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晓辉

我们山里人称甜酒为“糟酒”，老一辈人叫得干脆，就一个字儿：“糟”。然这“糟”字里，并无半分“不好”，反倒是年关最醇厚的一抹暖意，最家常的一份体面。

正月里，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便在火塘的铁架上架起锅寒暄谈笑间，一碗热腾腾的“糟”捧上来了。澄黄的红糖水，煮得稠稠的，盛在粗瓷碗里，热气蜿蜒而上，甜香先扑了人一脸。在那琥珀般的糟水里浮沉着的，或是酥脆的“糖馓”，吸饱了汁，外软内脆，咬下去有细微的“嚓”声；或是炒得蓬松雪白的炒米，入口即化，只余一缕稻谷的焦香；最是扎实的，莫过于将圆润的年糍粑，在滚烫的糟水里煮得绵软糯滑，顶能饱人。窗外是凛冽的北风，窗内是这一碗滚烫的、甜到心底的暖和，话匣子便也热络地打开了，说的无非是收成、儿女、又添了哪些新景致。那“糟”的滋味，便也融在了这有一搭没一搭的乡情里，成了年味里最踏实的一部分。

糟是山里人年节的眉眼，是待客的门面，故而年前酿糟，成了一桩顶要紧的事，近乎一种庄严的仪式。山里还有一种朴素得可爱的说法：谁家酿出的糟愈是蜜样的甜，来年的光景，便也注定是甜滋滋、美盈盈的；倘若谁家的糟酒不幸“黄”了，走了味，那便如同一个不好的兆头，预示着来年或许要有些磕绊。这说法，大人们是笃信的，我们孩子也是敬畏的。故这酿糟的过程，便容不得半点轻慢。

酿糟的日子，大多选在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这两天。所有的器皿——木甑、簸箕、擂酒曲的钵、最后盛装的陶缸，都是洗了又洗。仿佛那不是器皿，而是将要承接琼浆玉液的圣物。我常蹲在灶屋门口看着母亲将上好的糯米用井水浸得饱胀，沥干了，盛在巨大的木甑里，架在灶上蒸。柴火在灶膛里毕毕剥剥地响，蒸汽一团团涌上来，带着那种原始的、勾人魂魄的香。那香气是乳白色的，暖暖的，将灶屋熏得如同一个柔软的梦。蒸熟了，母亲便将那滚烫的糯米饭倒在阔大的簸箕里，摊开、扬凉。接下来便是最关键的一步——和酒曲。将酒曲研成细细的粉末，均匀地、温柔地“和”进糯米饭里。最后将和好的糯米饭盛进陶缸，用筷子在中间旋一个小巧“酒窝”，便大功告成了。从始至终，母亲的手是轻柔的，神情是专注的，生怕指尖不小心沾惹到一星半点油腥，便会亵渎了这份洁净，带累了来年的运道。那种细心与虔诚，分明地写在她的眉梢眼角，让一旁观看的我，也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这“浸、蒸、冷、和、酿”五字诀，我自小便耳濡目染，早已烂熟于心。心里痒痒的，总觉着自己也能将那雪白的米，点化成甜沁沁的糟，好证明自己也是个能顶事的小大人了。可大人们哪里肯将这关乎一年彩头的大事，交到一个毛手毛脚的孩子手里呢？我的请求，总被一句“去，外边玩去”轻轻打发。那等待自己“够资格”的时光，显得那样漫长。

在我十六岁那年的腊月，许是觉得我肩膀已有了些担当的轮廓，母亲松了口。那日，灶屋里依旧蒸汽缭绕，但主角换成了我。母亲退到一旁，成了安静的督阵者。我撸起袖子，心是跳的，手却竭力稳着。浸米、烧火、看汽、扬凉……一步一步，依着记忆里的章程，不敢有分毫差池。待到将那凉透的糯米饭与酒曲细细和匀，压实，在中央旋出一个小巧 “酒窝”，最后把陶缸裹入厚厚的棉絮窠，我的额上已是一层细汗。

此后的两日，便是牵肠挂肚的等待。每日都要去那棉絮窠边转上几回，侧耳听听里头的静默，仿佛能听出什么动静来。母亲只是笑着，并不阻拦我这焦灼的窥探。

第三日上，一股清甜的、带着微醺酒意的香气，丝丝缕缕，从棉絮的缝隙里钻了出来。我几乎要欢呼了！待到小心揭开缸盖，只见那“酒窝”里已盈满了清亮的汁液，米粒酥软，洁白如初，却已脱胎换骨。母亲用勺子舀了一勺，送入我口中。一种清冽的、恰到好处的甜，混合着谷物发酵后特有的醇厚，在我嘴里倏然绽开，旋即化作一股暖流，直落到心底去。成了！

心里那个美啊，轻飘飘的，仿佛脚下踏着的不是灶屋的石地板，而是云端。好像经由我这双笨拙而又虔诚的手，真的已为全家开启了来年顺遂、甜美的光景。母亲的眼角漾开了细细的笑纹，那赞许虽未明说，却比任何言语都更熨帖。从那一年起，我郑重地从母亲手中接过了这腊月里的“仪式”，年年岁岁，竟未失手过一次。

许多个年过去了。那糟的滋味，依旧是我记忆里关于年的最固执的味觉坐标。那甜，是岁月深处，自己为自己封存的一坛，永不“黄”却的生命原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