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时候在小吴门凯旋门照的相，没买到机枪，大人便拿个苹果代替。

1955年（左图）和1966年的长沙老火车站（小吴门）。供图/陈先枢

长沙人都知道小吴门这个地方。小吴门其实并不小，它原是长沙的东门，又叫小乌门，有一条用丁字湾麻石铺就的正街直达湘江边的码头，这条正街后来更名为中山路。1911年1月19日，粤汉铁路长沙到株洲段通车后，在小吴门东面建了一个火车站（俗称东站），小吴门于是就成了长沙的水陆联运枢纽，它的边界也随之扩大，如今的建湘北路、中山路靠近小吴门的地方，乃至八一桥一带，都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小吴门。　　　文、供图/徐杨

从靖港动身，爷爷打拼到长沙

1930年，我爷爷在湘江边的靖港镇成家，十余年间生育了三男二女五个小孩，加上我奶奶和爷爷的母亲，实际上他一个人要撑持八口之家的生计。爷爷小时候念过私塾，练了一手工整的毛笔字，算盘也打得飞快，这都是当时立身的本领。爷爷一家原住在靖港沩水边的南岸堤，家里开了瓷店，有栋盐仓，后来经营不下去了，就卖掉资产，搬到对面的半边街住。爷爷呢，应聘到镇上的祥丰瓷店做了账房先生，一家人过着半饱半饥的日子。当时正值抗战，时局危艰，家国堪忧。抗战胜利后，爷爷为增加收入，只身坐洋船南下长沙，在西湖桥、三兴街的靖港老东家开的祥丰瓷店仍做账房先生。旧社会不讲钞票，讲光洋，讲谷米，爷爷每个月的薪酬提高到五担稻谷（500斤），爷爷一高兴，正式给出生不久的满崽命名为“爵五”。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从小吴门入城，万众欢腾。爷爷也从旧社会的账房先生变成了国营商店的营业员，每月工资38元。此后几年间辗转于湘春街、解放路日杂店工作，最后在小吴门日杂店当营业员兼会计十余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退休。

长沙市户口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1948年，爷爷做了一件很霸蛮的事，把家人从靖港接到长沙，租住在都正街一位靖港老乡家。新中国成立后，一家八口受惠于人民政府，得到了含金量颇高的长沙市户口，从靖港人变成了长沙人。爷爷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家长，对教育看得很重，省吃俭用地送五个孩子上学读书。大伯、我父亲是长子和次子，新中国成立前分别读了小学和初中。1951年，我父亲考到湘北建设学院学习，毕业后在湘潭县参加工作。大姑妈、二姑妈是老三老四，在湖南烈士公园里面的第七中学读了高中，小叔在御泉山小学读书。

看起来好像诸事顺遂，其实也不容易，有过危急时刻，一家八口人中，有三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失去了长沙户口。原来，1953年国家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城里人口过多，政府就大力动员进城谋生人员回到原籍去参加土改，还许诺有肥田可分。政策传下来，大伯坐不住了，他在长沙呆了几年，学做木匠，可兴趣不大，于是就带着我爷爷的母亲到靖港南边的新康乡西流村去，分了田当了农民，娶了一地主家的女儿成家立业。我父亲当时在湘潭县二十三区公所当干事，见老兄要去分田，事先给靖港镇政府写了封情况说明信，盖上了区公所的大印。

到1959年，长沙市人口又嫌多了，国民经济也陷入暂时困难，都正街街道办的办事员三天两头地到我爷爷家做工作，动员一家人返回原籍。我娭毑是个敢担当的大脚板能干女人，老人家颇识大体，积极配合政府，马上将自己的户口迁回到了靖港，一个人住在半边街生活。爷爷以自己在小吴门上班，两个女儿和小儿子正在读书为理由，又讲了一箩筐好话，总算保住了这几个金贵的长沙户口。稍后，爷爷搬出了都正街，带上满崽和两个女儿，挤住在小吴门日杂店的楼上，含辛茹苦地将儿女们培养成人。

大姑妈、二姑妈高中毕业后在长沙参加工作，嫁给了军官和干部。爵五小叔读了湖南地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地质局。1960年，我父亲考入了湖南师范学院。娭毑这时便小吴门、靖港两头住，给儿女们帮忙带小孩，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安居乐业了。

爷爷的日杂店成温馨小驿站

爷爷上班的日杂店在小吴门火车站后面，现八一桥西头。八一桥大拱洞下原有火车进出火车站的铁道，那时，整日火车轰隆，汽笛长鸣，与湘江上轮船的低沉辽阔的汽笛声相呼相应，而火车站周边的老街上，更是店铺林立，人流如织，一派繁忙热闹的光景。

爷爷的日杂店是一栋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一楼营业，楼上有爷爷的办公室和住房。这店子生意兴隆自不必说，喜的是楼上还可以住客人，如果客人多了，还可以打地铺睡在楼板上。于是，在长沙上下火车或轮船的亲戚朋友们，干脆把这店子当成了饭铺和旅馆，吃住不愁了。1964年，我父亲大学毕业，与母亲在小吴门旁的凯旋门照相馆照了结婚照，然后就双双到郴州工作去了。记忆中，我在爷爷的店子里见过好多南来北往行色匆匆的亲朋戚友，主要是我父亲母亲家的。爷爷总是那样热情平和、不辞辛劳、礼数周到地忙里忙外张罗接待，一如他老人家的姓名——徐辛和。

我三岁多时，父母亲又带我回长沙小吴门过年，一家三口上街，逛到了中山路八角亭边上的湖南省儿童商店，那里面的玩具新奇多样，看得我眼花缭乱，小心口扑腾扑腾地狂跳起来。我看中了一挺威风凛凛的机关枪，吵着要买。母亲说要三块七毛钱，没那么多钱了，我们还要买一些纸包封，走好多人家嘞。父亲也说，你有两把小手枪了，以后再买吧。可我死活不肯，大哭大闹，也不怕出洋相，竟然就地打起滚来。父亲生气了，霸起蛮来把我一步步拖出了儿童商店，拖回到了小吴门日杂店。我伤心不已，趴在二楼的窗户上看一台台蒸汽火车喷云吐雾，拉着汽笛穿街而过。爷爷见我受了好大的委屈，便到街边买了茶叶蛋和臭豆腐，上楼来哄我开心，笑眯眯地说：“趁热恰嘎（吃了），明天坐洋船到靖港、乔口，看娭毑、外婆克（去）。”

1973年秋，爷爷突然因病去世，那日杂店不久也拆迁了。

1977年，长沙新火车站落成。1990年，进出小吴门站的铁轨被一一拆除，扩建成了如今的南北大道芙蓉路，喧嚣了大半个世纪的小吴门火车站，也被改建成了高楼环立的芙蓉广场。

参加工作后，我跟小吴门又开始亲密接触起来。三十多年来，我经常要从郴州到八一桥西头的省轻工盐业大厦去办事，大厦的街对面，市政府立了一块灰黑色的一米多高的石碑，介绍了小吴门的历史变迁和1949年8月5日解放军在此举行入城式的盛况。

去年春，中山路一大段残留的旧店铺已开始拆迁，记忆中的小吴门似乎已越来越远却又越发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