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株洲这片红色的热土上，散落着许多见证岁月沧桑的国家级文物。在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有一幅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镇馆之宝，书写着《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在醴陵陶瓷博物馆，有一块作为国家二级文物的石碑，名为“清政府管理沩山瓷业碑”。

一块是清代的行业管理石碑，一面是近代的红军宣传标语。两件看似不同领域的文物，却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一个是解决工人和产业的工商问题，另一个是解决农民和农村的土地问题。仔细阅读它们的内容，能得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历史规律：规矩立则兴，规矩废则乱。规矩为谁而立、怎样去立，决定了一个行业的兴衰，也决定了民心的向背与历史的选择。

好规矩，成就百年产业

醴陵制瓷历史悠久，到清代中晚期，醴陵沩山瓷业发展到了鼎盛阶段。据《醴陵县志》记载，当时的沩山建有480余家窑厂，从业人员超过两万余人。白天窑烟如云，夜晚炉火映红天际，这里人烟稠密、商贸繁荣，赢得了“小南京”的美誉。

然而，产业的极度繁荣也带来了大量现实问题。山谷平地有限，生产和居住空间十分局促，优质瓷泥和薪柴资源开始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秩序开始混乱，外来客商控制了外销渠道，压低收购价格，导致许多辛勤烧瓷的沩山窑主利润微薄，甚至部分窑厂面临经营困难和倒闭的风险。人多、利薄、资源紧，原有的松散管理模式已经无法维持沩山瓷业的长久运转。

在这个关键时期，“清政府管理沩山瓷业碑”应运而生。当时的醴陵知县出面，结合行业自治的实际需求，立下了包含十条规定的“铁律”。这也是一部全面涵盖窑户、窑工、居民、商贩等各类人员的管理“法典”。

细看这块条规碑的内容，它的各项规定非常具体且务实。在人员管理上，它规定“外来觅工之人，宜查明来历，不得率意收用”，防止社会闲杂人员破坏产区治安；同时又保留了灵活性，规定在用工高峰期，对愿意学习的学徒“即宜收教不得阻”，保障了劳动力的供应。在市场交易上，为了防止客商压价，条规碑明确要求买卖双方必须有中间人参与，“约至该地天符殿，当面酌商，批单定价，彼此不得强争”，确保交易公开透明。在工人工资上，碑文规定按“挑数”计算工价，并且明确“后随时照姜市碗价为增减”，让工人的收入与市场最终售价直接挂钩，体现了公平原则。

“清政府管理沩山瓷业碑”本质上是早期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发展需求下的产物。醴陵窑管理所副所长黄云英曾在采访中表示，沩山条规碑体现了极高的“民间自治”与“官民互动”智慧。它没有去追求官窑那种不计成本的艺术极致，而是立足于解决民窑在实际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用工、薪酬、治安、交易等具体矛盾。

这块石碑立下的是一套保障各方利益平衡的“好规矩”。通过协商、公平、公开的原则，这套规矩规范了工商秩序，让沩山的数万窑工和数百家窑厂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共处，护航了瓷业的健康发展与繁荣，从而成就了醴陵瓷业在清代的百年基业。

顺民心，赢得历史抉择

如果说行业规矩决定了一个产业的生命力，那么社会大环境的法则与制度，则决定了民心的向背。视线从清代的醴陵沩山转向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那面斑驳的土墙，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劳苦大众立下的“新规矩”。

在清末民初时期，整个社会的“大规矩”是为极少数土豪劣绅、军阀买办服务的。在苛捐杂税、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双重打击下，曾经保护过醴陵瓷业的沩山条规碑彻底失去了效力，醴陵瓷业迅速衰落。瓷工们面临的是比以往更残酷的剥削，旧的行业规矩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与腐朽的统治面前不堪一击，普通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就在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如同一道曙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特别是“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主捐税，统一累进税”等主张，字字句句敲在劳苦大众的心坎上。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的主旨核心直指土地问题。大革命失败后，红军把这十大政纲写在墙上，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广大群众：共产党立下的规矩，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最关切的利益问题，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历史的结果证明，当旧社会的法则变成剥削人民的枷锁时，这套致力于解决农民农村问题、让无产阶级有饭吃有衣穿的“新规矩”，自然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着这套为中国最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好规矩”，赢得了民心，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对的规矩，护航高质量发展

一块瓷业碑，代表着对工业文明、商业秩序的探索；一面红军标语，代表着对农业根本、农民利益的捍卫。一商一乡，一工一农，它们看似各自独立，却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无论是解决工商业问题还是农村问题，只有立下“平衡利益、顺应民心”的好规矩，才能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纵观醴陵的发展史，醴陵人始终在寻找和建立“对的规矩”。

清代，醴陵瓷业从业者依靠政府与民间协作，用一块条规碑实现了行业自治，让产业在公平协作中走向繁荣。如今的醴陵，陶瓷产业产值已经超过800亿元，上下游聚集企业超过1500家，产品涵盖三大类4000多个品种，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如此庞大的现代百亿级产业集群，其健康运转所需要的规矩，远比清代沩山的一块石碑要复杂得多。

今日醴陵陶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醴陵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靠的是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规范市场竞争；靠的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靠的是醴陵政府和部门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公平、透明、高效的政务服务。

近年来，醴陵坚持制造立市，锚定“高端向新、数字赋智、绿色低碳、融合聚变”目标。一方面，政府出台数字化转型支持政策，推动传统制造加快向现代化工业体系转型，目前，陶瓷产业自动化、智能化替代率超70%。另一方面，醴陵积极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发展，实现陶瓷企业天然气管道覆盖率100%，超30%陶瓷企业已建成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培育出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让千年窑火向绿而行。同时，依托“渌江讲坛”、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载体，打通从“千师带万徒”到职称评审的绿色通道，构建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依托行业协会发挥统筹作用，变企业“单打独斗”为“集群参展”，让醴陵陶瓷以更统一的形象走向世界。

从炎陵的红军标语，我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初心底色；从醴陵的清代石碑，我们学到了护航工商文明的治理智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依靠规矩办事、依靠制度发展，始终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面向未来，醴陵将继续立好高质量发展的规矩，守好为民服务的规矩，让醴陵的产业之火在这个规范、开放、活力的时代中，燃烧得更加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