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注研究领域，激励勇攀高峰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记载：1964年2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谈话两小时，就农业、地质、核武器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钱学森、李四光和竺可桢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在海外名校取得过博士学位并开始奠定在所研究学科的地位。钱学森是“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唯一获得者；周恩来称李四光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而竺可桢在科学界德高望重，被同仁们视为“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与三位科学家谈话，目的是激励他们勇攀科技高峰。

“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

李四光和竺可桢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主要成员，他们两位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组织条例的主要起草者。在旧中国，他们两位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没落，同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众望所归。新中国成立前夕，竺可桢婉拒了蒋介石父子请他赴台的要求，和绝大多数中研院的成员一起留在大陆迎接解放。李四光于1949年12月摆脱国民党的海外机构监控，从英国转移到意大利秘密启程回国，直到1950年5月6日，才辗转到达北京。钱学森则历经5年艰苦努力，在中国政府的营救下，于1955年9月回到祖国。

1958年对于他们三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李四光和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竺可桢提出了入党要求。

李四光回国后，在工作中深切地感到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1957年，他针对科技人员中有极少数人散布的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谬论，向新华社发表了《党能领导科学工作》的谈话。他指出，“解放几年来科学研究工作的巨大成就、科学队伍的空前壮大”都归功于党的领导。1958年10月18日，他在填写入党志愿书时写道：“……希望彻底改造自己，争取踏踏实实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对残余乃至潜伏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12月29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正式批准接收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钱学森则在1958年9月24日填写入党申请书，10月16日支部大会通过。由于钱学森身份特殊，中科院党组还专门向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中共中央写了请示报告。竺可桢在1958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回顾了1898年至1958年的经历，感叹：“最后使我们国家能富强，民族能振拔，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之英明领导。”1962年入党时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新中国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展身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毛泽东关注他们三位，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党内的同志，而是他们研究的领域也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领域。

“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钱学森是毛泽东最看重的一位科学家。1960年11月，钱学森领衔研制的我国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激动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63年12月，毛泽东注意到“反飞弹”时代到来的问题，指示加紧研究反导武器。而钱学森正是在这方面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弄清国土的石油资源情况是建国后的急迫任务。1953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看法。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和对中国地质条件的认识，坚决不相信中国“贫油论”，终于和石油部一齐努力，先后发现和开发了大庆油田等大型油田，到1963年底，中国石油基本达到了自给。1964年元旦，毛泽东请李四光到中南海看豫剧《朝阳沟》。开演前，毛泽东和李四光进行了谈话，说：“你们两部（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功劳。”

农业增产问题是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竺可桢依据他对中国天文地理研究的深厚知识积累，在各地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数篇关于农田水利、防治沙漠等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章。1963年8月，他撰写的题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气温、降雨量和太阳辐射3个气象要素的特点，指出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建议。这篇文章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因此，毛泽东在这个时间点约他们三位谈话，意义非同寻常。

增添攀登高峰的力量

毛泽东约他们三位的谈话内容，由于李四光和竺可桢分别于1971年4月和1974年2月因病去世，没有留下回忆资料。但是，竺可桢去世后公开的日记，有这方面的内容，例如∶“……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一文，并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还要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李四光的女儿在回忆其父的文章中，提到了这次谈话，说李四光曾告诉她：“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

2009年10月去世的钱学森，生前根据回忆，整理了与毛泽东的一段重要对话。《年谱》中毛泽东和钱学森的谈话内容，其依据就是出自这里。从这篇与钱学森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在研制成功中近程导弹之后，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从哲学的角度预见到反导的重要性。而钱学森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从科技的角度，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具体设计上。一个是哲学眼光，一个是科技眼光，均可堪称远见卓识。

菊香书屋谈话后，当年12月20日，李四光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特地找李四光谈话，表扬了他用地质力学理论找石油的科学方法。李四光十分感动。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1966年后，他在继续找铀矿、找油田后，还开始了对地震的研究。1967年冬，他冒着严寒到野外钻机旁作试验。1968年春，他在参加国务院关于北京发生地震可能性的会议，力主不发预报，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事后证明李四光的判断是正确的。1969年5月，毛泽东在与李四光谈话时，请李四光整理一些他研究范围内的资料，供中央领导人阅读。不到一年，李四光终于完成了资料的编写，分别呈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

据《竺可桢传》记载，1964年2月，毛泽东曾详细询问了竺可桢关于气候变化概况和未来趋势。此后几年，竺可桢决意深入研究我国历史气候变迁问题。“有过去相关科学积累为基础，有世界对此问题的普遍关注，又有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鼓励，竺可桢在这个领域里准备深化研究当然也顺理成章了。”1972年初，竺可桢完成了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发表在当年第一期的《考古学报》上。后来担任过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科学家路甬祥指出：“（竺可桢）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著名论文，攀登上世界科学的新高程。”

“文革”中，钱学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特殊保护，成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实际负责人。其中，1970年他果断拍板在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核潜艇弹体落水实验，为国家节约了数亿元的资金。“文革”结束后，1980年5月，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试射成功；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下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组织撰写的《钱学森传》指出：“从陆上发射到水下发射，从固定阵地发射到机动隐蔽发射，中国导弹家族的扩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在艰难的历程中，筑造了一座又一座丰碑。而这些丰碑上面，都大大地写着一个人的名字——钱学森。”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先后六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菊香书屋谈话后的那一年12月26日，钱学森受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被安排和毛泽东同一张桌就座。这是他继1956年后又一次与毛泽东同桌吃饭。毛泽东的每次接见，都给了钱学森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正如钱学森后来回忆的那样：“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摘编自《党史博采（上）》2021年第9期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