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驾人员在长沙渔人码头寻找生意。图/记者 武华康

十几公里要价242元，利用软件随意修改价格，网购仿制正规代驾平台的服装，冒充正规代驾公司代驾员。

长沙交警和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晨意帮忙记者，目前代驾行业并无明确主管部门，面临一定监管难题。

也有消费者向晨意帮忙记者报料，在手机应用市场，一些所谓代驾软件能够随意调整公里数和服务价格、定义代驾软件名称，给一些个人代驾非法宰客提供了便利条件。

专家建议，代驾行业的规范，可以借鉴规范网约车的经验，先进行地方立法，通过地方立法积累经验，然后再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

苹果客服：将了解相关情况尽快处理

7月1日，记者试图联系“蜜蜂出行”App开发公司蜜罐（武汉）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人员，但电话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表明身份添加该公司客服工作人员微信，但始终未获通过。客服人员的微信个性签名上写着“蜜蜂出行不是代驾公司，添加时请说明来意”。

企查查显示，蜜罐（武汉）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登记机关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该局。

同时，记者联系Apple（苹果）手机客服热线，反馈在苹果手机“AppStore”中下载到的软件——“蜜蜂出行”App的相关情况。客服人员回复称：“已将相关情况反映至‘AppStore’团队。”

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夏沁指出，可由个人定价的代驾App主要涉及伪造App及个人代驾乱收费和乱定价的法律问题。对于前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伪造其他正规平台涉及扰乱电信市场秩序、非法经营等违法行为，伪造人或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后者，根据相关价格法律规定，在个人提供代驾服务时，代驾人员存在未明确告知服务内容和价格等、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未事先尽告知义务、哄抬价格、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相对人接受代驾服务等行为的，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代驾人员的法律责任。

对于在“淘宝”App内，有店铺随意出售印有“滴滴代驾”等字样的代驾服饰，记者联系了淘宝客服人员，客服回复称：“商家既然售卖商品，肯定是提供了相关资质的，否则不会让他注册这个店铺的。”记者亮明身份并向其反映，有“黑代驾”购买此类服饰，冒充正规平台代驾人员肆意宰客的问题。客服表示，针对相关反映情况，“我们会让平台去了解相关情况，尽快给出一个处理方案的”。

夏沁表示，定制代驾服饰主要涉及四类问题：其一，如果代驾服饰的图文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则涉及侵犯著作权；其二，如果代驾服饰中的个性化元素已被申请注册了商标，则涉及侵权商标；其三，如果对代驾服饰的形状、图案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可以认定外观设计专利的，并且权利人对于符合上述要求的服装已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则涉及侵犯专利；其四，如果此种行为还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的混淆行为，即“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则涉及不正当竞争。

多款改价软件可随意下载

晨意帮忙记者此前在调查走访时，有代驾人员透露了一些“黑代驾”宰客的套路：“使用一些专门的代驾计费软件，伪装成正规平台的代驾人员，可以自行设置价格。”

在黑猫投诉平台，有多名消费者反映遭遇使用“蜜蜂出行”的“黑代驾”人员，且均被收取高额代驾费用。

一消费者反映：“晚上10点左右在餐馆门口喊了一个使用‘蜜蜂出行’App的代驾；他未告知价格，平时代驾收费70元的路程，该代驾竟然收费490元。”

另一安徽合肥消费者反映，其从合肥老报馆到三联学院附近，十几公里的路程，“黑代驾”要求收费288元。“他说是‘蜜蜂代驾’App，收款的二维码确实他个人的收款码。我表示质疑，这里面有玄机。”

在该消费者所提供的投诉信息里，其反映在遭遇使用“蜜蜂出行”App的“黑代驾”人员收取高额代驾费后，便添加了“蜜蜂出行”App客服人员微信。“蜜蜂出行”技术客服回复称：“我们不是代驾公司，您跟司机自己协商。”随后，将该消费者从微信好友列表中删除。

除了“蜜蜂出行”App，在苹果手机“AppStore”内搜索关键字“代驾司机端”，有多款自行设置价格的代驾软件供下载。均为注册人员提供创建代驾订单功能，这些软件均只需输入手机号及验证码即可登录。其中，“代驾神器”App、“代驾司机端”App等均可对代驾价格进行设置，起步价最高可设置120元1公里、超出起步里程后，每公里最高可设置为120元。“代驾人”App也可对价格进行设置，起步价最高可设置120元1公里、超出起步里程后每公里最高可设置为8元，在平台充值会员后可调节里程数。当起步价超出30元/公里，平台会发出提醒：“您设置的起步价已超过当前城市价格过多，为了避免与客户发生纠纷，请谨慎设置。”

规范代驾行业的探索一直在进行

多位专家学者指出，目前代驾行业的乱象，症结在于我国法律存在空白。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穆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制定政策和法律规范耗时冗长、程序繁复，法律的滞后性凸显。

但记者也同时注意到，近年来各地对于规范代驾行业的探索也一直在进行。

2009年，造成四死一伤的“孙伟铭醉驾案”发生后，四川成都第一家代驾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

2010年12月，四川成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该市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动车代驾服务行为的通告》，从工商登记、规范服务、事故责任及保险理赔、提前告知等方面对代驾服务行业予以明确规定，及时加强工作指导。

2011年12月，四川成都成立代驾服务行业协会，成为全国首个成立代驾服务行业协会的城市。当地还起草《成都市汽车代驾服务规范》，关于代驾机构、代驾员、服务流程、应急处置等都有详细规定，比如对驾驶员有“驾龄至少5年（或3年实际驾龄）；具备手动挡、自动挡车辆驾驶技能，对各型车辆有驾驶经验；近3年内无重大交通违规违章记录”等要求。

不过，该协会实际运行效果似乎并不乐观。据媒体2015年的一篇报道，媒体记者与该协会法定代表人联系后，对方婉拒采访。成都本地一家代驾企业的负责人则称：“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行业协会成了空架子。”

2014年4月，上海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驾驶服务专业委员会成立，设立了代驾服务行业用工准入条件，“以实施对代驾行业的指导，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和行为标准，重点做好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和安全质量方面的基础工作”。

2015年1月，中国代驾联盟成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等单位起草《代驾经营服务规范》获得商务部通过，《规范》明确要求代驾司机要持证上岗，公司要有代驾责任险，代驾司机必须满5年实际驾龄，上岗培训分理论和实操，学习要满9个小时，理论学习中还将教授简单的救护知识等。

不过上述协会成立的时间均是在网络预约代驾服务尚未大量兴起之前，也未能将网络平台预约代驾的复杂情况囊括其中，行业标准不具备强制性，对非协会会员以及个人代驾都难以约束。

2016年9月1日起，《代驾经营服务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但2017年4月，该标准就被废除。

2021年4月，《汽车代驾服务安全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开始实施，这是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共同发布的。据介绍，此标准将作为指导行业服务安全工作、规范汽车服务企业安全管控行为的指引，同时为汽车代驾服务过程的安全事故处置提供依据。该标准还引入了“汽车代驾互联网平台”的概念。

记者查询上述标准时发现，对代驾员的要求，该标准规定：应身体健康，无正在传染期的相关疾病并定期体检；应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暴力犯罪行为记录，无吸毒记录，3年内无酒后驾驶记录；应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宜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应具备基本的人员紧急救护知识、道路紧急情况应变处理技能，并经职业道德、安全教育和安全操作技能培训合格。

专家建议

1.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

2.尽快对代驾行业进行立法管理

3.明确监管责任

4.提高代驾人员准入门槛

专家：可提高代驾人员准入门槛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郑翔表示，作为代驾行业自律规范，《汽车代驾服务安全管理要求》的内容已经非常全面，规范了代驾机构应建立安全营运领导及管理组织机构、配置安全设备设施等基础资源保障、代驾员的教育培训、运营过程应达到安全营运条件等要求。不过团体标准是由团体按照团体确立的标准制定程序自主制定发布、由社会自愿采用的标准，并不具备强制性和约束力。

各地各部门针对代驾乱象，一般均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进行管理。比如2021年1月，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代驾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函。该告诫函称，为规范代驾收费行为，维护代驾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湖北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向广大代驾业务经营者、从业者提醒告诫。

告诫称，代驾服务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或平台依法公示收费项目、内容、标准、投诉电话等信息，个人从业者提供代驾服务前，应明确告知服务内容、价格等，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未尽告知义务、单方面收取费用；不得低标价高结算，不得乘人之危乱收费用，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哄抬价格等。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代驾市场价格巡查检查和舆情监测力度，及时受理、快速办理价格投诉举报，及时制止和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并纳入信用监管，实施联合惩戒。

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受访专家认为，当前代驾市场监管难的症结依旧在于没有专门的法律对这个行业准入等条件进行规范。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黄礼辉曾提出类似建议，指出交通、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都不存在能独立监管代驾公司，让整个代驾行业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对此，黄礼辉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对代驾行业进行立法管理，明确监管责任。

郑翔认为，可以先进行立法调研，了解团体标准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也可以将各大代驾平台比较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上升到国家规范层面，还可以借鉴对网约车的规范管理，先进行地方立法，通过地方立法积累经验，然后再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

郑翔提出，要保障代驾服务质量，一方面须提高代驾服务人员的准入门槛，培养合格的代驾人员，提高代驾人员的整体素质，例如采取加强技术考核、职业伦理考核和相关职业教育等措施；另一方面要规范服务人员行为，形成监督管理规范，例如通过消费者监督、平台自律和政府监督，明确服务双方和平台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穆之认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可以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基本的法律原则，而具体落实反馈的细则和机制可以交由行业协会来制定与实施，以维护代驾市场规范化有序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