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其中明确指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

这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农村人情负担”。此前，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移风易俗”等相关内容。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便要求引导农民“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此后十余年间，文件进一步关注到了农村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问题，以及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2019年，“天价彩礼”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2021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将其表述为“高价彩礼”，并连续3年点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农村丧葬习俗改革。”

为啥点名农村人情负担？

人情负担一直是农村面临的一个难题。与城市相比，农村更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情社会，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世故。婚丧嫁娶、读书升学、盖房乔迁、老人祝寿……都要进行宴请，同时，也正是因为频繁的办酒席，人情世故越发频繁、严重。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虚荣心理也是导致攀比之风盛行的一大原因。“人家通知你，是给你面子，你不去随礼，会让周围的人瞧不起。”“送了这家不送那家不合适，别人送得多，自己送的少拿不出手。”……在“面子关”的催生下，人们出手越来越大方，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农民自己也是有苦难言。

百对新人在张家界举办集体婚礼

中国人重“礼”，但这个“礼”是人类对宇宙天地的敬畏，对德性的追寻，对和谐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礼”包含着相互尊敬，互相帮助，充满人情的意蕴，如果将人情往来注入了太多功利性元素，也就失去了“礼”本身的意义。

为减轻农村人情负担，都做了什么？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剑指“天价彩礼”问题，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具体到湖南，2022年10月，湖南印发了《湖南省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在方案中，明确提出对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四类行为重点治理，并要求建立完善移风易俗落实机制，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加强对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妇女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组织的指导。同时指出，要创新农村移风易俗的方法路径，大力推广文明积分、道德超市、红黑榜等做法，发挥文明家庭、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等示范带动作用，加强正向引导，对农民群众的文明行为给予相应的精神、物质奖励。

2021年4月，民政部公布包括湖南省澧县在内的15个地区单位为全国第一批婚俗改革实验区。9月，再次确定17家单位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均为三年。

作为第一批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湖南澧县，其实自2017年起，就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推进婚姻领域的移风易俗，各村（社区）开始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将喜事新办、俭办纳入其中，组织村（居）民开展婚俗改革实践。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专家宣讲、党员带头等方式“全线出手”，对低俗婚闹、天价彩礼、嫁妆攀比、人情风等进行整治。

湖南澧县九旺村村规民约

农村人情负担的背后，实则是发展问题

面对沉重的农村人情负担，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不断探索创新，通过制度机制约束、宣传教育引导、家风家教浸润、党员干部带头、典型示范引领等，多措并举进行治理。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了具体路径：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推动党员干部带头承诺践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正向引导激励，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广清单制、积分制等有效办法。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减轻农村人情负担、移风易俗需要社会多方努力，仅仅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发展带来思想的进步。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稳定丰厚的经济来源，礼金往往还承担着家庭经济保障、养老补偿、脸面攀比等多重作用，只有实现农村地区的充分发展，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提供不错的增收前景，人们才会逐步摒弃陋习、形成新风。