到杨树浦一带帮助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印刷工人组建工人俱乐部和工人游艺会等，广泛联系工人，做工人的革命启蒙教育工作。在不断的革命活动中，陈为人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1949年9月18日由杨尚昆起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批阅的嘉奖电报稿。资料图片

二

诗情画意的五月，一粒尘埃、一株花草、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借着一弯明媚的月亮，我们快步穿过花红酒绿的喧嚣，在岁月漫过的时光里，我们用心去捕捉深深小巷里斑驳的墙、扭曲的门，以及陈为人远去了的背影。

江华瑶族自治县外经委退休干部张金声是陈为人夫人韩慧英在江华县当教师时的学生，江华和平解放时，经韩慧英鼓励，年仅12岁的张金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46军137师410团，参加了湘西南剿匪、粤东海防、抗美援朝等战斗。张金声的姐夫与陈为人是族人，与韩慧英同在一所学校教书，韩慧英对张金声关爱有加，也常对他讲述陈为人作为共产党人的故事：1920年8月以后，陈为人在上海工作的这段时期，积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界》写稿，发表文章和诗歌。其中，在《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一文中，向工人指出“那般资本家、什么老爷们、太太们、小姐们一点没有劳动，他们偏偏有那丰富的衣食，高大的房子，美丽的器具使用”，而做工的人“有时还连一碗糟米饭都没有吃”。他又说“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在《今日劳工的责任》一文中，他向工人发出呼吁：“兄弟们呀！我们要减轻我们的劳苦，要增高我们的生活，要脱离资本家的奴役，要得到那‘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乐境，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还要‘饮恨吞声’的服从那资本家，不去实行社会主义，不去打破那资本家的阶级呢？”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呼吁工人阶级为摆脱这种困境而斗争。

江华瑶族自治县宣传部新闻室主任杨丁香向笔者介绍：1920年冬，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选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外国语学社。陈为人与刘少奇、任弼时、李启汉、萧劲光、罗亦农、傅大庆、马庆一、许之桢、李震瀛等20余人聚集在这里学习俄语和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常识，作赴苏学习的准备。

开国大将萧劲光在《萧劲光回忆录》描述了当时学习的经过：“在外国语学社负责的是杨明斋，那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山东人，俄语说得很好。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在第三国际工作，是陪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国内搞革命的，我们这些人去俄国学习，都是通过他的关系联系的，杨明斋不具体教学，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说得非常好，听说她也在俄国工作过。王小姐和杨明斋很熟，每天下了课，杨明斋总要将王小姐送出学社门。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在外国语学社，我们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它的机关就在我们俄文班的楼上，刘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参加这个组织后，我们就不仅仅是学习，同时还参加一些政治斗争。我们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边举旗杆的经常是我们这些人。那时做工并不多，只是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劳动界》《华俄通讯社》等刊物做过抄写、校对工作。后来，当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我们这个组织的人都先后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总负责人是俞秀松。”

对陈为人的这一段经历，他的侄孙陈华有很多了解，介绍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伯祖父和董锄平等7人被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列为第一批赴俄留学生，派去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由于伯祖父的俄语学得好，人又机灵、勇敢，因此，组织决定派他打前站，试探线路，一人先行。1921年新春，伯祖父登上北去的火车，经奉天、长春到哈尔滨。他严格按照组织指示的交通路线，顺利找到了先期到达的张太雷，并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他从满洲里，经赤塔到莫斯科，一路都是乘火车。他乘的是一辆载货的闷罐火车，没有餐车，更无开水和取暖设备。在赤塔上车之前，从苏俄红军供给处领到两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背在身上，饿了就啃上几口，渴了就喝冰水。火车跑得很慢，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这样，在横跨俄国七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历时两个多月的艰难困苦，最终到达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在紧锣密鼓筹办中，伯祖父成为十月革命后不带护照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先进青年中最早的一员，在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时，伯祖父以邱巴洛夫的俄文名字发表言论。东方大学是一所政治性的大学，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的骨干，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中国、日本、朝鲜等国较多，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斯大林。”

翻阅大量资料，我们查到陈为人在莫斯科的一些重要活动足迹：陈为人等进入东方大学时，正值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由列宁主持。陈为人和中国班的部分留学生作为东方代表，凭票轮流列席会议旁听。听报告时，陈为人看见列宁坐在主席台上，虽然相距较远，但他为有幸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与工人阶级的代表坐在一个大会议厅里商讨共产国际大事，感到由衷的幸福。1921年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有48个青年组织的13名代表参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北京的何孟雄、上海的俞秀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何孟雄在赴俄途中被俘未能成行。经过组织安排，陈为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同俞秀松、张太雷、杨明斋出席大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秦抱朴赴俄归国后写了一本《赤俄游记》的书，记载了1921年“8月5日，我们已到红色的莫斯科了，当晚即到秀松与陈为人那里谈话，他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此次他俩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大会。”宝贵的史料，向人们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即在刚闭幕十多天的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上，俞秀松与陈为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大会。

陈为人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江华瑶族自治县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纂办公室主任蒋祖智为我们做了如下介绍，他说：“东方大学中国班建立党的组织是在1921年冬。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陈为人他们在上海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到了苏联后，陈为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等先转党，随后，由党员和团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彭述之任支部书记，刘少奇、罗觉、卜士奇等为支部负责人。团员转党时，要有两人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通过党员时，党团员都要举手。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他们既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联共(布)党员，发的是联共(布)党证。在旅俄支部入党的还有瞿秋白、李宗武等人。另外，东方大学还有俄罗斯的东方少数民族支部、日本支部、朝鲜支部等，都是在东方大学总支的领导下。”

1921年，陈为人（坐者左4）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会议期间与各国部分代表合影。图片资料

三

荆棘丛生的征途，一路是曲折坎坷。

不论山有多高，只要往上攀，总能登上顶峰；不论路有多长，只要走下去，目标就在前方。

湖南作家吕方文长期致力于红色人物资料的收集，出版多部红色人物著作，对于陈为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一年奉调回国从事工运和建立党组织，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说：陈为人回国后，被派到北京铁路工会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还担任了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成为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工作的得力助手。他先后在京绥、京汉、京奉三条铁路线的始发站西直门站、前门西站以及永定门站建立党的基层支部，培养骨干，使工运工作得以顺利展开。1922年直奉战争后，陈为人等6人被中共北京执行委员会派到京汉、津浦、京绥、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上工作，以交通部密查员的名义，从事党的铁路职工运动工作。陈为人主要负责正太路，有时也去京奉路。在组建好党团支部和工人俱乐部以后，就着手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和扫盲，并进行罢免坏工头和打击反动势力的斗争。此后，陈为人多次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各地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1922年9月，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济南，经过调查研究，充分肯定王尽美、邓恩铭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作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工作”以外，还指导帮助建立山东党组织的工作，先后发展马克先等一批人入党。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推动山东党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山东团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也日益开展起来。1923年3月，中国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李大钊，根据罗章龙从东北考察工人运动回来报告的情况，决定正式委派陈为人和李震瀛到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建团活动。到了哈尔滨，陈为人选择具有“色彩比较鲜明、方向比较正确”的《晨光报》为突破点，首先给《晨光报》投稿，找机会结识《晨光报》的发起人韩铁声等进步青年，然后又充当《晨光报》记者，进一步密切同韩铁声等人的联系，再通过他们与市内各学校、各文化团体进行广泛接触，因此，很快展开了工作。6月，陈为人作为满洲党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追寻陈为人的人生轨迹，需要在成堆的资料中去静心翻阅。这是我们采撷的一组陈为人在哈尔滨从事建党、建团的珍贵资料：党的“三大”结束后，陈为人回到哈尔滨积极宣传贯彻“三大”的决议，他与李震瀛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广泛地和进步青年接触，秘密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慎重而又积极地在进步青年教员和工人中发展党、团组织。1923年7月，吸收汪洁曼、李铁钧、马新吾、陈毅可、刘天佑5名进步青年为团员，并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由团中央直辖。8月，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彭守朴来到哈尔滨，以俄文翻译为公开职业，协助陈为人、李震瀛开展秘密工作，哈尔滨支部团员增加到6人。在陈为人的带领下，哈尔滨的党团建设工作进展顺利，10月底，中共党员陈作霖到哈尔滨，此时，加上陈为人、李震瀛，哈尔滨有党员3名，中共哈尔滨小组随即成立，由中共中央直辖。关于该小组的建立，1923年11月24日到25日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文件曾有明确的记载：“党务大会（指党的‘三大’）后党员增加不过百人；新发展的地方，一是济南，一是哈尔滨。”陈为人与李震瀛在1923年11月1日联名写给林育南、刘仁静、邓中夏的信中说：“此间新友已有6人，共计9人，青年20余人。其他工作，均仍维持到底。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空气已浓，寅人系的哈埠，必有到的一日。前中夏说，人恐将被驱逐出境，但以现状而言，尚无此等能人。”从这组信息可以看出，陈为人对未来的工作和事业充满信心。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室主任罗芳琼说：“1923年底，由于哈尔滨《晨光报》内部分裂，反动分子向当局告密，陈为人、李震瀛在哈尔滨的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于是，陈为人、李震瀛转移到奉天、大连等地继续开展活动。在南满医大组织‘木锋社’开展学生运动；帮助整顿中华工学会组织，向组织负责人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南方工运情况，陈为人亲自起草章程，将他们与全国总工会联系起来；以记者身份到泰东日报社、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三一小学等单位发表演说，宣传革命思想。陈为人发现了关向应、傅景阳等一批工人和知识青年，现场赠送《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在陈为人的培养下，关向应、傅景阳等先进分子先后入团入党，为建立和发展当地的党团组织创造了条件。”

韩慧英韩慧如两姐妹。图片资料

四

键盘不断地发出撞击声，平时，这声音就像黑夜中的流萤，在静谧的夜空，从草丛飞向挂在树梢的明月。而今夜，键盘的撞击声却有点凝重，思绪宛如被一张黑色大网禁锢了似的。陈为人，一个从大瑶山深处走出的声音撕开这张黑色大网，把我们的思绪带进了90多年前的满洲!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生来是一位文化学者，在主编《陈为人的故事》一书时，系统地研究了陈为人，以及陈为人在满洲从事革命的历程：1927年10月14日，沙雾弥漫的沈阳城郊，一对年轻男女急步走在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年轻男子身着一件半旧的黑色长褂，头戴一顶黑色毡帽，帽檐下锐利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暗处角落鬼祟的身影，轻声对身旁的女子说道：“慧英，看来情况十分严峻，我们要想办法尽快与组织取得联系。天快黑了，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年轻女子点点头，两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尾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栈里。这对年轻男女便是奉命到东北地区组建中共满洲省委的陈为人和他的新婚妻子韩慧英。

“东北地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必须及时建立党的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恢复和发展党在东北的组织，开展党在东北的各项工作，以呼应全国的斗争，中央决定派你担任省委书记。”临行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的嘱咐，一直绕在陈为人的心上。

连日来，陈为人为了与东北党组织取得联系，马不停蹄地走遍了东北地区的各个接头点，可惜接头点不是人去楼空，就是暗藏着敌人的埋伏。这一天，陈为人在哈尔滨的街头饥寒交迫，一筹莫展之时，忽然，街墙角隐蔽处刻着的一个熟悉标记让他心中一阵欢喜：“这不就是组织的接头暗语！”他快步随标记转入小巷，在一间低矮的平房里，他见到了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吴丽石哽咽着说道：“为人同志，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的同志很多被捕，党在东北的各级组织已基本停止活动。”吴丽石向他汇报了同志被捕、原定筹备重组满洲省委的工作无法进行的情况。于是，两人便就着昏暗的灯光研究起重组满洲省委的具体事宜。

江华瑶族自治县作协主席陈茂智也向我们提起了陈为人的这段经历，他说：“1927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市道里七道街阮节庵家，陈为人主持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各地党员代表14人，代表哈尔滨、大连、奉天、长春等地区200多名党员。陈为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建立东北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会议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和《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这次会议宣告成立东北三省党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提议，选举陈为人为省临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吴丽石为组织部部长兼农运部长，王立功负责工运工作。省临委还决定，任命张任光为团省委书记，韩慧英做妇女工作，调北满地委书记胡北三做军事工作，将省委领导机关设在奉天。在筹备成立满洲省委期间，陈为人就开始注意对农村的阶级状况做调查，了解到土地大部分在地主阶级手中，分租给了佃农。地主阶级、封建军阀、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通过地租与纳粮、高利贷、官银号、苛捐杂税等手段，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军阀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日益增多，千百万农民破产。根据这一情况，陈为人亲自为满洲省临委起草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提出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推翻地主军阀的政权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等。1928年1月底，中共满洲省临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奉天召开。他们代表东北地区250多名党员，陈为人代表中共满洲省临委作《政治党务报告》，总结了上届省临委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资料显示：1928年秋的一天傍晚，陈为人偕同周恩来到达福安里19号省委机关这幢青色砖瓦的普通平房里，韩慧英按地下工作纪律，自觉回避，坐在进屋的门边观察外面的动静。在这里，陈为人向周恩来汇报了党在东北的工作情况。同时，又和其他省委成员认真地听取周恩来对党在东北地区工作的指示和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的传达。这之后，陈为人陪同周恩来会见兵工厂的年轻工人。参加会见的王鹤寿，半个多世纪以后还能清楚地回忆：1928年党的六次代表大会过后，大概是11月份，周恩来同志路过奉天，听说兵工厂有了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很高兴。他想和这些同志见面谈谈。就在一个上午，由陈为人同志带周恩来同志到三家子，我在他们来之前收拾好的一个房子，与兵工厂的一些同志会面。为了保卫，有两位青年同志在屋外放哨。周恩来同志询问了一些同志的情形，也问了兵工厂有多少车间、多少工人等等情况，鼓励同志们努力工作。约一个小时，又由陈为人同志陪他走了。全国解放后，我问过周总理是否记得他到奉天兵工厂去的那次事情，他说当然记得，我记得他说：“我那时是从莫斯科回国不久。”

1928年9月，陈为人主持召开东北地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改中共满洲省临委为中共满洲省委，陈为人任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到1928年底，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奉天市委、沈北区委、辽阳区委、关东县委等党的组织，在册党员270多人。

关于陈为人等人在满洲的被捕，蒋祖智说：“1928年12月24日，在奉天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地下党员牛思玉家里，陈为人主持召开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会议进行到中午，10多名警察破门而入，与会的14人全部被捕。押解途中，张任光趁机跑掉了，陈为人和其他12人被集中关押在小南门第一监狱。在长达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陈为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次，军法处长破例在下午提审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王鹤寿等人，按惯例在下午提人都是要枪毙的。面对死神的威胁，陈为人告诫大家：‘在刑场上不要喊口号，以免暴露其他同志。’不料，这次提审是该军法处长以吴丽石老乡的身份对他们进行‘争取教育’，训斥一通了事。之后，陈为人和同志们在狱中通过墙洞和放风时间传纸条，相互鼓励，经受住考验，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1929年7月，陈为人和其他同志一起出狱。出于安全考虑，陈为人出狱后暂时住在旅馆里，在得知组织上调他到上海工作后，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五

百年红色党史人物，上海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透过上海，我们可以聆听到他们对党绝对忠诚的誓言，看到他们的风华正茂。

从时光隧道，让我们一起回到1921年，去感悟22岁的陈为人在莫斯科留学即将结业而写下的《学习感情杂记》：“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苦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解决自身问题，何以能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此后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

以苦为乐，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一种很多人无法达到的境界。陈为人却甘愿以苦为乐，牺牲自我。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组织，供出武汉地下交通机关，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时，周恩来、瞿秋白、陈云等一大批党员干部都在上海，尽管钱壮飞、李克农多方营救，但恽代英、蔡和森等多位同志还是惨遭杀害。中央局决定转移到中央苏区，但必须要选出中央文件档案的保管人选，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陈为人”的名字。

江华本土作家陈茂智介绍说：“1931年12月的一个夜晚，周恩来身穿便服来到陈为人家中，亲自向他布置了守护‘中央文库’这项艰巨的任务。在白色恐怖下，如果党的重要机密文件落入敌人的手中，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为了党的机密，陈为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恩来的嘱托，并且立下誓言：人在文件在，以生命保护党的文件！1932年秋，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正式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工作。为了掩护中央文库，他开设了一家湘绣店。夫妻俩又在法租界霞飞路租住了一处高档住宅，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太，住在他们的楼下。房东白俄老太太的儿子就是租界的巡捕，每天都在大街上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而陈为人夫妇相信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敌人万万不会想到，陈为人夫妇会将数量如此庞大的机密文件藏在租界警察的家中。为了不让人怀疑陈为人夫妇的身份，党组织还专门为陈为人一家购买了高档的家具作为掩护。白天，陈为人夫妻在外经商，出手阔绰，生活悠闲，一派生意人的模样。晚上，他们关上店门，来到三楼密室，关紧窗户，拉上密不透光的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为了能让20多箱档案的体积缩小，便于保存和转移，他们将誊写在小说和报纸上的信函抄录下来，将原本写在厚纸上或者字体比较大的文件重新誊抄在薄纸上进行裱糊，剪去四周的空白处，再将所有的文件按照时间、地区等方式分类整理，重新装入箱中。按照组织纪律，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不能参加任何党组织的会议、集会、游行示威等社会活动，不能与任何人联系，他们的身边如果出现陌生人，即便是没有工作联系的党内同志，都必须火速撤离，第一时间转移文件。陈为人曾向周恩来发过誓，也确实抱着和中央文库共存亡的信念，无论转移到哪里，储存中央文库的房间中央总是安置着一个大火炉，旁边就是一盒火柴，一旦出现了无法挽救的局面，就燃起火炉，玉石俱焚。夫妻俩做好了全家随时丧生火海的准备，也决不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的手中。”

1960年10月，韩慧英调衡阳专署任文化科副科长，就职于湖南师范大学高阳附属学校的毛光宇的爷爷毛寄颖任衡阳专署文化科主办科员，受韩慧英直接领导。毛寄颖爱好文学，常有文章发表，韩慧英经常向毛寄颖讲述丈夫陈为人保护“中央文库”的故事。毛光宇也时常听到爷爷说起一些细节：“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绰号叫‘张老太爷’的张唯一寓所遭到特务的破坏，韩慧英去张家取文件时，被守候的特务抓住。陈为人得悉妻子被捕后，首先想到的是怎样立即采取措施转移文库。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用每月租金30块银元的高价，在小沙渡路合兴坊租下一幢二层楼房，带着3个孩子和全部‘家当’搬迁转移。陈为人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他独自一人既要挑起保全文库的重任，还要照顾抚养3个孩子，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按当时的情况，他在上海找些熟人，寻求生活上的援助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外出寻人借钱，就有暴露的危险，为了文库安全，他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允许有半点闪失。他在熟悉可信的难友李沫英和弟弟陈立人的帮助下苦撑了几个月，后来，又写信给远在河北当小学教师的妻妹韩慧如，说她姐姐‘病重’，请她来沪‘探望’。在失去党组织联系的两年中，陈为人为保管好党中央秘密档案，呕心沥血，艰苦异常。为了保证文库万无一失，他必须首先凑齐付清每月30块银元的房租，然后才能考虑全家的伙食费。最初，靠韩慧如带来的300元积蓄勉强维持，后来，只能靠典卖度日。他把二楼的家具、衣物等所有能换钱的零星杂物都变卖一空。为了避免外人怀疑，一楼的家具摆设仍纹丝不动。最困难的时候，由弟弟陈立人到远离小沙渡路的菜场拣人家扔下的剩菜叶回家充饥。冬天，山芋便宜，每天只能吃上两餐山芋粥。生活的艰难不能动摇陈为人的坚定党性和坚强意志。他白天挨饿，晚上依然拚命工作。长期的饥饿和劳累使他心力交瘁，两次监狱生活染上的重病急剧恶化，他骨瘦如柴、咳血不停。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他坚守岗位。1936年，党组织通过李淑清的关系将韩慧英营救出来。为了生计，韩家姐妹一同外出教书谋生。韩慧英来到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通过逐步了解，她确定训育主任罗叔章是地下共产党员，并且，通过她终于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6年秋天，陈为人戴着礼帽，穿着灰绸夹长袍，来到一家饭店楼上同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接上头。”

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徐强记忆很深：“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1962年12月，衡阳、零陵重新划分专区，韩慧英任零陵专署文教科副科长，文教科当时在零陵南门口东向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办公，两人同在一间办公室，韩慧英再次对毛寄颖说起陈为人病重的情形：“多次下狱，备受摧残，为人的肺病也日趋严重，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12月的一天，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为挽救他的生命，徐强特意对我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徐强将为人送进广慈医院治病，但为人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两次送他进去，两次他都跑回来。徐强只好找医生到家里来看病，无奈他已病入膏肓。”

长期的奔波劳碌、生活的艰险困苦和两次入狱的折磨，使陈为人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但是，他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重重困难，用生命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最后，把中央文库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给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