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才让。

今年10月份，青海制作了一部题为《草原之子索南才让》的小纪录片。纪录片中，索南才让头戴一顶牛仔帽，上身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裤子是青色的牛仔裤，一副西部牛仔的打扮，只是，这个牛仔看起来既不彪悍，也不粗野。

外表温和的索南才让，用文字讲述出来的故事，却弥漫着既冷峻又热烈、既硬朗又柔软的高原荒野气息。

“在当下现代社会复杂多元的环境中，我对草原新一代的牧人，做了一种带有复制性质的解读。”索南才让如是解读自己的作品。

11月20日，以中篇小说《荒原上》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出现在颁奖典礼上。

12岁辍学牧民走上鲁迅文学奖颁奖台

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湖北岸，有片草原叫金银滩。金滩和银滩之间，是一条蜿蜒的河。河两岸的草原，经常大片大片开着金色花朵的，就叫金滩；经常开着白色小花的，就叫银滩。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的就是金银滩。

金银滩在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金银滩指的是开着金花和白色花朵的草原，对海北自治州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金银滩”既是那片草原，也是海北文联的内部刊物。

11月20日，索南才让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提到了这本内部刊物：“我写的第一篇作品是投给了我们当地的刊物《金银滩》，但是我当时很胆小，没敢进去，怕他们笑话我，所以在杂志社门口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把稿件投到了与杂志社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邮局……”

索南才让说到的这件事，发生在2006年，彼时，“胆小”的他21岁，是个地地道道的牧民——12岁辍学，他的父亲把一匹怀孕的白色母马连同家里的羊群交给了他，他的父亲对他说：好好照看羊群和这匹母马，母马生下的小马驹就归你了。15岁后，索南才让和草原上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零零碎碎地外出打各式各样的工，更多时候，还是在草原上。

索南才让的家在海北州的海晏县甘子河乡德州村。字面上看，“德州”似乎是个小城镇，实际上这是藏语的音译，藏语中，“德州”是六个山包的意思。“索南才让”也是藏语，意思是富贵长寿。虽然村庄和自己的名字是藏语，但索南才让和他的绝大多数父老乡亲，却是蒙古族。他和他世世代代的老祖宗一样，以放牧为生。

德州邻近金银滩，也是辽阔而水草丰饶的湖滨草原。那片草原，在王洛宾的眼里，盛长着悠扬的情歌，但在少年索南才让眼里，是很难走出的枯燥和无聊——放牧的时候，茫茫草原上，索南才让所见仿佛只有草原、羊、蓝天和白云，十天半月遇不到一个人、说不上一句话是常有的。

“我第一次读到让我迷醉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我十四或者十五岁。我在叔叔家里看到一本没有封面和开头的几十页的书，我拿起来，随意地读了一段，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面的内容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武功、侠客、江湖。这些东西正是我那个年龄段最需要的，于是便完美地契合了。我拿着那本书去放羊，那是冬天，而且还是一个黄沙漫天的日子，但我一整天都没有时间去关注别的事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羊群在哪里。那是我真正意义上阅读的开始。”

这个“开始”，把索南才让从辽阔的枯燥和无聊中解救了出来。此后，草原上，只要是有字的纸，他都借起去看。看完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后，他觉得他的人生要发生一些改变了：“阅读给我带来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而奇怪的就在于，我居然在对这些作品膜拜式阅读中产生了写作的冲动，我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姿态，开始了文学创作。”

《荒原上》写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年轻牧民

索南才让最初是在帐篷里开始他“无知者无畏”的文学创作的。早早辍学的他，成家也早。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县城，而他大部分时间在牧场上。

“我一个人在牧场，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喝热水，喝咖啡，然后写作。写到八点钟吃早饭，通常我会吃点蒙古族传统早餐，或者是牛奶和蛋糕。然后去打开羊圈门，数羊、给它们饮水，赶进牧场里。十点左右我骑着摩托车背着背包去牧场。背包里装有修补网围栏用的钳子、扎丝等工具，还有水壶，一罐啤酒、笔记本和自来水笔。干活累了我会躺一会儿，写点构思小说的片段。到下午两点过后就回家，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睡一会儿……”

索南才让的描述，让人感觉他在享受着不被人打扰的写作状态——在牧场，他熟悉的天空和大地，他熟悉的小伙伴和乡亲、熟悉的牛和羊以及奔跑的骏马来回穿梭于他的笔下。

和索南才让本人一样，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年轻牧民，呈现出来的，也是这些年轻牧民承载着的草原文明在当下城市文明侵蚀下的坚守、退让、彷徨与融合。

以他的小说集《荒原上》为例，《荒原上》收录了索南才让近些年创作的10篇中短篇小说，讲述的是10个不一样的年轻牧民的故事。

开篇的《在辛哈那登》中，“我”是个经常闯祸的小年轻，故事一开头便是被牛撞成重伤的母亲回光返照之际给“我”的叮嘱：“第一，不要闯祸了！第二，再也不要闯祸了！！第三，照顾好你阿爸！！！”故事没交代“我”曾经闯过哪些祸，但“我”真的没再闯祸了，哪怕“我”曾纠结于到底谁是“我”亲生阿爸，哪怕发现母亲要他照顾好的那个阿爸其实早就另外有个家，他也最终放下了恩怨，认为“一切都过去了”。

《山之间》中，索南才让安排两个主人公双脚走出血，还在不停地往前走，他们超越生命极限地、绝望地走，他们的目的是到达那个挖虫草的地方，但最终，他们中的一个倒在了无人的石林边缘，活着的那个不再觉得死亡是一种恐惧，并因此而获得从未有过的安宁。

集子里压阵的，是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荒原上》。《荒原上》讲述的是六个年轻牧民进山去灭鼠，保护牧场的故事。六个来历、性格各异的男人凑成一支临时的灭鼠工作队，散落在冬天的寒冷荒原上，旋即被困于鼠疫的绝境。一个个寒夜，他们在帐篷里围炉取暖，却也如一窝豪猪般争闹不休。有人冒险获得了远方姑娘的垂青，有人学会了认字，有人告别了旧爱，有人吐露了往事。拂晓，尊严与生存之间的选择降临，一个年轻的生命去了另一个世界。

索南才让坦言，写《荒原上》的时候，他的心境极为孤寂。当时他一个人在山里面当牛倌，大雪刚刚融化一半，群山斑斓苍老，“早晨起来清点过牛数以后，一整天都无所事事，只要我愿意，可以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因为不会有人来”。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索南才让在一本备课本上写下了这篇小说的初稿。

这些年轻牧民的故事，融进了索南才让对游牧文化的思考，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牧民的生活越来越好，牧人的视野也在开阔，思想也在适应潮流——年轻牧民赊账购买泡面、热衷于购买股票和基金、网恋等等；另一方面，他觉得现在的牧场管理不同于过去的牦牛驮着生活用品，牧人骑着马，赶着羊群牛群，在长无尽头的牧道中一步步地跋涉，“当牧道里没有了游牧，没有了长途迁徙中的故事，没有了其中的艰苦，又哪来的游牧文化呢？”

他也是在为朝夕相伴的动物写作

索南才让上学时用的汉文名字是“东君”，这是他当乡干部的伯父给他取的，意思是要他做东方的君子。他的伯父没有想到他以后会写小说，当然，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会写小说，他读书时连汉语的拼音字母都没学全、没学会，他连猜带蒙磕磕撞撞地读完了他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最初写作的时候，也是磕磕撞撞地把他要讲的故事用汉字一个个写出来。

尽管现在已经能够熟练而流畅地表达，但索南才让的字里行间仍有青涩痕迹，只是，读者于这青涩痕迹里看到的，是索南才让情感的真挚与朴素。

索南才让的小说中，让人感慨的，除了他对游牧文化、对年轻牧民的未来的忧思外，还有他对自然、对万物生灵的尊重与热爱。

索南才让的小说里，几乎篇篇都有马或羊，他用描写人物角色一样的叙述手法展开对动物的书写。《在辛哈那登》中，“‘战士’睡得很香，我都不忍心打扰……它瓷实的嘴巴飘开一条缝隙，牙齿缺乏管教地探头探脑”；《我是一个牧马人》中，“大通的马贩子把塔合勒拉走了。我把她送到砂路口，看着她混在一群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马群中渐行渐远，悲伤不已……我期盼她回头看我，可她没有回头。她不回头，是因为她难过，一个疼爱她的人，到头来却亲手把她送到马贩子的手上”；《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中，“我穿好衣服走出去，羊群在铁槽周围，此起彼伏地嚷着，在催促饲料。它们生气了，因为比平时迟了近一个小时”……

对动物类似这样的书写，在索南才让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当然，索南才让也写狩猎，也写杀牛和宰羊，这是牧民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对动物的情感，出自他作为最后一代传统牧民的本能，与动物朝夕相伴的日子里，“我从中得到了灵感，我在为它们写作”，索南才让写道。

“天大地大的环境中人就显得很卑微，会自然地产生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和宗教没有关系，是人在自然中放置自己地位的一种表现。我们牧人在其中和牛羊处于同一种关系，我们在相互依靠，相互利用。它们既不是我们的‘宠物’，也不是我们的‘猎物’，而是我们的生存保障，是安全感。反过来也一样，它们依靠我们牧人的牧养而活着、繁衍着。所以就不存在什么怜悯性、残忍性的问题，一切都是自然法则里面最正常、最自然的。”索南才让如是阐释他小说中出现的草原上的原生态和蛮荒——某种层面上讲，索南才让和他的小说的出现，是自然法则下游牧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

对话

“我经常被一些很好的作品打击到”

潇湘晨报：我注意到有些评论家提到您小说中的倒装句、翻译腔的问题，这和您的母语蒙古语的表达习惯有关吗？

索南才让：确实，我的母语习惯里就有倒装句。所以，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别人看来就有问题。最早，《金银滩》的主编赵老师就在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一篇一万字的小说出现几个倒装句还可以，出现那么多是不行的。现在我知道，倒装句不能在文学作品中频繁运用，不能说这样会对文本有什么破坏，但它就是让你觉得很别扭。

翻译腔的出现，也是和我小说中的人物设定有关，他是蒙古族人，说的是蒙古语，我写的时候，不是我附身到他的身上用我的话去说，而是他用自己的母语说，我用汉字写他说的话的时候，心里就有个翻译的过程。所以，有时候就难免有一些翻译腔，但我自己并没有感觉到。

潇湘晨报：我在读您的小说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翻译腔的问题，倒是感觉您的表达有时候不是很顺畅，和早期的萧红、沈从文有些类似。

索南才让：对，他们早期的作品最吸引人、最抓人的，不是他的文本有多好，而是他文字里蕴含的与生俱来的很有天赋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我很有感触。在修改《荒原上》第四稿还是第五稿的时候，我的责任编辑吴越就对我说，你改得太熟练、太顺了，失去了原本的稚拙与粗糙。后来我又往回改，把看起来太成熟的地方改得粗糙一点。

潇湘晨报：之前您在一些场合提到福克纳、海明威对您的一些影响，他们主要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您？

索南才让：我喜欢海明威的简洁、留白比较多。我的短篇《塔兰的商店》就是像海明威那样，这篇小说别人看起来觉得简单，但我自己很满意，我留白很多，而且我自己觉得留得还高明。

福克纳的小说，很多人觉得他的小说读起来很吃力，但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感觉，包括他最复杂的《押沙龙，押沙龙！》，我读起来也没有因为它文字的密度之大和时间跳来跳去的错乱而让自己产生困惑，我能够很自然、很顺地读进去。他在文本上的探索和创造力，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也想那样写，但我做不到，我也不想为了那样而那样。

福克纳，我最初看的是他的《去吧，摩西》，他自己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其实里面包含了几篇中篇小说。我很喜欢他的这部，看了好几遍，后来，我有几个短篇就很明显地受了他的影响，在修改的时候，我有意把受他影响的那些痕迹削弱了一些，把具有自己特色的痕迹突出了一些。2008年，我在北京买了一本他的传记，这本书一直带在我身边，每当我在写作上感觉绝望、写不下去的时候，我随便翻看其中一段，就能够重拾信心。这是他对我最大的帮助。

潇湘晨报：什么情况下你会对自己的写作感觉绝望？

索南才让：我很认可阿来老师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文学作品不是一流的，那么对于读者而言就是“无用”的。在看到他的这句话之前，我就有这样类似的感受，我经常被一些很好的作品打击到。第一次打击我的，是看到马尔克斯的小说，看了后，我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写作了，已经有这么好的作品了，你自己写作的意义在哪里呢？后来又读到《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尤其是《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写它的时候才二十几岁！这个时候我的感觉就太糟糕了，就会反思：我这样小打小闹地写，没写出任何一个很有意义的作品，那写作的意义何在？这样的打击循环往复地围绕着我。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遇到这种打击，不想写了。

潇湘晨报：我看到的您的小说写的都是草原，有没有想过写草原之外的题材？

索南才让：我倒没觉得我生活在草原、被标签为一个牧民作家，我就非得一直写草原，我不太认可这个。显而易见，我以后可能会慢慢减少写草原生活——城市化是越来越主流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在草原上同样成立。现在我们那里，所有的小孩都在县城里上学，所有的老人也都在县城生活，草原就像是城里的一个单位一样了，牧民可能晚上回县城住，早上会像城里人上班一样去草原放牛、放羊。这是一个趋势。我的写作题材自然会跟着这种趋势发生变化。

潇湘晨报：到目前为止，写作有没有让您的生活发生大的改变？

索南才让：没有，我的生活主要分两块。一块是写作，一块是牧场上的牧人。我的很多草原上的朋友也是分为两块，一块在牧场上，另一块可能是做生意。其实都一样，我们每天在牧场上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转过身看起书或者拿起笔的时候，身份上有一点点区别，我成了一个作者，而他们成了被写作者。

潇湘晨报：最开始你告诉他们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待你的？

索南才让：我最开始跟他们说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小说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我说我是写故事的，他们就懂了。我会把小说中写到的他们的一些事情告诉他们，他们经常觉得那些事情其实也没什么意思。但他们如果看到我在小说中把他们写死了，他们会有意见，说我明明没有死啊，你怎么把我写死了啊？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牛圈》里的老金，最开始发表的时候叫老全，他是我们以前的村书记。他以前是个猎人，跟小说中一样。他的女儿看到了，问我这样把她爸的名字写出来可以吗？我说可以。后来我又接到老全的电话，老全说你怎么把我以前打猎的事情写出来，现在要保护野生动物，你这样写是要害我坐牢的。我跟他说没事，让他放心。他还是不放心，看到我就说我，我说你就知足吧，小说里我说你不打猎了，你还保护野生动物，和盗猎者斗争，牺牲了，真实的你没这么伟大。他就不作声了。不过后来我还是照顾他的情绪，把老全改成老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