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1882－1968)原名李华搢，土家族，湖南永顺人，著名爱国民族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重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李烛尘一生顺应历史大潮，不断追求光明和真理，为国家独立、民主、富强而不懈奋斗。从立志实业救国，东渡扶桑学成归来，参与创建“永久黄团体”，成为著名爱国民族实业家，到深历抗战苦难，在中共引导和帮助下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民主爱国运动，参与创建民主建国会，成为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工商界代表人士；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中共领导下团结民族工商界恢复和发展生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推动食品和轻工业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民族化工工业建立和发展、争取抗战和解放事业胜利、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李烛尘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重要代表，在中共团结、引导和帮助下，逐步认同和接受中共的思想主张，拥护中共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与中共风雨同舟、亲密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为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亲密合作树立光辉典范。

一、在矢志实业救国中成为民族化工业杰出开拓者

李烛尘出生在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幼年就读于私塾，19岁考中秀才，24岁走出湘西大山，考入熊希龄举办新学的常德西路师范学堂理化科学习。后受维新变法新思想的影响，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2年，李烛尘东渡日本学习电气化学专业，并立下“实业救国”的志向。1918年从日本学成归来，与范旭东、侯德榜等一起历尽艰辛，先后创办久大精盐厂、永利制碱厂，并在民族工业界首创“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立三位一体的“永久黄团体”，成为当时东方最大化工企业集团、民族资本企业集团。1926年，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最高荣誉金质奖。1930年，又在比利时举办的工商国际展览会上获得金奖。“红三角”牌纯碱一经面市就畅销国内外，一举打破英国财团对中国市场垄断。后又制成烧碱，1931年日产可达180吨，从而结束帝国主义“一磅碱一盎司黄金”掠夺我国人民的历史。面对我国化工工业的崛起，英国财团曾想方设法通过向财政部盐务署增加盐税、合作、降价等各种途径妄图打垮永利碱厂，李烛尘等与其进行坚决斗争，千方百计顶住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压力，使民族化工工业在恶劣环境中得以萌芽成长。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李烛尘等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华北的久大、永利惨遭日寇劫掠，“永久黄团体”决定全部内迁四川。李烛尘任迁川总负责人，并亲自安排组织，耗时近两年才将数万吨机器设备及数千名员工及家属全部转移到四川，在抗战大后方创立了一个民族化学工业中心。抗战时期，李烛尘等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断改造制盐技术，全国的军需民用盐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们生产的川盐。

李烛尘作为“永久黄团体”主要创建者之一，与范旭东等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一身民族正气、百折不挠的韧劲，开创了我国民族化工工业，同时，他作为学贯中西的“大管家”，在企业管理特别是人事管理上建树颇多，为民族化工工业崛起培养了一支具有当时世界水准的技术人才队伍。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举办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李烛尘、刘鸿生等时，公开赞扬他们为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在离开重庆前几天，毛泽东单独约见李烛尘就中餐，毛泽东再次称赞：“烛尘先生和范旭东先生创办化学工业，对国家的贡献是功不可灭的。”

二、在中共引导帮助中成为民族工商界重要引领者

抗战时期，深历 “三座大山”压迫、摧残和迁川苦难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和民族工商业悲惨处境深有认识，并意识到为了民族工商业生存和发展需要进一步联合。当时的李烛尘因对民族化工工业的贡献，已成为民族工商界重要领袖人物。中共为争取他在民族工商界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加强了与他的联系、引导和帮助。

1943年，周恩来委派秘书徐冰(邢西萍)与在重庆的李烛尘建立联系后，还邀请他参加各解放区的展览，使其对中共有了初步认识。12月，中共筹办私营建业银行，李烛尘积极支持并参与筹办，在1000万元法币注册资本中“永利”“久大”投资达2/3。1944年冬，周恩来、王若飞等在重庆特园邀请工商界人士召开座谈会，邀请李烛尘、章乃器、胡子昂、吴羹梅等40多人参加。周恩来在会议上突出爱国主义主题，强调抗战到底，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号召工业家们为国家作贡献，李烛尘发表意见支持周恩来的观点。1945年，李烛尘与许涤新、沙千里等一起创办“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时随着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逐步觉醒，组织上也得到了加强，先后在重庆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及其分会，李烛尘分别当选常务理事和分会理事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重庆和谈。在民族工商界头面人物明哲保身而不敢公开与共产党接触之时，李烛尘深明大义、挺身而出，在《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和谈，周恩来对此给予高度评价。9月，毛泽东先后与重庆民族工商界人士进行三次交谈，其中在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办事处邀请重庆民族工商界各团体负责人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和平建国基本方针，阐明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民族工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李烛尘先后应邀参加交谈，为毛泽东大无畏精神、共产党人宽广胸襟所折服，激发了投入民主爱国运动的热情。10月，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上对民族工商界发表“当前经济大势”的著名演讲，肯定民族工商界对政治的关心，表明中共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全面阐明中共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李烛尘认真聆听并从中看到前途和光明，越发坚定了与中共做真诚朋友的决心。

与此同时，抗战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限喜悦和憧憬，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纷纷组织团体和政党呼吁“和平统一、民主建国”。民族工商界也在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的支持与鼓励下，开始筹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党――民主建国会，作为民族工商界重要领袖人物的李烛尘积极参与到发起和创建工作。在重庆谈判期间，他曾告诉毛泽东正在同黄炎培、胡厥文等筹组民主建国会，政治态度是“不右倾、不左袒”，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为争取民主政治、维护产业界生存而斗争。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945年10月1日中午、3日夜、6日下午，在章乃器家，李烛尘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孙起孟、吴羹梅、章元善等一起多次讨论、反复修订，形成了民主建国会政治纲领、组织章程等文件。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直选出37位理事和19位监事，李烛尘当选为理事，李烛尘曾向毛泽东提出的“不右倾、不左袒”“民有、民治、民享”等主张写入民主建国会政纲中。12月19日，民主建国会举行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公推李烛尘为主席，互选李烛尘、黄炎培等11人为常务理事；公推李烛尘为下届召集人，互选李烛尘、彭一湖等五人为常务监事。12月20日，在李烛尘主持下，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选出的理监事组成联席会议，成为民主建国会最高权力机构。中共对民主建国会的成立给予肯定，《新华日报》对成立消息及大会情况进行了及时报道。

1946年1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因当时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黄炎培和李烛尘只得分别以民盟盟员、无党派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会议。他们在会上提出由民主建国会集体协商形成的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党派合法化等“八项初步意见”，得到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大多数代表支持。

会议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沧白堂事件”，黄炎培、李烛尘等领导民主建国会公开反对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破坏活动及暴行。2月2日又发生震惊中外 “较场口事件”，李烛尘与王若飞、董必武等11人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是民主建国会成立后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中经受的一次战斗洗礼，也是中共与黄炎培、李烛尘等民主人士通力合作，与国民党政府开展的一次合法有力的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协议上签字。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企图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被授予“国大代表”头衔的李烛尘表示坚持政协五项原则立场、反对召开伪国大，没有出席会议。

同年，他回到天津，在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李定等的领导和帮助下，积极组织民族工商业者上层人物成立“工业协会”即“三五俱乐部”，在每次聚会上积极宣传中共政策和人民解放斗争形势，帮助大家识破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真相，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破除工商业者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幻想，打消工商业者对中共的顾虑。同时组织工商界活动数十次，团结工商业者反内战、反独裁，反对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官僚资本巧取豪夺，有力抵制和瓦解了蒋介石的“偏枯北方”计划，拯救了北方的工业。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包括李烛尘在内的民主建国会领导层已深刻认识到“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道路已走不通了。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民主建国会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这标志着民主建国会彻底放弃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激烈的斗争中，最终选择接受中共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完成了由爱国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为后来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年底，平津战役拉开序幕，团结天津民族工商业者对天津的稳定和解放很重要，中共希望李烛尘发挥其影响力，做好工商界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工作。李烛尘以天津市参议会议长之职，日夜奔走各方宣传中共政策和革命形势，同民族工商业者和民主人士经常聚集在三五俱乐部共商和平解放事宜，并公开其与中共有了联系，安定了天津民族工商界的人心，稳定了市面。同时，为避免全国第二大城市天津毁于战火，李烛尘等人力劝天津市长杜建时、警备司令部长陈长捷放下武器，争取和平解放。虽然劝降没有成功，但在动摇国民党党政军警上层人物士气、瓦解斗志上起了很大作用。且李烛尘劝降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工作取得成效，李汉元下令释放全部在押人员，解除全部警官武装、下令各分局及保安大队维持治安，防止发生破坏和抢劫，维护了天津的稳定。天津一经解放，李烛尘就向军管会和市长黄敬提出恢复生产的意见，同时指令久大、永利两厂立即复工，后又担任“天津工业会”理事长、“华北工业协会”会长，团结领导工商界恢复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全国解放。

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共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5月，毛泽东写信邀请李烛尘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6月，新政协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李烛尘作为产业界的代表参加会议，并参与共同纲领和宣言起草小组工作。9月，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成员，李烛尘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随着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政治上逐渐觉醒、组织上走向团结联合，李烛尘作为民族工商界重要领袖人物，在中共的引导和帮助下逐步成长为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工商界代表人士，为创建民主建国会，团结引领民族工商界人士开展民主爱国运动、致力天津稳定和解放乃至全国解放做出积极贡献。

三、在“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中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积极效力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烛尘应邀出席了天安门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由此进入从新民主主义有步骤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共对包括民主建国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领导成立全国工商联，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作为民主建国会和民族工商界重要代表人物，李烛尘在中共领导和指导下，积极参与全国工商联组建工作，并充分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广泛宣传中共方针政策，团结引导民族工商界恢复生产和发展、支持抗美援朝、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效力。

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和支援前线，国内一些市、县已经成立工商联组织。新中国成立夕，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成立全国性的工商联组织。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中讲，为了把工商业者活跃人士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有监督地自我改造，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工商联组织。6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形成了由陈云、李烛尘等5人负责筹建工商业团体的决议。8月，中共中央作出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随即一些大中城市先后成立了工商联地方组织。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工商业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进一步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10月，李烛尘作为华北区工商界代表和陈叔通、章乃器、沙千里等共18人组成全国工商联筹备处，制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章程》。1952年6月，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展对象调整为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并确定改组工商业联合会，进一步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1953年10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李烛尘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来源就与李烛尘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曾就解决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问题到天津视察调研，李烛尘向他提出贸易公司和私人企业关系处理应两方兼顾，以国民经济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共同发展，并建立“合作工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中共和政府执行好这一政策，民建总会成立由副主任委员李烛尘牵头的工商调查工作组，重点对京津两地工商业者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调研，向有关部门提供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的参考。期间，华北区、天津和春季城乡物资交流会先后在天津举行，李烛尘先后组织200多名成员参加大会服务工作，先后9次召开工商者座谈会，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促进了物资交流顺利进行。1951年12月，李烛尘陪同到天津处理公务的毛泽东参观“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毛泽东称赞“展览办得好”。

1950年，李烛尘出任天津民建、工商联主委。同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消除民族工商界存在的崇美、亲美、恐美心理，提振爱国思想，李烛尘组织天津市4万余名工商业者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他不顾69岁高龄，亲自担任总指挥，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并代表天津工商界向毛泽东致电，表示“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的决心，毛泽东亲自向李烛尘等回电高度评价天津工商界的爱国壮举。同时，他担任民建总会抗美援朝运动捐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发动天津工商界捐款1500亿元(旧币)、购买飞机100架，自己还为首批入朝的近三十万志愿军将士每人捐赠毛巾一条、茶缸一个。

出于对李烛尘这位党外朋友的重视和信任，毛泽东于1950年冬到天津视察时，专程到天津马场道202号李烛尘寓所访问并听取李烛尘的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私人家里造访的特例。1952年10月，毛泽东邀请李烛尘陪同考察黄河，后李烛尘提出采取综合治理黄河流域的办法进行根治，既堵之又疏之与导之，并推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使我国黄河流域治理工作进一步走入科学化、系统化、正规化的轨道。1953年初，毛泽东出于从全局和长远考虑对像李烛尘这样的民主党派人士作出政治安排，提议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烛尘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3月，毛泽东交给李烛尘对中国工业进行调查研究的任务，李烛尘提出由国家对市场要进行宏观调控等建议，毛泽东亲自回信并批示“对解决当前问题是有帮助的”。后来，毛泽东视察西北时，也邀请熟悉这方面情况的李烛尘同行。

1953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李烛尘早在相关政策出台前就作出了成功探索，带领自己的企业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并更名为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1953年9月，毛泽东就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先后两次邀请李烛尘谈话，阐明中共与民主党派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立场。10月，毛泽东两次邀请民建和工商联领导人到中南海颐年堂举行座谈，指出资本家们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李烛尘提出“工商界也要欣起一个改造高潮”。11月，民建总会召开全体会议，组织引导民建成员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4月，毛泽东、杨尚昆等视察永利碱厂，充分肯定永利碱厂公私合营后的巨大变化，并勉励李烛尘更好地做好工商界工作，引导其积极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前参与宪法和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李烛尘在会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后李烛尘等积极组织民建总会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民建组织和成员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1955年4月，李烛尘主持召开民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动员、团结、引导成员和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协助中共和政府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李烛尘在会上当选民建中央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1月初，李烛尘赴天津组织工商界成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总队并担任总队长，积极组织举办学习座谈会，深入工商业者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推动清产估值工作，加快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速度。至1月14日，天津工商业者全部获批公私合营。30日，李烛尘代表天津工商界在中南海向毛泽东献上一面用金线绣的锦旗，向党中央报告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伟大成绩，上款是“敬献给毛主席”，中间6个大字“听您话，跟党走”，下款署“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这就是后来民建二大提出的“听、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口号的来源。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共中央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要求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泽园与李烛尘谈话，邀请他担任食品工业部部长。1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任命74岁高龄的李烛尘为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上任后，亲自带队前往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基层第一线解决生产困难，并将糖、盐作为食品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一五计划攻关关键阶段，使我国食品工业得到飞速发展。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任命李烛尘为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坚决贯彻党中央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搞技术革命、技术创新。7月，成立北京轻工学院，其他省份也陆续成立一些轻工中等或高等学校，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对轻工业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且李烛尘不顾年迈经常深入工厂指导技术革命，并多次深入天津、东北、山东、淮北等盐场指导改良海盐技术，使轻工战线人人向往科学技术、大搞科学研究。1960年2月，李烛尘主持同时召开的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成员代表大会，团结引导成员和工商业者进一步提高认识，鼓足干劲、更好改造、更好服务，李烛尘再次当选“两会”副主任委员，在充分履行轻工业部长职责的同时领导推动工商界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当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指出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李烛尘对轻工业的调整走在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前列，两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1963年，在刘少奇鼓励下，李烛尘大胆试办两个工业“托拉斯”，成立全国烟草总公司和全国盐业总公司，实行产供销人财物“六统一”的运行机制。9月，中共中央作出把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重大决策，从根本上解决吃穿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11月，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烛尘向大会汇报轻工业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均超额完成国家任务。1964年12月，李烛尘作为民建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第四届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1965年2月20日，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李烛尘当选为第一轻工业部部长。为了深入发展轻工业，李烛尘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提出“一抓两推”的工作指导方针，以抓产品质量和品种为中心，大力发展支农产品和出口产品，当年轻工业生产上升更快，成为我国轻工业发展最好时期之一。

1965年12月，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逝世，民建中央决定由李烛尘担任代主任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政协机关因受红卫兵冲击不能正常工作，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被当作“反动资本家的老窝”一再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工商界人士大多成为批斗的对象，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被迫停止一切活动，组织瓦解、人员涣散，李烛尘担任部长的第一轻工业部的工作也陷于瘫痪。但在这场历史浩劫中，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党外老朋友，在政治上对其采取了保护政策，使其免受冲击，并分别在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亲自圈定李烛尘作为上天安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烛尘不顾当时已病魔缠身，作为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他坚持由警卫员护掖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此向含冤受屈、身处困境的民建和工商联成员传递积极的政治信号，坚定全体成员在这场严峻政治考验中爱国爱党的忠心、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坚持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这位杰出的民主党派人士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6岁。

李烛尘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时曾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相信党，听党的话，跟党走，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光明的前途”。李烛尘“追求进步、崇尚光明”的转折点来自于重庆谈判期间与伟大领袖毛泽东结缘，由此开始了与毛泽东二十多年不同寻常的交往。期间，毛泽东亲自给予其鼓励、引导和帮助，使其成长为中共可充分信任和依靠的党外挚友、诤友，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亲自提议对其作出相应政治安排，引导其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做出重要贡献。可以说，李烛尘从一个爱国民族实业家到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再到国家领导人的人生嬗变及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离不开毛泽东及中共长期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也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在萌芽、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结出的一枚硕果。因此，李烛尘听党话跟党走的人生信条既来自于对毛泽东及中共深刻的理性认同，也来自于深厚的情感认同。有一年毛泽东请他聚餐时，席间他提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论条件的话，你不差了。不过，你留在民建可能比参加共产党发挥的作用更大”，李烛尘听了后，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

(作者：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湖南省委主委、长江学者 赖明勇；民建湖南省委宣传处长 夏再军；湘西州政协委员 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