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长沙水文站水尺，便于人工观测。 组图/卢七星

长沙水文母山码头，那艘红色轮船，毛主席曾乘坐它畅游湘江。

12月1日，长沙，气温0℃。一大早，湘江边的冬泳爱好者，在一众崇拜的目光中下了河。然而，也许冬泳爱好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勇敢。长沙水文站站长梁文胜说，因为水的比热比空气大，冬天水散热比空气慢，当天湘江的水温经测量为15.6℃，只比前几天下降了几度。

当年，毛泽东写出“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湘江的水温是几度，是否湍急，争流的帆船是否遭遇横风？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1956年5月30日，多年后重回长沙的毛泽东，畅游湘江，水温19度，水流速度1m/s。水文观测，除了预测河流失控和水资源规划，也让历史变得有了温度。

“长湘8201”，记录了毛泽东横渡湘江的水温

中国的神话总与水有关，最早的水文观测，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相传大禹用“准绳”和“规矩”测量水位。更为常见的是勒石记录水位，大水过后，人们在岸边刻下“洪水到此”。

水文资料是湘江的备忘录。湖南的近代水文观测始于1904年，岳州海关在城陵矶设立水尺观测水位。1908年，长沙海关在水陆洲设立水尺观测水位，当年观测资料无文字记载。1909年增设雨量观测，开始记录水位和雨量，湘江从此以另外一种方式被记录。

1941年12月起，因日军侵华战争，水文观测被迫中断近5年。1946年6月至1949年3月，由湖南省水文总站恢复水文测验工作。1955年，长沙水文站与航运局水位站合并，上迁4460m到河东五一码头。1970年1月，因修建橘子洲大桥，长沙站再次上迁2370m，与文津渡码头相邻，继续书写着湘江的历史。

1909年至1936年的水文原始资料，在战乱年代里颠沛流离，水文人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着这些原始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住着木板房的水文职工胡菊圃，觉得不安全，特意在长岭租了一栋砖混房，将珍贵的水文资料和仪器藏了起来。庆幸的是，几经易手，这些资料完整保留下来，一部分现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

“长湘8201”，这条承载着长沙记忆的船只，如今停泊在三汊矶大桥附近的母山码头，沉默而沧桑。

今年96岁的刘修吾，是个老水文人，他时常想起这条船。1956年5月30日，毛泽东回到长沙，要在湘江游泳，刘修吾被安排对湘江进行水文观测，“毛主席从猴子石河段出发，游到了橘子洲头西侧。”记得那天湘江“水温19度，水流速度1m/s”，因为有了这些数据，6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变得鲜活且有温度。

24.63米，湘江长沙站最低水位

望着湘江，梁文胜时常想起儿时的湘江，平缓的沙滩，往来的是帆船，不像现在的大船掀起一阵浪，一阵疾风，“帆直接栽下去”。江水清澈见底，渴了直接可以喝。遇上干旱年份，河床裸露，从河西可以直接走上橘子洲。

百年时光，湘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南京大学地理学家杨纫章应该查阅过那份流落南京的长沙水文资料，她在1957年写过一篇《湘江流域水文地理》的文章，统计过长沙站的实测记录（1925年—1928年，1930年—1943年，1947—1953年），这20多年，湘江平均流量为2204立方米/秒，其中1934年为丰水年，1954年为枯水年，与1951年到2021年的多年平均流量相差并不多。这能说明，一百年里，湘江流量并没有太多变化。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湘江径流量普遍较少，后期有回升趋势；70年代初期比较稳定，中期相对较高，出现了1975年的特大暴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径流量普遍比较稳定；90年代又持续上升，但局部有严重干旱现象。

梁文胜1987年进入水文系统，占据了长沙水文百年时间轴的三分之一。亲历了1998年洪水，也见证了1998年的最高水位在2017年被刷新，如今回想依旧心有余悸，“水一直涨，那时候电话都被打爆了，兴马洲上的居民要不要撤，都等着我们的数据和预测”。

“湘江长沙站的最低水位是2012年1月1日凌晨1点，24.63米，城市取水口都取不到水了。”最低水位是梁文胜记录的。最高水位还可能被再次刷新，但是最低水位应该很难被刷新，2015年，湘江长沙枢纽蓄水稳定后，长沙站出现的最低水位是29米。今年的持续干旱，湘江也没有出现河床裸露的状况，干涸的湘江，以后很难再见到了。这或许是湘江百年来最大的改变。“但是湘江从来没有断过流，”梁文胜补充道。

“水质变好了。”如今，水质监测已经成为水文观测的重要内容，水质一天天变好，梁文胜感到欣慰。

湘江长沙段从昭山到乔口，与城市最为密切。梁文胜认为，城市建设让河道变窄，水流速度加快，冲击河床，冲走了河底的泥沙，再加上挖沙，河床下切，水位也跟着有所下降。湘江百年最深刻的变化，依旧来自于人类。

记录依旧在继续，或许多年之后，人们总能从这些冰冷的数据中，学会如何跟湘江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