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深情地说：“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这里提到的“通道转兵”，是指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后实施的重大军事决策事件，它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首次调整，在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藏的军委电文、行军日志、敌情通报、将帅回忆录等红色档案资料，以原始史料的鲜活质感，真实还原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的决策全过程——从精准研判局势、科学调整策略到主动谋求转机，每一个环节都在档案细节中清晰可辨，尽显革命前辈们在危局中识变、应变、求变的政治智慧。

突破封锁 抉择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共8.6万余人，踏上大规模军事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按照原定的行军计划，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察觉我军前进意图后，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湘江沿岸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围追堵截，妄图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将全军分为4路纵队从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广大指战员怀着炽热的革命热忱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12月1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在率部突围中，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了红军师长后，欣喜若狂，立即下令将其抬去向上级邀功请赏。陈树湘为了不让敌人的企图得逞，乘敌不备，忍着剧痛，果断用手从腹部伤口掏出肠子，用力绞断，英勇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战。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虽然跳出了敌军的重围，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时，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无数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民谣，正是人民群众对牺牲红军痛彻心扉的缅怀。

接着，红军翻越了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长征中的第一座大山。湘江战役后，刚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红军官兵正深陷伤病缠身、缺衣少粮、弹药匮乏等困境，血的教训引发红军内部的警醒和反思。从翻越老山界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争论逐渐公开化。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明确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直指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接连失败，根源在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12月9日、10日，中央红军分3路相继进入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此时的红军，经过连续行军和频繁作战，已处于极度艰难的境地。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导致部队兵力大幅减员，许多连队建制不全，伤员数量增多，弹药、粮食、被装均严重短缺，不少战士带病带伤行军，战斗力明显被削弱。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看到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后，又紧急调集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新宁、绥宁、靖县、洪江、武冈一带层层布防，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准备全歼红军。红军如果继续按照原计划北进，必将陷入插翅难飞的绝境，3万余名红军将士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国革命也将遭受致命打击。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发出的“万万火急”电令。（通道转兵纪念馆供图）

在此危急存亡的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红军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向，到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在这样的情况下，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人参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红军行军路线问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道会议。会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原定计划，力主西进。

转兵西进 走出危局

在千钧一发之际召开的通道会议，由于军情紧迫、刻不容缓，会议时间极短、议题集中、气氛紧张，也被称为“飞行会议”。此次会议唯一的核心任务就是确定红军下一步向何处进军，在生死关头作出正确抉择。

通道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争论紧紧围绕进军路线迅速展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形成鲜明对立。博古与李德不顾战场态势已发生变化的客观情况，仍然主张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强调这是从中央红军转移一开始就确定的路线。他们机械固守既定计划，过分依赖事前部署，对敌我力量悬殊、敌军布防严密、红军极度虚弱的现状视而不见，偏执认为战略方向不能轻易更改，即便前路凶险，也要按原路线强行突进。他们既未对错误指挥引发的严重后果进行深刻反思，也对迫在眉睫的灭顶风险缺乏清醒认知，依旧抱着僵化的军事指挥思路不改。

据康克清回忆：在老总（朱德）和周恩来的推动下，通道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让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成为主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旗帜鲜明、逻辑清晰、直击要害的发言。他结合已掌握的敌军部署情报，系统分析了敌我态势、地形条件和群众基础，明确指出北上湘西路线已完全暴露在敌人预判之中，敌军重兵张网以待，红军北上就是自投罗网，湘江血战的悲剧绝不能再次上演。他详细对比了湘西与贵州的不同形势：湘西敌军集中，工事坚固，地形不利于机动；贵州敌军兵力分散，派系矛盾多，地方统治薄弱，群众条件相对有利，便于红军机动回旋、休整补给、摆脱包围。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当机立断，放弃北上湘西计划，迅速转兵西进贵州，这是当时唯一能够转危为安、化危为机、保存红军、走出危局的正确出路。

在激烈的争论中，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全面权衡形势，深刻认识到错误路线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从革命全局和红军生存的角度考虑问题，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经过紧张而严肃地讨论，与会同志逐步统一思想，最终形成一致决议：放弃北上湘西，立即转兵西进，向贵州境内进军。

会议形成决议后，中革军委迅速起草并于19时30分发出一份“万万火急”电，向各军团、纵队首长正式下达转兵西进的命令，“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继进占黎平”。电令下达后，全军迅速调整行军部署，不再向北前进，转而挥师向西，连夜开拔。各部队按照统一号令，改变行进路线，快速通过通道境内，向贵州方向挺进。这一紧急转兵，使红军在生死存亡之际，避开了敌人布下的“口袋阵”，摆脱了即将形成的重兵合围，暂时脱离了灭顶危机，为部队争取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和机动时间。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驻守黎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了黎平县城。

民主求真 挽救红军

紧急召开的通道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对红军的行军路线迅速作出调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这样写道：“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历史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通道会议则是通向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它引发了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深刻思考，为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有了通道会议这个开端，才有后来黎平会议正式作出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贵州的决定，才有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次会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通道会议果断改变进军方向，成功避开国民党军主力伏击，使3万余红军主力得以保存，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悲剧，为长征保留了革命火种，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中坚力量，是一次关乎革命前途命运的生死抉择。正如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指出的，蒋介石早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再继续去湘西，只能是自投罗网，自找绝路。当前形势下，绝路逢生的唯一办法是：立即向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冲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通道会议率先在军事路线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实际上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是对中央“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否定。无论是会前“担架上”的酝酿，还是会上的决策，通道会议坚持了实事求是、科学决策。通道转兵，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作出的决策，而且是事关党和红军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亲历者伍修权回忆通道会议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立足敌我双方实际形势提出的行动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指挥，让全党认识到照搬外国经验走不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革命问题。

依靠集体智慧形成正确决策。在事关革命生死的重大问题上，通道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允许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平等交流，不搞个人专断，不搞盲目服从，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集体领导提供了历史范本。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这次他（毛泽东）不仅得到洛浦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通过了。”通道会议决策转兵，成为毛泽东走向中央领导岗位并逐渐成为核心的起点，也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起点。

成为务实高效优良会风的标杆。通道会议时间极短，不开长会，不讲空话，非常务实，只讨论一个问题：下一步往哪里走。这次会议完全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不开空会、不搞虚会、不走过场，程序极简、议事精准、落实迅速。虽然通道会议争论很激烈，但很快便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中革军委也迅速于当天19时30分就会议精神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电报，各军团、纵队坚决执行会议的部署，兵分两路开始西进贵州。通道会议这种直面问题、民主求真、精简高效、落实有力的会风，成为我党作风建设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今天下大力气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严格精简会议等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道转兵会议旧址恭城书院（通道转兵纪念馆供图）

地处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小山城——怀化市通道县，虽地处偏远、人口不多，却因通道会议的务实高效与生死抉择，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和云南考察时感慨系之：“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从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这是一条红军的生路，一条共产党的生路，这个火种保留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让我们铭记历史，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以昂扬的斗志砥砺奋进，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